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丘逢甲、林仔肩与同文学堂族群冲突

1903年底丘逢甲在汕头岭东同文学堂与林仔肩发生激烈冲突，次年以两人退出学堂宣告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史学者将丘逢甲的对手林仔肩贬称为“守旧势力”，大误，林仔肩实际是比丘逢甲更加激进的维新人士。本文将证明，同文学堂事件纯粹是族群冲突，与维新、守旧无关。

林仔肩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祖籍广东镇平的台湾进士丘逢甲领导义军抗日保台，失败后内渡，清廷安排他在海阳（潮州潮安）入籍。作为抗日英雄、著名诗人，丘逢甲为文学史学者所追捧，对丘逢甲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但所谓“丘逢甲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这个结论则是错误的。错误的形成，跟丘逢甲的“自我封圣”有关。他离开汕头同文学堂是与林仔肩冲突所导致的，在后来的文字里面绝口不提林仔肩的首创之功，有意地把自己放在创始人位置上。21世纪以来，学者夏晓虹、陈荆淮、钟佳华等学者已作出有力考证，否定了丘逢甲创办汕头同文学堂的说法，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错误仍在继续流传。

1899年底杨鲁、丘逢甲等创办潮州岭东同文学堂，不久停办；几乎同时，林仔肩创办汕头同文学堂，1901年5月邀请丘逢甲出任监督（校长），学堂在他主持之下大有起色，1902年改称“汕头岭东同文学堂”。1899年底潮州、汕头同时存在着两家“同文学堂”，丘逢甲是在两年后才加盟汕头学堂的。

杨鲁（1875-1936），字守愚，广东澄海县冠山乡人，监生，受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的推动，1899年底联合丘逢甲、何寿朋等在潮州府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因招生情况不理想而迅速停办。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文会会员林仔肩创办汕头同文学堂。潮州学堂停办后，杨鲁也转战汕头学堂。1904年春，杨鲁因考中举人而离开，进入官场，清末曾署黑龙江省巴彦州知州，入民国后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

1899年冬，丘逢甲在给惠潮嘉道沈守廉的信中说：“汕埠闻亦设东文学堂，与郡城乃一时并举，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丘逢甲集》第810页）。这是丘逢甲没有参与创办汕头同文学堂的最有力证据。如果是他实际领导创办，怎么也不会用一个“闻”字。

潮州、汕头两家同文学堂之创生，都受到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推动。“同文学堂”这个校名并非平地起惊雷，不过模仿“同文会”在广州创办的“同文书院”，“同文书院”也是从所谓中日“同文同种”的套话脱胎而来。“同文学堂”当时也写成“东文学堂”，所谓“东文”，指的是日文。汕头同文学堂先后两个日文教习山下稻三郎、熊泽纯之助，都是同文会会员。（桑兵：《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2001年，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广泛征引日本东亚同文会文献，作了如下准确表述：

久游中国的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先于省城广州设立广东东亚同文书院,自任院长……又遣杨守愚往潮州,商议潮汕办学事。虽因东文学堂最终定于潮州开办，而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澄海人林梁任等，仍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这就是丘逢甲与人书中所说：“汕埠闻亦创设东文学堂，与郡城乃一时并举，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东亚同文会报告》,也因此刊出《汕头同文学堂、广东同文书院及潮州东文书院（学堂）》三校并列的报道。……潮州东文学堂虽中途天折,广东同文书院也因高桥谦1900年的回国与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的撤消而解体,幸有汕头同文学堂仍在艰苦维持,一枝独秀……东亚同文会得自会员的报告也称：“该学堂首倡者为林梁任、丘逢甲、李毓藩等。”初办时,学生总数有35名。不过，因1900年8月唐才常等策划的自立军勤王事被清廷侦破，实际主持学堂事务的林梁任……遭告发，有流亡之意。牵连到学堂，学生不能安心受业，在学人数也骤减到四五名。(夏晓虹：《心关国粹某兴学》，《潮学研究》第8辑，第55-57页)

林梁任（1865-1936），号仔肩（梓坚），广东澄海县南砂乡人，11岁入村塾，24岁时考入潮州金山书院，为高材生。1895年，汕头发生鼠疫，林仔肩与吴创志等重振同济善堂，发起募捐施药，声名大著。康梁鼓吹维新变法，林仔肩深受影响，倾向新学。林仔肩担任同济善堂司理，故能利用外马路129号善堂前座东西斋创办汕头同文学堂。丘逢甲“挂名董事，但没有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借用同济善堂无疑即林仔肩之力”（陈荆淮：《文献资料所见之岭东同文学堂创办前期史实》）。同文会会员报告虽列出三个首倡者，但还是把林仔肩摆在第一位。

