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寻找“五四”的细节：华工往事

五四运动中，在国内，学生、民众向政府抗议施压，身居“内除国贼”之第一线；而在巴黎，中国代表团折冲樽俎，中国留学生、工人就近监督，身处“外抗强权”之第一线。

笔者曾于2014年7月初至2015年1月底，在巴黎闲居二百余日，无所事事，终日晃荡，于是，“按文索骥”，尝试找寻在巴黎的 “五四”遗迹，并现场踏访，抚今怀昔。

在和约签字的前夕，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工人，围堵在巴黎西郊圣克卢医院养病的陆徵祥，以阻其签字。图为维修中的圣克卢医院（Hôpital de Saint-Cloud）。图片为陈占彪摄于2014年9月17日。

博迪古公园：捐躯

巴黎华人聚集较多的十三区的博迪古公园（Jardin Baudricourt） 只是一个普通的街心公园，不大，无趣，而且离地铁站有一些距离，不方便到达。

在公园一角，有一方石碑，表面粗糙（大凡战争纪念，多用 粗糙石头，以象征战争之严酷），形状不规则，左上方刻有两排中文金字：“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 战士2.11.1998立”，下面是法文金字：“A LA MEMOIRE DES TRAVAILLEURS ET COMBATTANTS CHINOIS MORTS POU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中文、法文文意相同，文字都刻在浮起的碑石上。石碑基座是用乳白色的瓷砖砌成，无论是材质还是色彩，都显得不十分协调，就好像一个穿 西装的人脚上穿了一双运动鞋一样。

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纪念碑。这是当地政府和在法华人于1998年一战胜利80 周年之际，为那些在一战中不远万里前赴欧洲协助战争的华工建立的纪念碑。

眼前的这方纪念碑，似乎更像是一座墓碑。是的，在法国诺埃尔的“华工墓园”里的一块块墓碑不正是这样吗？在那些命殒异乡的华工的墓碑上，刻着“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流芳百世”“虽死犹生”等汉字。其实，任取这其中四字原形，刻于此纪念碑上，都可以说是对他们的牺牲和贡献的恰当的褒扬。

既有“劳工”，更有“战士”

中国之所以有资格参加巴黎和会，是因为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战团，而中国对欧战最大的贡献，正是那些赴欧洲战场的 十三万六百七十八名青壮华工，虽然他们的贡献长期以来为欧人所无视，亦为我们所无视。

一战爆发不久，1915 年，梁士诒就提出“以工代兵”的设想， 然而，当时中国在日本的凌逼下，可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要“抗德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英驻华公使朱尔典语）。可是，大战一开，双方都铆足了劲，大打出手，欧洲人力急剧减损。战争不只是需要有人在前线流血冲锋，而且还需要有人在后方流汗劳动。在人力吃紧的情形下，中国华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显现出来。由于中国还保持中立，英法和中国开始以“私对私”的名义招募华工。待到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正式加入协约国战团，华工支持协约国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事了。

欧战中，总共有多少华工被派赴欧洲？一般说法是有14 万余。 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团提供大会的说贴中给出了一个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即 130678 人，这个精确数字并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到。

然而，华工的贡献为何？华工居战争后方，为战争服务，在 工厂造枪弹，在车站码头装卸货物、挖战壕等，他们以中国人固有的朴实温和、吃苦耐劳的品性，赢得法国人的欢迎和尊敬。他们虽非战斗人员，但战争轰炸、敌人攻击，让很多华工客死他乡。中国代表团递交大会的《废除一九一五年中日协定说帖》中这样说道：“在战争时期内，华工之应募工作于法国北部战线后方者， 其数达十三万六百七十八人，华工之以敌人之军事行动而惨遭死 伤者，数至不鲜。当英军在美索波达米亚及德属东非行动时，华工之应募调用者亦夥。又，英国多数军舰之船员，亦多以中国水手组成之。”

至于欧战中有多少华工命丧异乡，根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死在欧洲的华工至少有4000人”。加上赴法航行途中遭德国潜艇袭击致死700 多人，总共在欧战中“大约有5000个华工在赴 欧途中或者在法国工作期间死去”。这还不包括在英国兵舰上服役的战死的水手，一说是448人，一说是863人。

由于华工多不识字，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口述实录”，人们对 华工在欧洲的工作情形不甚了解。1931年赴欧考察的吉鸿昌，在巴黎就听到华工扫除战壕时的惨状：“据云：在欧战时，法国常以扫除战壕（nettoyeur des trancheés）之名义，勒令华工开往前线，因而死 亡者，以数万计。所谓扫除战壕者，即敌军退却后，先派一小部分人前往，任清除责任。倘遇壕内伏有敌兵，即被牺牲矣。此种任务， 法兵皆不肯为，而以黑人及我华工充之。法人真狡而惨哉！”从中既可见到华工处境之危险，亦可见到法人之狡黠。吉鸿昌愤愤地说， “休夸华工功高，实际全是猪仔”。

