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诚：问诊近代中国之经济，梁启超、严复谁更胜一筹

赖建诚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4月18日，他在“明白”知识平台做了一场题为“梁启超与严复的经济面向”的问答。经“明白”平台授权，澎湃新闻整理、选摘部分问答，以飨读者。

梁启超讨论经济史最关注哪些方面的议题？针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梁启超有哪些经济主张？梁启超在担任民国财政总长的时候，这些主张是怎么实现的？

赖建诚：梁启超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最注重两个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他积极主张中国要进入金本位。因为甲午战后，日本从中国要了很大一笔赔款，这笔赔款让日本的货币改革进入金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他们跟外国做生意支出往来完全用黄金。而当时中国还是银本位。银本位的缺点在于，欧洲列强都进入金本位之后，白银的世界价格起伏很大。那么，中国在贸易中就会吃亏。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茶叶、丝和瓷器的出口商，他1月1号卖出一批东西10万两银子。年底的时候，他真的也是收了十万两白银，但是白银的价格跌了20%，他等于就白做了。梁启超说，这样我们再怎么努力，国家的贸易收支永远是负的。所以，光绪皇帝应该走日本的路线，迅速走向金本位，因为黄金价格相对稳定。

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梁启超的提议没能实现。张之洞为什么反对呢？第一，他说日本能走金本位，是因为它本来就开始慢慢累积了相当的外汇存底。第二，日本从中国得到大笔赔款。第三，日本从世界上借到很多外债，外国人相信日本人的金本位是可行的。反过来说，中国的赔款从鸦片战争赔到甲午战争，赔到庚子，已经赔光了，根本没有黄金。不要说黄金，连白银都没有，不要说白银，连铜都有问题。所以，梁启超根本不切实际，不了解中国的真正困难，只是摇旗呐喊希望中国进入金本位。张之洞说中国不要说金本位，连银本位都是半真半假，真正上是铜本位。光绪皇帝也知道国库亏空，没有办法走金本位。所以，梁启超的建议，其实就没有办法实行。

光绪皇帝的压力很大，因为白银一直跌，中国货币一直贬值。贬值一方面可以促进出口，但是进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皇帝就很为难，这时候，有两件事情救了光绪的命。第一件事情是银价长期跌得太深之后，它反弹了。反弹之后，中国的银价上涨，银价上涨表示中国的汇率提升了，所以国际收支的压力就少了很多。第二件事情是，辛亥革命成功把清政府推翻了，光绪皇帝就解套了，就没他的事情了。

回到中国是否实行金本位的问题上。依我现在的看法，我认为张之洞是对的，国库赔款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不可能行金本位，就算改行金本位，国际上对中国也应该没有信心。所以，梁启超是一股热情大于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论。

梁启超最关心的第二个议题是中国的财政。从太平天国开始到各种赔款，中国财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梁启超从日本介绍来很多欧洲财政新奇的方法，但晚清政府已经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了。所以，等到民国成立之后，新政府就邀请他回国担任财务总长。他接任财政总长的时候，那一年中国就换了23位财政总长。也就是说，一两个月就换一两位，或者是三个月换了四五位。那梁启超做了多久呢？也是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他撑不下去了。他说，整个地方财政的资源都在军阀手中，军队是有枪的，我是一个文人，是一个空头部长，我下的命令他们根本不理我。所以，他写信给大总统，说这个财政部长我干不下去了，如果你们要找财政部长，最好找军人来当。

这就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梁启超在日本隔海对中国所有的批评、期盼和建议，等到他真正回到本土战场的时候，他其实一样是回天乏力的。这个问题我多少有点个人主观见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看法。

为什么严复要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赖建诚：我认为严复其实是被书名吸引到了。第一，亚当·斯密是很有名的人。第二，《国富论》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书。《国富论》对一个希望追求富强的人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他想如果介绍到中国来，说不定可以帮助晚清再度富强起来。从更宽广的背景看，其实严复介绍了很多书，有社会学，有演化论，还介绍了逻辑学，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就是要把整套西洋重要的思想迅速地传播进中国，那么在经济学里一定要选一本，他就选了《国富论》。

