辛德勇读《赵正书》︱细说赵高：与秦王族不相干的赵氏

《赵正书》里的一个核心人物，是那个看着好像是赵家人而实际上却与赵家龙种毫不相干的赵高。

明明姓赵，我却说他与正宗的赵家人毫不相干，是因为我在前文中已经清楚指出，秦朝的始皇帝，应该是赵姓秦氏，而且就是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才姓赵，才成为地地道道的赵家人。因此，能姓 “赵”的，只有他亲身播下的种，而赵高是赵正做皇帝之前就被任用的人，这样他姓名中的这个“赵”字，就不可能是“赵正”的“赵”。过去曹道衡先生就因为没有注意到秦君之氏由“赵”而“秦”这一变动，从而以为赵高与秦王室同族（曹道衡《关于所谓“赵高复辟”问题的旧案》，载曹氏文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其实所说并不可靠。

那么，赵高的“赵”又算个什么东西呢？《史记》记载说，他是“诸赵疏远属也”（《史记·蒙恬列传》）。这里说的这个“诸赵”，应该是秦国先祖原来用过的那个“氏”，即“赵氏”。

我在前文中已经谈到，当时所谓“赵氏”，源出于“其先造父封赵城”的一支嬴姓族人，而依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秦始皇虽与造父同祖蜚廉，却是出自这造父之外的另外一个支系，因羡慕并且贪图造父这一支脉的荣耀，便硬行蹭将上去，强跟着搭着也勉强成为“赵氏”家族的一员。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似乎就可以称之为“诸赵疏远属”了。可是这得血脉倒灌，灌回到“赵”之所以称“赵”的先祖造父之前，才能把这两个支属的血缘统合到一起，而在这时却还没有“赵氏”存在，这就显示出这一说法的勉强之处了。

当然赵高也可能出自造父以下的某一个支系，和赵国的“赵”同祖造父，只是他的血脉离开家族的“嫡系”正脉已经很远，这也可以说是“诸赵疏远属”。

在《朕姓甚名谁》那一篇里，我还讲到，到赵高进入秦国宫室服务于秦王正的时候，秦国的王族，早就抛弃“赵”这个“氏”不用而改称“秦氏”了。所以，赵高这个“诸赵”，与秦始皇之前秦国王族中的哪一个支系，也都扯不上什么关系。换句话来说，宋朝那个秦桧和正宗赵家人的血缘，要比赵高近得很多很多，因为他这个“秦”姓应是缘于以秦邑、秦国得“氏”的那个“秦”，确实带着大秦的基因，而在赵高身上，这样的基因却一丁点儿也没有。

正因为他家这个“赵”同秦朝始皇帝他们家那个“赵”没有什么关系，看着好像是赵家人，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赵家人，身上的血液贱得很，所以，也就不妨碍他遭受宫刑，成为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宦官。君不见秦二世皇帝登基就位之后，便以“不臣”之罪，将他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另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在行刑官吏面前“皆拔剑自杀”；公子高则主动请求从死于始皇，陪“葬郦山之足”，以保全子孙后裔的性命。总之，让他们哪一个都“无得立者”，亦即统统杀掉（《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想杀就杀，而不是动用各种肉刑，毁肌肤，断肢体，以至从他们身上切去点儿什么更重要的东西，用以昭示惩处，就是因为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规矩。

阉割男子生殖器的宫刑，在各种肉刑当中，尤为无出其上的奇耻大辱，故司马其才会为之痛心疾首（《汉书·司马迁传》）。因而除了这种一般性意义的“刑不上大夫”之外，《礼记·文王世子》尚且记云“公族无宫刑”。相比之下，赵高这个“赵”字里面并没含有什么高贵的血液和基因，才该着要受这份辱，遭这个罪。

附带说明一下，关于赵高的出身，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里曾引述《史记索隐》，称“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雠，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一“赵高志在报雠”条），今亦有人，据此立论，一本正经地述说赵高的身世。今案此语不见于今散附于《史记》的《索隐》，也不见于汲古阁单行司马贞原本《史记索隐》，颇疑赵翼钞撮史料有误，且谛视《史记·蒙恬列传》所见《史记索隐》的相关文字，尚与之存在明显的冲突，从而可知此语绝非出自小司马之书。况且这一说法与《史记》“诸赵疏远属”的记载亦相悖戾，即便《史记索隐》有过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可信。

不管“赵高”的“赵”，还是“赵正”的“赵”，他们都是历史上的人，他们做过的那些不是人的事儿也都早已成了历史。历史过去了，任由后人研究。做一个研究这些往事的历史学者，年高寿永，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一是因为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大量的阅读，通过阅读，来累积知识，而年龄越大，读得书才能更多，这样你就会具有周围年轻学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二是因为当你年龄很大了，与周围的整个研究群体相比，你本人离所研究的历史就显得更接近了，而离得越近，看得自然就更周详一些，更清楚一些，这同样是周围年轻学人所不具备的一大优势。

