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国际学校里的“中西之别”

文 | 小沸

编辑 | 刘成硕

1

最近，我的同事，同在一所国际学校教中文课的孔晓炜老师正身陷一场不小的麻烦当中，委屈满腹，焦头烂额。他持续收到人事部门的警告邮件，对方使用的措辞相当不客气，如同原告向司法部门提供的指控，指责孔晓炜“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有不正当肢体接触，言语过度亲密，超出正常师生礼仪，有违师德。孔晓炜须签字认错，如有再犯，即刻辞退，学校概不负责。”等等。

孔晓炜今年三十岁，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气质温文尔雅，举手投足带点儿女孩的柔和。一张干净得没有一点胡茬的圆脸上，婴儿肥还没有完全消退，一副圆润稚嫩的童音嗓仿佛赶在青春期到来前就已定型，金属圆框眼镜后面是一双湿漉漉的杏眼，看人时，常常流露出亲切友善的耐心，好像在期盼对方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他个子不高，敦实粗壮的身材也显出一种孩童似的笨拙可爱。他委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对于这封警告书，他说起来毫不掩饰自己悲愤的怒火，态度冷酷而强硬。

拖了两月有余，孔晓炜依然拒绝签字，情愿屡次被请去“小黑屋”约谈，如同接受一场又一场有始无终的漫长审讯。

“小黑屋”D513其实是行政楼里划出的一间封闭式音乐室，位于五楼的长廊尽头，隔壁是一间堆满杂物的仓库，六七平米，没有窗户，小门一关，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是提供给练习架子鼓、制造噪音最大的学生课余使用。白天学生都在上课，闲置的D513就成为约谈老师的最佳去处。因为被约谈从没什么好事，且是一人面对直属上司、学监、人事部、中方校长、外方校长、几位副校长等其中几人长达半小时以上的盘问和指教，这间屋子在老师们看来像冷宫一样晦气，产生的气压也让人分外压抑，所以被戏称为“小黑屋”。老师面对上司，有时像无辜弱小的孩子面对说一不二要关禁闭的家长，只不过出于成年人固化的教养，对方拉开“小黑屋”的门时，会递上一个恰如其分的微笑，说一个“请”字。

在方条长桌靠墙的一面，孔晓炜落落寡合地坐下。他十指紧扣，搁在桌面上，指关节时而扭曲，在他看似漫不经心的力道下发出咔咔的双响。他扫视着来人在自己面前落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外方校长（四十多岁的英国人Martin），中方创校校长（接近六十岁的阚教授），人事主管（三十五岁的中国人Catherine），还有中文组的学科组长我。

Catherine给不通中文的Martin和不通英文的阚教授当翻译。孔晓炜也需要帮助才能顺利沟通。他本硕均毕业于厦门大学，成长于英语普及的教育大背景下，按理说不应该。但他满腔热情和时间都给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沉迷于不合时宜的文言文，苏轼、韩愈和张岱的散文张口即来，可年轻人都会的英文却讲得磕磕绊绊，脑门冒汗，如临大敌。孔晓炜在这所学校工作五年，比除了创办者阚教授之外的在场三人资历都老，在教员流动相当频繁的国际教育行业，这份忠诚实属难得，也令人难以理解。起初，学校想对老员工宽大处理，丝毫没有赶他走的用意。

所以，阚教授不满地对孔晓炜说：“孔老师，你签个字，认个错，表示以后改正，这事早就弄完了。”

“不是我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只是，我不能接受。”孔晓炜说，他的脸涨得通红，音调陡然提起又虚空地降落，“什么叫‘与学生有不正当肢体接触’？这是在暗示什么？性行为吗？强奸吗？”说完他白了人事主管Catherine一眼：“你不能注意下措辞吗？你知道这对一个人的名誉会有多大伤害吗？我签完字，这样一份文件流出去，我以后还要不要教书了。”

Catherine平静地说：“警告书是领导看过的，没有异议，况且，不是我起草，我只负责翻译中文版。”说完出于习惯，她把棕色卷发拢到耳后，然后流利地帮Martin译出孔晓炜的质问。

Martin点点头，又耸耸肩，茂密的金色络腮胡子中间，一双绿莹莹的眼睛转来转去，像在思考和组织语言。他似乎赞同，却又否定。Martin是个精力充沛、事无巨细的领袖，对处理任何鸡毛蒜皮的事物都有无穷无尽的耐性，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来半年便赢得了阚教授的好感和信赖，很多事情都是他一拍光秃秃的脑袋就说了算。