1901年春，丘逢甲屈就潮阳东山书院，正在谋求更好位置，曾有意去广州时敏学堂，但“探悉时敏局面不如汕学，又中间消息参差，故辞彼就此，亦以就远不如就近，就生不如就熟也”（温仲和：《求在我斋集》卷五，叶二十四）。他接受同文学堂聘请，放弃去时敏学堂的机会，主要是跟杨鲁本来很熟，与林仔肩也有交往。

林仔肩与丘逢甲一样，属于康、梁维新阵营，而论思想之激进、言论之大胆，林仔肩则远在丘逢甲之上。1899-1900年，林仔肩发表致知新报馆书、《祭六君子文》、《上十八省总督书》，公开祭奠为戊戌变法而死的六君子，谴责慈禧囚禁光绪帝，号召各省总督团结起来废黜慈禧、恢复光绪帝权力，与康有为、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相呼应。把林仔肩贴上“守旧势力”标签，是一些丘氏拥趸有意抹黑。

主持学堂事务的林仔肩因被人告发，学堂原有教员各自回乡，只剩林仔肩一人在苦苦撑持。或许是当时的地方官网开一面，林仔肩有惊无险，继续维持学堂。1900年初，丘逢甲曾代表林仔肩等人写过一份禀帖给道台，申请给学堂立案，接着受命到南洋宣慰华侨，回国后遭丧子之痛回镇平老家闲居，次年初到潮阳东山书任教。1901年5月13日，山下稻三郎回到汕头学堂，向林仔肩建议请丘逢甲出山，重振学堂。5月19日，林仔肩前往潮阳，说动丘逢甲加盟，学堂很快恢复了元气。8月29日，朝廷宣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汕头同文学堂因废八股后，来报名者甚众”（温仲和：《求在我斋集》卷五，叶二十三），形势对新式学堂十分有利，因之英才聚于一堂，学生达到100名之多。为满足教学需要，这一年冬天同济善堂迁往新马路，将全座建筑让给同文学堂。（杨勉：《汕头同文学堂始末》）

冲突缘起

1903-04年，学堂总理丘逢甲、值理林仔肩发生激烈冲突。事件的触发点，是聘请下一年度分教习上的分歧。当时的同文学堂组织上有三个层次：董事会由地方绅商组成，大都是六邑会馆与同济善堂绅董，平时主要负责筹款；总理、值理组成的团队负责庶务、稽查；监督、总教习等组成教务团队。除日本教习、外省教习、蒙学教习不计外，原有本省教习8人，杨鲁（澄海）、姚梓芳（揭阳）、朱乃霖（澄海）3人为潮籍；监督兼总理丘逢甲（镇平）、总教习何寿朋（大埔），教习刘家驹（大埔）、罗仙俦（大埔）、温丹铭（大埔），皆为客籍，客籍、潮籍比例为5：3，其中掌握实权的监督、总教习皆属客籍。

分教习杨鲁，因本年考中举人，确定次年春进京参加会试，已经辞任；同时，出于不明原因，另一教习姚梓芳亦提出辞职，董事蔡古愚、陈步銮希望丘逢甲加以挽留，而丘逢甲没有答应。如此一来，同文学堂教习中只剩下1个潮籍人士。火上加油的是，丘逢甲又已决定增聘大埔杨姓出任英文教习，再加上拟议中的王姓学人（疑为丘氏好友王恩翔，梅县人），那么，客籍、潮籍比例将达到7：1。

1903-04年潮客冲突的背景，即在如此背景下展开：林仔肩、同济善堂绅董认为学堂是他们创办，使用同济善堂建筑作课室校舍，单建筑费已达1万元，另外潮商捐款近2000元；1901年夏天起丘逢甲担任监督，前后从客籍商人中筹募到5000多元捐款注入学堂，认为客籍人士贡献为多，在聘请教习上偏向客籍人士；学堂招生也偏向客籍，占80%。（1904年4月21日《岭东日报》。）

汕头一直属于潮州府澄海县管辖，直到1921年成立市政厅才与澄海分治。同文学堂使用的是潮商建设的同济善堂建筑，善堂又归属六邑会馆管理。所谓“六邑”，指海阳（潮安）、澄海、饶平、潮阳、揭阳、普宁6县。在以潮籍人为主体的汕头地面，丘逢甲对客籍师生过度倾斜，引起创始人林仔肩不满。

查办与抗议

1903年12月29日，《岭东日报》突然刊登丘逢甲《答林梓坚书》，指“学堂冲突，足下实阴为主动，……若必助外人以抗总理之聘教习，反起内讧，则仆诚不知命意之为何矣。……足下之始事共劳，仆何尝不念之？……试问延聘教习，非总理之权乎？且足下负学堂司事之名，一年来所负之义务安在？不过借创办学堂为包揽词讼、嚇诈乡里之举。……汕中绅商岂尽受足下之愚耶？”