对于离开研究者时代已经很远的古代历史研究来说，不管你年龄有多大多小，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时间差距，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是研究者所选择、所依据的史料，却同样体现出上面所说后一重意思，这就是研究者一定要更加重视早出的、距离所研究对象时代更为贴近的史料，因为这样的史料通常会具有更直接的来源。

赵高是个被做过阉割手术的宦官，这一点，在早期严谨的历史文献中，有着非常清楚的记载。历代相传，一直传到很晚很晚，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疑问。

可是在中国这个国家的学术被弄得日益随意任性的今天，竟然满世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这一状况，在迅疾广泛扩张的网络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各路达人，罔顾基本史实，在网络上恣意散布新说，非说赵高没被做过这特种手术不可。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几次公开讲演时，也都有人不断向我提出这一问题。

在专业研究领域，虽然我并不认为人人都有发表学术见解的资格，它应该有一个起码的门坎，但在法律层面，确实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只要组织上让你讲，普通民众当然谁也管不着。不过自己想怎么胡说就说是自己在胡说，万万不能把自己的说法强安到古人身上。试看据说还算很是严谨的《维基百科》，是怎么表述这一问题的（2019年3月2日）。《维基百科》上先是说“关于赵高是否为宦官的说法尚存争议”，编写者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哪怕只有编写者一个人看法与众不同，这也算是存在争议。不过《维基百科》接着又写道：“唐代之前的史书并未指出赵高为宦官。”这话可就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了，而且差得码子很大。

根据非常可靠的史籍记载，西汉时期，即有两项明显的事件，足以证明，在承秦而立的汉朝，赵高是个宦官，乃是人所共知的社会通识。

第一个事件，是《汉书·京房传》记载的一段京房与汉元帝的对话：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京）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今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靁，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肌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君臣之间这段哑谜打得来来去去，到头了，谁也没彻底挑明他们在说的那个人名——大宦官石显（石显做的这个“中书令”，就是太史公受刑后做过的那个官儿，司马迁当时也是“尊崇任职”，事见《汉书·司马迁传》）。

汉元帝和京房君臣提到的“幽、厉”，是指周幽王和周厉王，“竖刁”是齐桓公任用的宦官，亦书作“竖貂”。在这段内容中，唐人颜师古的旧注，有一点疏误，妨碍我们通解上下文义，需要指出。这就是京房问汉元帝“今所任用者谁与”？汉元帝回答说：“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颜师古注释说：“愈与愈同，愈犹胜也。言今之灾异及政道犹幸胜于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针对这一说法，清人钱大昭别做新解述云：“帝意谓我所用者幸非竖刁、赵高之辈，且灾异之来不在此人。”（钱大昭《汉书辨疑》卷一九）按照这样的看法，文义自然更为通畅。读书贵在融通，通了，就是对的。

这样，通读上列引文，就不难看出，正因为在汉元帝和京房的眼里，竖刁和赵高都是大名鼎鼎的宦官，齐桓公和秦二世两位君主由于分别宠信他们二人而导致国乱以至天下败亡，所以京房才会举述这一成例以规谏元帝不得继续任用宦官石显（京房在汉元帝面前绕着弯儿讲就是不提石显的名字，我想很可能与其忌惮元帝身边的宦官为石显通风报信有关）。如果这样的解读不缪，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汉元帝时期，人们在聚谈前秦旧事时，赵高身为宦官，就像说到尧舜禹时人人都共认他们是上古时代的神圣帝君一样，这是毋庸置疑、也绝对不会有人有什么不同看法的铁一样的事实，这样，对话才能进行下去。

假如有人对这一点还有疑惑，那么，让我们再来看时代距秦更近、表现得也更为明显的第二个事件，这就是在前面《一件事，两只笔》那一篇里引述过的樊哙率群臣排闼见刘邦事。此事载录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时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在宫内头枕宦者而卧，连续十多日拒而不见群臣，樊哙不得不闯入卧室，群臣则随之而入。樊哙“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这里明确将刘邦独枕宦者与秦二世独倚赵高事相并比，其又不谓赵高为宦者而何？

此事愈加清晰地显示出赵高是一个近幸于皇帝的大宦官，这是刘邦以及樊哙等群臣人所共知的事情。

一句话，赵高是净身入宫的宦者，在大秦帝国，是寰宇之内人所皆知的事儿，世间口耳相传，直到汉朝，人们也谁都知道这件事儿。如上所述，《史记》、《汉书》对赵高都有确切的记载，你不读书看不到这些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人活着不是非得看书不可，但煌煌正史俱在，这绝不是后世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谁想否定就能轻易否定的事儿。

（本文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