那么，严复选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明白它的内容和论点吗？我认为他未必明白。第一，这本书太厚，八九百页。第二，书里有太多理论他跟不上。第三，有太多的欧洲历史背景，他也未必跟得上。为什么判断他跟不上呢？因为他不是去学经济学，是去学海军的。他在英国只待了两年，他掌握的知识是不够的。我认为他在两年间把英国式的知识，主要的著作都挑回来了，带回中国之后，他没考上科举，没事做，就赶快一本一本地翻译。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所以他在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地翻译了很多书。

回到《国富论》，严复翻译的过程中，会不会感觉怪怪的呢？当然会。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倡两个论点，第一是自由放任；第二是自由贸易，这在晚清中国都不能用啊！那时候的中国哪有自然放任的思想，那时候如果开放自由贸易，中国的货品早就被欧洲更好的品质，更好的布料、机械全部打垮了。所以，我认为他翻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觉得不对劲了。从晚清的症状来说，他选错了书。《国富论》是英国要迈向产业革命，经济起飞时候的作品。但是，严复把它介绍来中国的时候，是中国经济最衰败，正值革命兴起的时候。所以，在我的书中对于严复翻译《国富论》，有一个比较公平，但是比较刺耳的评语——“找错了医生，开错了药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完全不适合晚清的中国经济。

那晚清的中国经济要用什么方式来挽救呢？这一点就要听梁启超的。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他说晚清如果自由放任，只有更早失败的下场，应该采取德国式的保护主义，应该采取重商主义的奖励出口，减少进口，以累积金银、累积外汇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经济。但是，梁启超的见解有一个问题，英国的重商主义会成功，有好几个背后的条件。第一，它的海军很强；第二，它有殖民地的原料市场；第三，它有殖民地的广大市场。它可以用海军的力量去保护它的产品，也可以顺利取得原料，又可以把它的工业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这三个条件都不是晚清所能具备的。所以，就算是梁启超的路线是对的，我也不认为他会成功。

所以，《国富论》是找错医生，开错药，重商主义就算是对了路，我们又没有条件做，那晚清就只有一个结局——辛亥革命，创立民国。所以，晚清的经济演变是一个回天乏力的必然结果。

严复的翻译是否传达了亚当·斯密的想法？

赖建诚：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严复在翻译的时候，中国的文字跟概念没有办法有效地传达亚当·斯密的想法。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严复在翻译的时候碰到很多名词上的困难。比如《国富论》里常常提到一个名词叫“边际报酬”，这在西欧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观念，可是中文用什么概念或名词来传达边际报酬呢？再例如“银行”（Bank），他明白银行跟中国的钱庄不一样，不能翻译成中国的钱庄，他最后怎么办呢？他选择音译成“板克”。第二个他碰到的困难是概念上的困难。比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定理，我们现在明白这叫市场价格机能。可是在1900年，他怎么来翻译这个呢？他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它删掉不译，他认为这个对中国没有帮助。再举一个例子，“钻石与水”的矛盾——钻石这么没有用，为什么卖得这么贵？水这么有用，为什么这么便宜？这就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严复怎么翻译呢？他就把它删掉，根本不要，他认为这跟国家的财富没有关系。所以，我说严复只是看到“国富论”这三个字，以为读懂它就能让国家富强，我觉得他是认知上的错误。亚当·斯密是一个书呆子，他更看重学理大于政策。所以，在概念、词汇和思想的丰富度上，严复都不能翻译。如果你去看20世纪初严复的翻译版本，就可以看到他大概删了1/3都没翻译，他认为欧洲的历史跟我们无关，把它全部都删掉了。

删掉了这么多，他也觉得对不起读者，怎么办呢？他写了六万多字的翻译注解，他叫做按语。这个按语大概有三百一十几条。他翻译《国富论》时认为对哪个论点有同感，中国发生什么事，以同样的道理，古今中外应该是一样的，这样中国读者读起来就心有同感，有共鸣。他有时候又觉得斯密讲的话，跟他的认知不一样，忍不住就跟斯密辩驳起来，写一两页来争辩。有时候他又碰到第三种状况，因为斯密的书是1770年代，严复翻译的时间是1900年代，差了一百七八十年，有些现代的知识，他认为斯密没有掌握到。他又帮中国读者补充最近的发展。这些也是严复翻译《国富论》的特色。