我们注意到博迪古公园里的华工纪念碑上刻的是“为法国捐躯 的中国劳工和战士”，这里不光有“劳工”，而且有“战士”。华工多在后方或危险的前线从事非战斗任务，但是华工也有“实际参加 作战，辅助战事之进行者”。前面所提中国提交和会的说贴中就云， “英国多数军舰之船员，亦多以中国水手组成之”，且有数百人之重 大伤亡。

当时，还流传有华工与德人英勇作战的故事：

法国北部之毕卡第（Picardie）为欧战主要战场之一， 一九一七年德军一度冲入阵线，此时法兵已退，仓猝间华工取出平日作工之十字镐、圆锹等工具与德军进行肉搏战，直到援军赶到为止。又同一毕卡第战役中，一位带领华工队之英军官因身中毒气不能动弹，为突然进击之德军所俘，华工竟围绕该军官，奋不顾身地与德军作殊死斗。该军官终因援军抵达而获救，而华工亦几乎全体殉难。因此，获救之军官叹道：“我能保住性命，全拜华工之赐！”……此外尚有华人飞行家飞入敌 人战线，与敌机作战，获颁法军之奖牌。来自直隶的华工王玉山（译音）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以机智扑灭一军火供应站的火灾，而荣获英军颁发的“功勋服务奖章”（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以上为华工于危急时，所显示出之勇敢表现；华工虽 非职业军人，但其大勇表现，较之职业军人并无丝毫逊色。

可见，华工虽不负参战之任务，但有时也“不得不”作战。

至于上面所提的王玉山（Wang Yu-shan）扑火之事迹，官方是这样报道的：“1919 年6月6日，在马克宁（Marcoing）附近，王玉山发现在当地一个集结站的军火库旁边发生火灾。他毫不犹豫地携带两桶水飞驰火灾现场进行灭火。他当时捡起一个正在燃烧的英国 ‘P’型炸弹，并把它扔到安全的地方。他奋不顾身地扑灭火焰，当 时烈火已经燃烧到放置枪榴弹和德国炮弹的草地周围。王玉山不顾 个人安危，凭着机智和勇敢使这场本来可能酿成一次严重爆炸的事 故得以平息。”

华工的勇敢也让自视甚高、但也“常战常败”的法国人刮目相 看，福煦将军就在向法国国防部机密报告书中由衷地称赞华工说： “华工是第一等工人，亦可成为卓越的团兵，在敌人现代化疯狂炮火 下，仍能保持最优良军人的品格，坚定不移。”为此他要求继续招募，甚至建议中国派兵参战。

“嫁给他一定很好”

战争结束后，华工开始被遣返，但“大约有3000 名华工留在 法国并最终定居在那里，其中包括1850 名与冶金工业重新签约的技术工人。其余华工则在机械部门和航空部门谋到职位”。由于战后法国男丁缺乏，这些留法华工多娶法妇定居，而工厂亦需劳工，厂 主极力挽留，加之，在留法华工看来，回国后亦不一定有如此舒适 的生活，于是居留法国。然好景不长，到20 世纪30 年代欧洲经济危机时，他们多被解雇，失业的华工生活无所着落，食不裹腹。

吉鸿昌在比映古（Billancourt）华工居住区亲眼看到当时失业 的华工之悲惨情形：“遇一胡姓，浙籍人也，遂请作向导。初引至一浙江馆，见面黄肌瘦之侨胞约十余，分踞两桌，方作方城戏。余等恐扰其赌兴，复改往一山东馆，则见有多人，或刮山药蛋，或剥葱皮。”经了解后得知，“欧战期间，法国壮丁多赴前线，后方工作 乏人承担，法政府乃与我政府约，先后在天津、青岛、南京各处招来华工十五万人，订明合同五年。来后生活尚优裕，加以战后法国男丁缺乏，多数且娶法妇，生子女。及约期届满后，工厂仍挽留， 众觉即令回国有工，亦未必如是舒适，遂多允所请，并将原日领馆所预扣作为回国船费之一千佛郎索回。不意近年以来，商务萧条， 工厂积货难售，厂主竞食前言，纷纷解雇。稍有储蓄而无室家累者，遂陆续回国，其余尚约千五百人，则只有以廉价求雇或暂时漂流而已”。

不得不留在法国的华工多是已和法妇结婚，已有家室者。战争结束后，由于法国男丁伤亡惨重，“剩女”日见增多，而赴法华工多是青壮男子，与当地过剩的法女结合者，亦不少见。吉鸿昌见到的这拨人中，“此地侨工与法妇结婚后所生子女，尚约三四十”。但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跨国婚姻，并无精确记录。

