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德文版《小红帽》：女权运动中的童话故事

全世界范围内的性别意识觉醒浪潮席卷而来，人们对性别相关的议题越来越重视，在以往父权视角下诞生的经典文字作品都得到了性别层面的再度审视和反思。

小红帽的形象经久不衰，无论是全世界的儿童还是大人，对她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但事实上这个故事有许多面貌。一开始，《小红帽》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色情故事，最早由Charles Perraults书写的版本（petit chaperon rouge）也并没有留下一个好结局——小红帽受到狼的诱骗，脱光衣服，上了床和狼一起睡觉，最后遇害被吞，也没有被解救出来。

从故事雏形诞生到如今的几百年间，小红帽的形象和她的故事不停地在被加工、被赋予新的意义。

二十世纪，各种对小红帽故事的改编版本已经变得越来越有趣、具有反叛意识并且更加贴近现实。

1962年的《纽约客》杂志上刊登过这样一则广告：妆容精致，戴着红色斗篷帽的女孩自信地望向远方，同样是红色的背景图上印上了这样的大标题——“我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开着我的小红车”。

大概是受到这则广告的启发，奥地利女记者兼作家Alice Penkala在1965年以Anneliese Meinert的笔名发表了题为Rotkäppchen’65（下文称为“65版小红帽”，因为文章标题中带有65这个年份，发表时期又是1965年）的短故事。文章内容仍然以小红帽探望外婆这一情节为核心，运用滑稽而又讽刺的方式模仿了格林童话原版中的小红帽故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世界上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 (Second-wave feminism) 正在美国发展得如火如荼，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同时很快传播到大洋彼岸的其它西方国家。我们可以大胆地做这样的联想——65版小红帽描绘的就是一个女孩在当时的生活和故事。1965年的她在森林里飙车，和猎人谈起了恋爱，对路边想要搭便车的狼视而不见，看着“他”在后视镜里慢慢变成一团模糊的灰影。

这则德语故事很短，全文试译如下：

妈妈说道：“小红帽，这篮子里有我给外婆准备的蛋糕和威士忌。我还有点儿急事。你乖一点，把篮子送过去吧。“

小红帽一点儿也不高兴，她还要和男朋友见面呢。但为了展现出自己友好的一面，她还是嘟囔着说，“给我吧。”

小红帽跳进了自己的跑车里，疾驰着穿越森林。没有高速公路，糟糕的路段人迹罕至。小红帽一路飞奔，开过了繁茂的树丛，开过了刻画着动物标识的警示牌。路边站着一个灰色的影子，挥着手想要搭便车。开过去！

外婆对于小红帽的到来似乎不是特别高兴。“你怎么来了！你来得太不巧了，我正打着桥牌呢。你妈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怎么要给我送蛋糕和威士忌？她不知道我现在在减肥吗？别拿这些东西诱惑我，快把它们拿走！”

“好吧，外婆。”小红帽抓住了她之前放在桌上的篮子，又问道，“外婆，为什么你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这不就是为了更清楚地看你嘛。”外婆笑了，“这可是隐形的！比眼镜方便多了！ ”

“那你戴着这么大的耳环又是为啥？”

“这不就是为了能听清你的话嘛。这是最新的发明，把助听器和耳扣装在一起的。”

小红帽也笑了，“外婆！你的嘴又咋了？”

“我的嘴？反正不是为了吃你！牙医给我设计了一副新的假牙，这样我的嘴角就不会下垂了。别在这儿待着了，我的孩子……我还有事儿呢。” 小红帽跳进车里，离开了。

小红帽的男朋友，年轻的猎人，在老时间等她。

“你咋又迟到了，”他一边抱怨着一边爬进车里，“你上哪儿鬼混去了？”

“鬼混什么！我去看外婆了，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看，这是她给我的篮子。”

猎人打开了威士忌酒瓶。“没碰上啥吗？”他问道，又吞下了一大口酒。

“哎呀！老狼想要我停车，我差点轧死他。”

猎人的嘴里塞满了蛋糕，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

他们开着车越过了高速公路，穿越了森林。他们没有注意到沿途的鲜花或者是生长在树下更漂亮的那些。小红帽之前独自开车时也没注意到它们。这些她又怎么能看到呢，尤其是在180km/h的车速下。

故事以母亲对小红帽的嘱托开始写起，格林兄弟版的小红帽妈妈是这样说的——“小红帽，把这里的蛋糕和红酒带给外婆吧。她病了，这些食物能让她好起来。但你在路上要注意，举止得体，不要偏离大路，不然你会摔倒还要把酒瓶打碎。到了外婆家里，不要东张西望，记得说早上好！ ”小红帽表现得很乖巧，保证一定会完成任务。而65版小红帽的小红帽面对母亲的要求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态度。