严复的出版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没有影响？

赖建诚：有，非常有影响。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胡适，他本来不叫胡适之，叫胡敬梓，他改名就是因为看到严复翻译《天演论》里面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受了很大的刺激。那么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又刺激到了谁呢？就是钱穆。钱穆当时在江苏读中学时，接触到这本翻译本，他就被严复翻译的文体吸引住了。他说这个人的文体写出来那么典雅，这种文体我跟不上，太佩服了。也就是说钱穆佩服严复的部分是佩服他的古文，钱穆对经济见解没有兴趣。

要问严复的翻译对知识界有没有影响？也有，有些是影响到思维性的，有些是影响到个别见解性的，有些是把西方的这扇门打开了。除了这种知识性的影响之外，严复的翻译有没有改变这些人的思维呢？1900年代的人明不明白严复的书呢？他们其实都听说过，很多人都买来放在书桌上。可是看得下吗？我怀疑。能接受吗？我更怀疑。所以，我有一个感觉，那时候人们受的影响基本上是名词跟概念，而不是体系性的，也还没有到思维性的层次上。可是我们一百年后来想这个事情，也情有可原，这就是一个启蒙状态，也就只能这个样子而已，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

梁启超和严复的经济主张，有什么异同？

赖建诚：这是我最想表达的问题。我先讲梁启超，梁启超的论述有几个特色。第一，现实性和问题性很强，是符合时代的急迫性问题。第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特色是负面的，因为只要环境一变，时间一过，这些问题就随风而逝。也就是说，我们用现代的知识去读梁启超的那些经济见解的文章，你就会觉得它比较粗浅，而且很容易就理解。

相对的，《国富论》跟严复这个题材，它在好几个层次上，都比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更困难，更有深度。怎么说呢？第一个，知识性上比较丰富，它介绍了各式各样的理论，介绍了欧洲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它比较有体系、有深度、有广度，它的政策性也比较能跨越时空。

如果问他们两个人的见解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梁启超的部分是比较具体，读者多，肤浅、随风而逝。严复呢？你慢慢读了之后，才觉得原来他选的这本书是一个有深度的书，虽然他理解得不是很好，但是从他的理解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很不同的体会。

就经济见解的水平而言，梁启超跟严复谁高谁低？

赖建诚：梁启超的文笔很清晰，很犀利，问题很明显，老少皆宜。相对而言，严复在翻译和注解的时候，就算在谈具体的经济问题，他都用非常古奥的文字，他用太简要的文言文写得太浓缩，好像只想写给自己看，给与他程度类似的人看，一般读者恐怕跟不上。就算勉强跟得上严复的文字，对西洋的学说和历史背景又陌生，所以，真正理解严复翻译的人，恐怕非常有限。

梁启超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用现在的话就是经济思想史）的第九章里，把严复翻译的书重新摘要地讲给一般人听，这等于是梁启超在帮严复的翻译本做科普工作。对比起来，当时严复译本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冲击，远远比不上梁启超，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一百年之后，我们看严复的翻译，那些难懂的古文，我们觉得他有很深刻的内容，比较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值得重新分析，重新理解。但是，梁启超的文字就没内容了，随风而逝了。

所以，论文笔、论才情，梁启超比严复高。论感情，梁启超比严复敏感、热情、敢说、敢做。但是，为什么严复的文字反而更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梁启超说的事情都是以某时某地的题材，没有深入的学理表达，他基本上的手法就是从日本人的财经著作，吸取架构性的概念，然后把中国当前的问题纳入那套解说，用他搅动社会的笔锋传给一般的读者传阅，时空一过，就引不起深度的兴趣。而严复的书是一本世界级的经济名著，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空环境下，都有大量的读者。他的按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宝藏，让我们知道严复的心态和亚当·斯密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说，1902年的那一本《原富》——就是《国富论》最早翻译本，对我们来说，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对话效果。它在问题意识上，产生了许多可能性和可以辩论的空间。这个题材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都很容易产生知识上的探讨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