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困局与突围

从高增长到经济下行，我们要应付的“三块石头”

中国经济正面临很大下行压力。以季度数据折成年率来看：从2007年最高点15%的增长率，到现在的7%—能不能稳得住还是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来一半，不是一个小事。

我们如何理解这么一个高位下行的经济态势？先来看高位。没有人否认 14% 以上是高得出奇的增长率，不要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即便是较小经济体，维持10%以上年增长率都少见。那么，我们这个大国的高增长率是怎么来的呢？改革开放前，人口众多，相当贫穷，连种地的人都吃不饱，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温故知新，有三波改革浪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第一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开始给国内市场供应充足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支持了轻工业和城市发展。

第二波是民营企业合法化，特别是 1992 年以后，把过去多年捆绑自己手脚的“姓社姓资”绳索解开了。

第三波是开放，从最早的 4 个特区、14 个沿海城市，一直到加入世贸，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推动。

形象地看，三波浪潮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一个高海平面，那就是美国、日本、欧洲，现代化程度高，人均GDP 从 1 万美元到几万美元，其国内市场大，购买力强。

另外一个低海平面，则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二战”后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重，也受当时主导经济思想的影响，认定要维护主权就只能关门建设，靠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经济，与发达国家来往不多。所以多年来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两个海平面之间，以人均收入看差不多差了一百倍，潜在的落差极其巨大。

邓小平领导中国开放，以及随后印度开放、苏联解体，好比在全球两个海平面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落差大，一旦打通，就释放出工业革命以来最大一波全球经济势能。这导致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资本、技术从高海平面往下落。资本、技术总往稀缺程度较高的地方去，回报会比较高，这合乎经济学逻辑。中国经济能有今天，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不足够，还需要大量利用外部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和信息。开放前中国人也不能说工作不努力，但关起门来搞经济，再辛苦也解决不了那些关键的瓶颈问题，就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

当然，低海平面自身要改革，改革限制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生产力。想想看，1980 年中国出口总额只有 100 亿美元，且很大部分靠资源性产品出口。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充分发挥了比较成本优势，在两个海平面之间形成巨大对流，也让“中国制造”立足世界。

这当中，有三个关键元素：

第一，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不开放是长期关门受穷，开放才发现“穷”也是一种竞争力。因为穷，无非就是工资低、劳动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当然有竞争力。要素价格也非常低廉，其实那不过是长期贫穷的结果。由于中国人口和劳力数量极其巨大，一旦潜力释放，全球市场翻天覆地。

第二，过去学苏联，用僵硬的体制机制把自己的手脚捆得牢牢的。经历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愿意闯一闯、试一试，终于把市场经济搞了起来，逐步解除不当管制，允许民营企业合法生存，大幅度降低了国民经济的体制运行成本和组织成本。

第三，市场性经济活动突显了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激励人们在干中学，也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果是中国人的学习曲线持续向上，方方面面的产品品质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中国经济从低海平面崛起，得益于上述三项配合而形成的比较成本优势。

2000 年左右，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中国。福特汽车公司要扩大产能，放在美国还是放到中国？投资人和企业家会在全球范围比较，看市场容量，比成本优势。中国出口导向高速增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里发生的。

当然，全球化遭遇新问题。新兴市场经济的兴起，不能不改变原有世界格局。2007 年从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的外需收缩，进口下降，对应到中国，出口从过去的20％~30％的年增长率，掉到－20%，前后高达 50 个百分点的降幅。出口导向多少年都顺风顺水的，但 2008 年中国经济遭遇巨大的下行压力。

国内的挑战，是转型加高速增长，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因素不断累积，不当的行政管制与审批在宏观调控中加码，累加到一起，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重新上升。加上多年货币高投放，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刺激更高的借贷需求，国民经济沿着加杠杆的方向前行。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一旦外需收缩，外向受阻，价格指数随之下降，真实利率就陡然上升，高负债企业还息压力增加，就把经济拉向下行方向。

所以，这一波经济下滑有三个起因：外需收缩、行政管制造成的制度成本上升，以及真实利率转正。

美联储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总结过去教训得出结论：在萧条时紧缩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启动救市，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从效果看总算托住了经济，至少没出现 1929—1933 年那样的大萧条危机。

2010年全球平均增长率5.2%，算不错。但2011年是4%，2012 年是 3.2%，2015 年据估计为 3%（实际为 2.47%）。

这意味着政府救市的后劲有限。欧债危机看来比美国的麻烦还要大，逻辑上的问题是，市场出问题政府来救，但政府负债过高又让谁来救？目前没有答案，欧洲是得过且过、对付了眼下无暇顾及将来。