1918 年，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蒋廷黻参加一个去欧洲战场鼓舞 士气的志愿组织，他在一家兵工厂为中国劳工开设的俱乐部服务， 一天晚上，他遇到一个法国女孩子通过他向一个中国劳工求婚的事。 “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Yang）的工人结婚。我告诉她， 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我问她是否曾经考虑过中国 生活习惯有许多地方与法国不同的问题。她说她已经考虑过了。我 又问她是否考虑到后果。她说：‘如果我呆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 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的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我骂我。’我认识杨某已经 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 可见，在法女看来，要是嫁不对人，还得面对“家庭暴力”，比较下来，还是中国男人“靠谱”。

如此庞大的华工付出的血汗，不能说为欧战的胜利立下“汗马” 之功，但总也可以说为协约国的胜利大厦增添了几块砖石吧。然而，事过境迁，他们不仅被欧洲人遗忘，甚至也为我们所遗忘。每逢一 战爆发、结束周年纪念，欧洲人常哀悼自己的战士，纪念胜利的荣光，却无人能记得起那些华工的付出。

迟到的认可

眼前的这块纪念碑正是巴黎十三区政府和华商陈克威、陈克光兄弟于一战结束 80周年的1998年积极促成设立的。

2014 年系一战爆发百年纪念。11月11日是一战胜利日。当日，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会在凯旋门的无名烈士墓前献花，此处所埋葬着的正是一具在一战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的骸骨，上燃有长明火。10 时，我赶到凯旋门（l’Arc de Triomphe），在警戒线外遥观。10 时半许，只见凯旋门旁竖起的大屏幕上，显示时任法国总统奥朗 德（François Hollande）在大展宫（Le Grand Palais）旁的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像前献花，这个被称为“老虎”的克里孟梭 一战时正是法国总理、陆军总长、巴黎和会议长。其像屹立于巨石 之上，着大衣，戴军帽，身材短壮，意气风发，为石旁的花丛围绕， 像正前留出一V 字形空地。后来，我到克氏像前看时，发现从前到 后，依次是克里孟梭之友协会、巴黎市政府、法国总统各敬献的一 个长条花篮，其中总统所献花篮系红、白、蓝三色鲜花错杂而成。

近 11时，法国总统驱车来到凯旋门，前有马队开道，司仪一一 念出法国新死的兵士的名字，总统献花，奏乐，男兵齐唱《马赛曲》，最后是总统与观礼者一一握手。由于站在警戒线外，所有场景只能在大屏幕上看到。但此种仪式和凯旋门下每天傍晚老兵组织的 献花大同小异，我等常常步行至此，时时随众观摩。

当天下午 3 时许，巴黎女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北端的盟国雕塑前一一献花，这些纪念雕塑依次为波兰、美国、希腊、捷克、比利 时、意大利、俄国。先是献花，音乐低回，旗低下，默哀，随后音 乐激昂，旗抬起，退去，礼毕。一气献了七次，最后，众人齐唱 《马赛曲》。

好在法国在纪念他们的牺牲者和盟友时，还没有忘记一战中的 盟国、为欧洲战场输送了近十四万劳力的中国。

11 月 26 日，法国国防部与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在博迪古公园的华工纪念碑前举行仪式，隆重纪念一战期间为法捐躯的华工。时任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向华工纪念碑献花。 他说：“一战期间，英、法两国面对强敌，将华工运送到欧洲加强后勤力量。华工们经历了路途颠沛，对未来渺茫无知。部分华工被分派到兵工厂制造器械弹药，有些被分配到建筑工地及军火库、船坞码头。每一位来法华工都为法国一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战 结束后，约3000 名华工留在了巴黎、里昂等地，成为法国的第一 个华人群体。他表示，逝去的华工所作的贡献不会因时间而磨灭， 法国将永远铭记华工们无私的付出。中法友谊万岁。”（《欧洲时报》 2014 年 11 月 27 日）

今天，巴黎除了那块小小的华工纪念碑外，还为当年的华工竖立了一尊铜像。2018 年为一战结束一百周年。9月20日，巴黎里昂火车站竖立了一座华工纪念铜像，华工微佝着背，肩搭包袱，一脸新奇和坚毅的神情。可以说，在巴黎，华工终有其“一席之地”了。11月11日，在凯旋门一战停战百年纪念仪式上，一名华裔女孩用中 文朗读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华工顾杏卿的书信，顾在信中描述了11月11日终战时他在巴黎所见到的情形。

次日即1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在巴黎 十三区出席了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和巴黎十三区政府共同举办的一战百年华工追思活动。吉炳轩在致辞中表示，一战华工为欧洲大陆 恢复和平和战后重建做出了独特贡献和巨大牺牲，祖国不会忘记他们。法方表示，中国劳工在一战中付出了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法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名字不仅应镌刻在纪念碑上，也应写入孩子们的历史课本中，让人们永远铭记。劳工们的后代继承先辈精神，为促进法国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了 重要贡献。相信他们将一如既往，为深化法中友谊和两国各领域交 往合作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看来，一战结束百年后的今天，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人们对于华工在一战中的贡献越来越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