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过是所谓的“道侠”吗？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历来为人所共知，正如北大严家炎先生所述：“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

大概也正因为金庸小说中这种儒道释、诸子百家无所不包的特点，近年来有一种论调，认为金庸小说中的诸多主角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别的侠，如郭靖是儒侠，杨过是道侠，段誉虚竹是佛侠。这样的划分简洁明了，很容易被广泛接受，但真的合理吗？

说郭靖是儒侠似乎可以理解，“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确实体现了一些儒家的理想信念，但他重视实干的一面，又似乎更靠近墨家。那么，杨过是否是道侠呢？这个道侠的“道”到底指涉什么含义呢？

你说的“道”是什么“道”

谈及“道”，我们可能就要头疼了，因为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多层含义。庄子的“道”与老子的“道”可能略有不同，魏晋的“道”与老庄的“道”有很多不同，“道教”的“道”和“道家”的“道”又几乎是两个概念。甚至，根据李申先生的《道教简史》，“道教”这个概念原先根本不是指我们现在理解的道教，而是指儒家，如《墨子》中载：“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而所谓“道家”，最初根本不包含先秦的老、庄，而是特指汉初黄老之学。

此外，即便我们不去纠结字义上的源流考证，仅仅谈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道家，会发现这其实也并不容易。“道”这个概念仿佛人人都可以谈，但很少有人可以说清楚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谈“道”。老庄固然提出了一种“道”的理解，但汉之后融入阴阳家等学问之后的黄老学与老庄学问已经有了很大不同，魏晋时期王弼等人对老庄的阐发，也必然带有他们的时代关注。佛学兴盛起来后，道家又向佛学取经，要划分出一个“道”的概念就更让人头疼了。像苏轼这样儒释道融贯的思想家，你能轻易地说出他某一句话究竟是属于儒释道中的哪一种吗？

面对“道”，中国人已经头疼了，外国人就更是如此。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德国，《道德经》德译版本总计102本，研究《道德经》的德语专著达到700余部，德语中对于“道”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包括Gott（上帝）、Vemunft（理智）、Weg（道路）、Wort（话语）等。

大概是觉得“道”这个词实在是不可译的，所以英语国家的译者在翻译“道”时干脆音译过来，写作“tao”，也就免去了理解的困难，保留了其自身的多义性。但这里仍然有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文化里的“道”和“道教”的含义大有不同，但英文里一律翻译为“taoism”，足见他们其实并不明白其中区别。

那么，话说回来，当我们把杨过归类为“道侠”时，你说的“道”究竟是哪个“道”？

杨过的“道”是什么“道”

尽管对“道”的定义困难，但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如果仅凭直觉对一些行为作出划分，看是否是“道”的，其实不那么困难。因此，我们也可以不去纠结字义，仅笼统地看一看，究竟是杨过的哪些行为，让我们对他产生了“道侠”的印象。

杨过思想里最让人联想到“道家”的，恐怕是他对于世俗礼教的反抗。大胜关英雄大会上，当小龙女与杨过当众表白情意时，黄蓉郭靖基于礼教观念，认为师徒结婚是不可容忍的事情，黄蓉说：“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郭靖干脆气到爆粗口：“小畜生，你胆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但杨过仍然执拗，说：“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总体上，道家对礼教一向不大客气，《庄子》外篇《骈拇》、《胠箧》等篇中，都对礼法造成的违背自然现象进行了批评。庄子认为礼法与人的自然本性是相违逆的，甚至认为，礼法最终必然会沦为盗国者统治民众的工具。因此莫如绝圣弃智，舍弃所谓的圣人礼教，回归人的天性。魏晋之后，道家思想也一再被用做对僵化的礼教规范的反抗。

除了反抗礼教，杨过的“道”还体现在与黄药师的相知。黄药师可能是金庸武侠世界里最具魏晋风度的一个侠客，小说中说他：“常道：‘礼法岂为吾辈而设？’平素思慕晋人的率性放诞……”听到女儿去世的假消息时，狂歌亦有晋人风范。杨过与黄药师一见倾心，觉得“只是黄药师说到甚么，他总是打从心窍儿出来的赞成” ，甚至想与黄药师拜把子结成兄弟。黄药师显然体现了魏晋的“道家”气质，杨过与他如此相投，自然也很“道”了。

此外，说杨过是“道侠”时，有时还会强调他至情至性、重视情感的一面。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因为在老庄的思想体系里，像杨过这样天生热血的人，必然是做不到逍遥超脱的。当妻子死亡时，庄子本着死生一也的世界观，认为生与死不过是气的流动变化，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只是刚开始感慨了一会儿，马上就箕踞而坐，鼓盆而歌了。你能想象小龙女去世之后，杨过“箕踞而坐，鼓盆而歌”吗？如果不是绝情谷底有深潭，杨过早已为爱殉情了，像这样的人，岂能悟道？

魏晋的士人们似乎更加重视情感了，他们讲“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许多士人重情的故事，但细究可以发现，他们的重情大多限于亲人朋友，很少为爱人悲痛的。这与杨过的至情至性也有着不同。

那么，杨过这个人物究竟体现的是怎样的世界观呢？

西式的侠？

我们通常强调金庸小说里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要素，确实，琴棋书画、诸子百家是金庸小说中最为显露的部分。但事实上，金庸的武侠世界里还有一块背光的区域，这就是西方文学的影响。

金庸最爱的外国小说家是大仲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对于《书剑恩仇录》创作的影响十分明显，他还曾提到过《天方夜谭》的叙事模式对于《雪山飞狐》创作的影响。此外《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养伤一节，也被论者普遍认为受到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因此，论及杨过的违抗礼教，究竟是道家思想的显露，还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由观念的影响？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杨过的至情至性，对小龙女的一片痴情，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较少谈及的部分。而十六年后杨过为情而死的冲动，是西方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较早的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朱丽叶殉情的情节，稍迟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乔治·桑的《瓦朗蒂娜》等。据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世后，曾引起效仿狂潮，殉情的青年人数直线上升，一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恐怕是较少见到的。

因此，把杨过简单归类为“道侠”似乎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需要看到金庸小说思想上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杨过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宋代，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待杨过的思想和性情，都不会让你觉得他与现代有什么脱节。金庸恰恰创造的是中西古今融会贯通的武侠文本。

参考资料：

1.《道教简史》，李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2.《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严家炎/著，收录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