货币宽松情况下，加杠杆很过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经济有其规律，高负债一旦遇上真实利率下挫，就要企业、地方、行业的命。现在各国都说外需乏力，中国首当其冲：2010 年5 月开始，出口减速，2015 年年初有点反弹，但 5 月份出口增长仅 1%，6 月份 3.1%，谁也不敢说还会不会再下来。

最大的挑战其实还在国内，因为经济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下山时带着强大的惯性，可能稳不住就冲出滑道。另外，经济高位增长时水面下掩盖着不少石头，水位一落，硬硬的石头就露了出来，“水落石出”。

我们将要应付三块大石头。第一块是成本。经济增长是连续过程，今年的收入就构成明年的成本，这个道理很浅显。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成本曲线先降后升，持续往上走。现在“成本”这块石头，早把很多企业，尤其是本来就缺乏成本控制能力的企业，顶得非常难受。现在大家都在熬，熬不下去只有关门，因为受到两面夹击，一面是市场订单不够，一面是成本太高。

第二块大石头是债务，真实利率反转是大麻烦。债务又是长链条，一家公司债务违约，会让一批公司甚至一个地区都受连累。现在人们关注中国的地方债。我的看法是，最危险的还不是债务总量，而是这些年用债务所做投资的质量。如果仅仅是负债率高，但未来回报率不低，那还比较好办。问题是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质量堪忧，将来会不会产生回报，拍完脑门拍屁股走人的决策者并不在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远没有到位。这里面的风险不小。

第三块大石头是过剩产能。好的时候人们把将来看得更好，意气风发上产能。遭遇下行，预期翻转，前后左右的产品都卖不动，才知道产能还会过剩。依照过去的经验，去产能涉及资产价格的较大调整，还涉及失业，去谁的产能谁痛，所以都希望去别人的产能，好叫自己熬过去。问题是家家打同样的算盘，过剩产能压生产者物价，调整期就人为拖长了。

高增长水位下降，三块大石露出水面，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困局。现在看得明白，中国经济非转型不可，因为过去的支柱再也撑不起持续的高速增长。上面讲了，中国高速增长得益于积极加入全球化，所以发达经济疲软，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因为两个海平面息息相关。

如何实现经济突围

总体看，中国经济要更多依靠内需，要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让内需在引导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要落实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这样体量的大经济，将更多依靠内需来支持增长。

这个判断没有太大分歧，但内需恐怕不会很快顶上来。2012 年，工业在中国 GDP 总额中还占 47%，庞大的中国制造本来一直为全球需求而生，靠现存内需消化不了。至于潜在的内需，非有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不可，也不是说释放就能释放出来的。过去讲了这么多年，内需还是难挑大梁，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板块占国民收入比重还是偏低。这个症结不解决，我国内需就只能是潜在的。

说城镇化是最大内需，这话听来不错，因为中国城镇化指数毕竟刚过 50％，且真正的市民人口比例更低。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大跃进”并不可靠，因为关键体制未改，包括行政主导投资、画地为牢的资源配置、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还有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倘若没有扎实的改革推进，“城镇化”中的无效资源配置，恐怕不等把城镇化率提升到应有水准，经济、社会、政治就吃不消了。

要释放改革红利，总有个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今天种树，要过几年才可能结果。这就是现在的困局：过去的高增长已没有条件持续，但转型艰难，即使认识一致、措施对头，真正生效也需要时间。

在现实约束下，千难万难，再难也要坚持开放。首先要看到全球化遇挫，但开放还有潜力。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平均增长率下降，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所占份额增加。中国早期开放不能不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因为那里的购买力不但高，而且是现成的，商业通道、基础设施、信用与金融服务也都是现成的，中国只需埋头做世界工厂、世界车间，不愁产品没销路。

但恰恰由于中国和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走开放之路，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2000 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7%，现在占 11.5% ；新兴市场国家从占 15.4% 升到 29.7% ；G7（七国集团）国家则从占 65.4% 降为 47.3%。全球“蛋糕”的板块已经变化了。

当然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现成购买力，不过像当年中国一样，潜在购买力是有的。当下的现实制约是基础设施不完备、生产性服务跟不上来，但持续开放，潜在需求有机会转为现实需求。中国应当对此积极反应。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6.3% 到2011 年的 17.4%，2012 年应该是 19%。但中国工业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不匹配。一方面制造能力强，人力资源充沛、肯干并愿意学习，加上进口设备，建设大工厂、形成新产能易如反掌，但比较而言，在全球市场开拓的能力弱，于是主要靠发达国家订单过日子。一旦高海平面起波浪，我们这里就产能过剩。其实除了发达经济体，到印度、俄罗斯商场里看，中国货还不够多。