丘逢甲自己承认，学堂为林仔肩所创办，学堂冲突起因于增聘教习的不同意见。林仔肩考虑到潮客比例不平衡，向丘逢甲建议聘请普宁人郑国藩，遭丘逢甲反对，丘氏并提议增聘梅县人王恩翔。郑国藩、王恩翔都是拔贡出身，均属于选入北京国子监的优等生。作为学堂总理兼监督，丘逢甲有聘请教习的决定之权，但为学校长期发展起见，必须考虑平衡问题。丘氏虑不及此，而仅仅考虑引用意气相投之人，有其处理不当之处。丘逢甲走后，温仲和继任监督，聘请郑国藩当教习，事实证明他是十分优秀的教员，后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教席30年，声誉卓著。

双方冲突不断发酵，闹到惠潮嘉道都无法处理的地步，不得不提请两广总督派员查办。总督派出两广学务处学务委员陈开炽、刘士骥到汕头，很快勒令林仔肩退出学堂听候查办。他们在向潮籍学生进行调查时，突发奇想当场出题考试，认为成绩不理想，把考试结果公开张贴于学堂。

丘逢甲自信满满，以为“汕中绅商岂尽受足下之愚耶”，不料事情的发展却不幸而言中。1904年4月21日，六邑会馆、同济善堂、保商局、32名士绅及46行商人，几乎囊括了潮籍精英名流，向两广总督发出《潮人三不平》电报，抗议学务处两个委员处置不公。

电报指出：查办事件的两位委员，不是向潮籍学生了解情况，而是突然出题考问，学生匆促之间回答自然不理想，委员认为学生程度不足，张贴考试结果“讪辱”学生；学堂宿舍仅容80人，客籍学生已占去八成，很多潮籍学生因之不能入读；林、丘交哄，委员已下令查办林仔肩，那么对丘逢甲则“不能概予免议”。潮籍绅商集体在电禀中提出“强合难免后患，不如分办已定人心”，表示希望学堂拆伙。

最终，学务处委员、澄海知县考虑到办学不易，决定维持学堂，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让丘逢甲自己辞职，对林仔肩继续“查办”，把造成冲突的两个主角调离，任命温仲和为新的学堂监督。温仲和虽也属客籍人，因长期执掌潮州金山书院，资望足以服众。温仲和上任后，立刻调整政策，在教师聘用、招生两方面注意潮、客平衡。汕头同文学堂终于逃脱拆伙的命运。

1904年7月5日，丘逢甲所委任的同文学堂账房陈伯澄在各方压力下自杀（7月7日《岭东日报》），为这一冲突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据《岭东日报》披露的零星资料，林仔肩曾攻讦丘逢甲账目不清，丘逢甲勒令陈伯澄迅速将进支数目、账簿呈缴，陈则似有难言之隐，接着发生丘逢甲命人殴打陈伯澄之事，并将他扭送到澄海县巡捕厅关押。陈伯澄自杀直接原因虽未能查清，但相信与丘逢甲有一定关系。

事件实质是族群冲突

同文学堂事件是一次族群冲突。在此之前，潮客之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冲突多在乡间，能量有限。同文学堂潮客冲突则具有更多新时代的特征：双方杂居于同一城市，难以作空间上的区隔；双方都利用报纸、电报等新的信息传播手段表达诉求；动员的规模属于空前，客家阵营利用报纸制造舆论，潮方则更多利用会馆、善堂这些本地网络，形成全城总动员，并以电报形式直接向总督表达诉求。

汕头潮人精英全体出动，直接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也与汕头的商人自治传统密切相关。汕头开埠至此40多年，只有一个鮀浦巡检负责治安，没有正式的地方官在市内直接管治，澄海知县、潮州知府、惠潮嘉道、潮州总兵各有权限，多头管理，六邑会馆商人利用这些官员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一定的自治权。

同文学堂冲突事件发生时，正好碰上两广总督岑春煊勒令汕头商人“报效”。报效本应自愿，非自愿的“报效”实际就是勒索。商人团体利用同文学堂事件发声，向总督显示潮商集体力量，力争减免“报效”。丘逢甲被迫出走，与潮商集体抗争的背景分不开。（钟佳华：《党怵众咋的日子》，《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2期）

族群冲突大多基于利益冲突，对族群冲突的研究应避免过多道德评价。改革开放前期，对丘逢甲的研究呈现一边倒唱赞歌的状况，为塑造其完美形象，直接把林仔肩贴上“守旧势力”标签，掩盖了同文学堂事件的族群冲突实质。冲突事件中，双方所用手段在如今看来都不太体面。应该看到，林仔肩、丘逢甲在办理汕头同文学堂过程中都有贡献，也有过失。白璧无瑕的历史人物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