美国学者凯瑟琳·奥兰斯汀在《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一书中曾提到，小红帽一直被赋予符合社会和伦理风范的无数意义、道德、训诫和警示。对比之下，原版中妈妈对小红帽的嘱咐，实则全是当时对女性行为的约束信条，有些甚至到现在仍有迹可循，女性在外展示出的形象必须是乖巧得体、无懈可击的，不能流露出任何多余的感情。尽管在65版中，小红帽已经展示出了一定的反叛精神，她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的形象，或者用当今的时髦词来说——人设，还是不得不一边发牢骚一边答应母亲的要求。

65版小红帽向各位描绘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外婆的形象，正如上文由母亲所述，原版中的外婆生病了所以需要小红帽的探望，但这位“新外婆”拥有自己的生活，她对外孙女的拜访似乎不是很高兴，甚至直言小红帽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对小红帽妈妈放在篮子里的食物也颇为挑剔——“你妈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怎么要给我送蛋糕和威士忌？她不知道我现在在减肥吗？别拿这些东西诱惑我，快把它们拿走！ ”

原版中小红帽对“狼外婆”的三连发问也被改编地非常具有喜剧效果。

“外婆，你的眼睛怎么在闪闪发光？”

“这样我就能更清楚地看见你了。隐形的！比眼镜方便多了！ ”

“你怎么戴着这么大的耳环？”

“这样我就能更明白地听清你的话了。这是最新的发明，把助听设备和耳扣装在一起的。”

“外婆！你的嘴看起来也不一样了。”

“这样我就能更方便地把你吞下去吃掉你吗？当然不是了！牙医给我设计了一副新的假牙，这样我的嘴角就不会下垂了。”

1965年“外婆”的表现还是超越了2019年的中国社会对老年人的想象力，岁月的流逝并没有阻碍这位女士对于美和生活的追求，她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不需要子女定期探望以期博得一点微弱的存在感。

此外，细心的读者大概已经发现，在原版小红帽中父亲这一角色是缺失的。65版小红帽也延续了这样一种家庭模式，但对原本属于大灰狼和猎人的定位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狼从始作俑者变成了无人问津的“路边背包客”，小红帽开着跑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一点也不搭理他；之前扮演拯救者角色的猎人在和65版小红帽约会之时，把外婆拒收的蛋糕和威士忌捧出来大快朵颐……丧失了在原版中所拥有的权力，故事中仅存的两个男性角色看起来都有那么一些好笑和愚蠢。

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差感，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这样的桥段：年轻无知的女孩永远在等待踏着七彩祥云的异性来帮助她们脱离苦海。仿佛这样才是对的，正确的。一旦这些异性们的“特权”被剥离，不需要被拯救的女孩们和他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才应该是常态，我们却觉得再也习惯不了。

Alice Penkala

关于65版小红帽作者Alice的生平，虽然目前互联网上关于她的资料非常之少，仅留的只言片语也足够领略她一生的“波澜壮阔”。Alice出生于1902年的维也纳，父亲是一名医生，同时也写一点科幻小说。1919年起她在维也纳大学读法律专业，在此期间以很多笔名写下很多诗歌、短篇故事以及讽刺性的杂文短评。毕业以后她将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了新闻这一块，1929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就职于柏林一家秉承共产主义理念的报社。在1938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她开始自己的流亡之旅，足迹一度踏入南美洲。她将自己独特的经历和女性视角渗透到创作中去，但是关于战争的那些作品在德语区却并不受到待见，因为奥地利和德国的读者群体不愿再提起战时的灰色记忆。后来她在法国停了下来，以Anneliese Meinert为笔名写下了许多短故事以及连载小说。她的代理人曾经用这么一些关键词评价过她在该时期形成的“里维埃拉风格” (Riviera-Romane) ——一丝丝犯罪色彩，典型的巴黎波西米亚风格混含着对性与性别的思考与描写。她这一生留下了大约四十部小说和一百篇短故事，同时还担任多语种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

与第一波运动不同是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不再满足于已取得的关于妇女参政的胜利，运动发起者们把眼光放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性别、婚姻、家庭和生育，关注到了女性们在日常中的困境。在这个节点上，有不少事情的发生也正面或侧面推动了女性运动的发展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1949年首版的《第二性》于1953年被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波伏娃在这部社会学著作中探讨的女性个体发展史中显示出的性别差异，父权意识如何通过将女人定义为他者而确立男性的本体地位的。她还在书中提出，“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七年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批准了首款口服避孕药，这颗小药丸的诞生代表了家庭计划生育和女性生育权的革命性转变。女性将是否生育以及何时生育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而扫清了女性在个人发展以及家庭生活之间难以平衡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