我在新疆考察向西开放时，看到当地几家民营企业，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修变电站、建输电网络，主动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当年中国还不是一样这么起来的？还不是利用开放，补上多年短板如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按这个思路倒过去，也是可行的。那就是凭中国积累外汇、投资和生产服务能力，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到他国修电站，设备大多是中国的。修高速公路，水泥、沥青、钢材、设备也是中国制造。所以，研究当年外国资本怎么进入中国的，从中学习现在中国经济怎么走出去，应该挺对路。

当然这也有风险。越南、缅甸都有中国企业去，不单卖产品，且借钱给他们买中国产品、出资修路、修其他基础设施。这将带动贸易，带动国内产能的消化。这是一个发力方向，是中国经济开放的升级版。如果向西、向中、向南看，伊斯兰世界十几亿人口，有独特的文化要求；新疆往西有大片资源，有潜在购买力；东盟也有发展机会。

第二个发力方向是产业升级。现在有舆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了，所以不行了；人工工资涨了，所以不行了。这是流行之见。但现实还有另一面，即中国 2015 年人均GDP 8000 美元，虽然比刚刚开放时大大拉近了与高海平面的落差，但跟发达国家比，人均收入依然有多倍之差，怎么说没戏就没戏了？

荷兰人均GDP 5 万美元，却是世界三大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其中仅花卉一项，就占全球出口额一半以上。荷兰人的收入那么高，当然工资成本也高，为什么农产品还有出口竞争力？要明白，比较优势不是由工资的绝对水平决定的，还要比生产率，比产品种类、材料、工艺、流程、品质、商业模式等，背后是教育、培训、人的综合素质提升。在经济逻辑上，只要生产率进步快于工资增长，依然有优势，依然有机会。

所以，不能靠惯性想问题，不能到今天还只能习惯请拿一两千元工资的工人，才能在市场立足。经济增长终究要落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比较优势一定要起变化，但决定性的可不是工资绝对水平，而是生产率的提高率。

最近我给企业家朋友介绍“Mr.Swatch”（尼古拉斯·哈耶克）的故事，背景是当年日本、中国香港等后来居上，用低成本石英表和电子表一度把瑞士精密制表业逼到墙角。当时瑞士人工比日本贵，瑞士企业家尼古拉斯·哈耶克挺身而出，投身革新制表业，把功能产品与时尚结合，由创新带起的生产率提升让瑞士精密制造经受住考验。到今天，瑞士制表也没有搬到低成本国家，还在全球占一席之地。这个故事说明，绝不是成本线向上推，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能做到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就大有可为。

第三，集聚和集中。城市化的内涵是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是人口与经济资源的“集聚和集中”。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点，但城市占地只占地球表面极少一点地方，总趋势是，在越来越少的国土面积上集聚更多人口和产出更大经济总量。美国将近 80% 的城市化率，城市占地仅占美国国土的 3%，其中纽约人口占全国的 7.5%，GDP 占 10.1%，占地面积呢？曼哈顿不到 60 平方公里（加上水面也不过 87.5 平方公里），纽约市五区总共也不足 800 平方公里。日本三大都市圈，差不多集中了 70% 的总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占地多少？大东京都市圈 1.3 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北京市还小。

中国允许人口流动之后，集聚与集中的趋势已经有所表现，这里面蕴含着巨大机会。不过我们这里的集聚和集中水平还比较初级，突出表现是密度尚有余地，即单位国土面积上的经济产出量还不高，说明大有潜力。问题是，要充分释放集聚潜力，现行体制远不适应。深改推进之后，以集聚和集中为内涵的城市化—不再是行政分割摊大饼的“城镇化”—将带动更持久的投资与经济增长。

不一样的行动，有不一样的未来

小结一下，现实是高速增长后转入转型困局，但突破困局的可能性并存。

第一，转折不可避免，由不得我们高兴还是不高兴。随着发达经济高海平面的低增长新常态化，中国以往几十年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势必改变。

第二，“水落石出”无可避免，经济水位的下降很现实，石头露出来很无情，只能通过降成本、重组债务、优胜劣汰去产能才能渡过难关。

第三，未来有三个突围方向：一是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开拓全球化新边疆；二是已成形的中国制造继续寻找比较优势，启动产品和产业的技术升级；三是以深化改革扫除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集聚的障碍，进一步释放城市化潜力。

为此，振奋改革家、企业家和事业家精神，具有决定意义。大家看未来，乐观有乐观的道理，悲观有悲观的原因。但未来不是“观”出来的，而只能是行动的结果。我不相信自己有预言未来的本领，未来中国经济究竟如何，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这支产业家、企业家、投资家队伍，大家怎么判断、怎么决策、怎么行动。不同的行动，有不一样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突围集》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