Martin说，除非是在特殊场合，比如艺术节表演拉丁舞，比如篮球场上发生冲撞，老师和学生永远不该发生肢体接触，像Kong这样，勾着学生的肩走路，给学生的胸脯一拳，摸摸学生的头，跟学生掰手腕，以及让小男生猴儿似的挂在自己身上，都属于不正当肢体接触。此外，请学生喝咖啡，周末请学生吃饭，跟学生逛书店，加学生微信聊琐事，都属于过度亲密的不正当师生关系。Martin旧话重提，强调老师只是一项职业，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无异，不应涉及私人情感，且面对的是未成年人，一言一行更要加倍谨慎。师生接触应当只维持在上课时间，教室之内。

我对Martin那些“教导”烂熟于心，因而很不理解孔晓炜，就像他们说的这么做就好了，这有什么难的。

2

“可是，我们中国式的师生关系不是这样的。”孔晓炜摇摇头，以一种类似吟诵的口吻说，“师父师父，如师如父。”

Catherine没有给他翻译，她微笑着打圆场：“文化差异，都是文化差异。孔老师，我们要尊重和学习外国人的文化。”

“真受不了。”孔晓炜的声音里有种孩子气的愤慨，年轻的娃娃脸涨得红一块白一块，他向Catherine凑近了些，“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我们尊重他们？学习他们？”

阚教授白了他一眼，似乎觉得这样的问题毫无回答的必要。

没人回答，也没人给Martin翻译，但他的目光在四个中国人脸上流连，从我们的神色中察觉出了什么。他接茬道：“我们这是国际学校，面向中产及富人家庭的中国孩子。他们每年花费接近二十万的学费，是来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教育，而不是中国的本土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设美国历史却没有中国历史、开设美国地理却没有中国地理的原因。因为他们不需要。”Martin绿色棕榈叶衬衫下凸起的大肚腩往椅背一靠，竖起食指正对鼻梁，严肃地看着我们，语气不容置疑，“至于中国体制内的本土教育，如果他们想要，免费就可获得。”他说，管理层正在考虑把每周五节的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课缩减至三节，腾出时间给学生们背托福单词。

“这不公平！”孔晓炜叫起来，“你这是文化歧视。”

我心里虽然不舒服，但是用脑子稍微一想，给自己减轻了工作量，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我没有意见。孔晓炜太冲动了。

阚教授敲敲桌面，用中文提醒他，“歧视”这词可不能乱用。

辩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这是一座Martin和他从泰国清迈带来的外教团队拿主意的学校。如果要搞民主，投票决意，全校外籍教师与中国教师在数量上的比例是4:1（这正是本校招生部面对潜在家长时最喜推崇的“师资优势”）。

最后，孔晓炜说，要他签字也可以，前提是警告书上要写明白“不正当肢体接触”的细节，也就是，他的具体动作、时间、地点和目击证人。他坦诚说，这是为了他自己将来的前途着想。

说到这里，孔晓炜的眼神变得困惑而不无痛苦，他狐疑地问：“是谁举报的我？”

上司们收起笔记本，合上手中的黑色碳素笔，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不能告诉你。”

Martin拒绝再对文件做什么修正。他用一种遗憾的口气说，如果孔晓炜不签字认错，管理层就要考虑辞退他了，因为孔晓炜的存在是一个“隐患”（a snake in the grass）。

阚教授也说，“红黄蓝”事件后，家长和舆论对这一块极其敏感，学校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离开小黑屋后，Catherine在洗手间里小声跟我说：“有好几个老外都写邮件举报他了，天哪，他英文都不会说，怎么就得罪了他们。”

我不知说什么，跟着叹了口气。

Catherine忽然说：“你也要小心，你也被邮件举报了。”

我心里蓦地一阵紧缩。

Catherine洗完手，双手伸到暖风机下，暖风机呼呼地工作起来。她侧身看了我一眼，点拨道：“你不是有件浅黄色的衬衫连衣裙么？上面还绣着几朵墨绿色的小花，是不是？”

“没错。”我的确穿过几次那条裙子。

“他们觉得你穿得太花哨了，显得很不职业化，所以喽，他们说怀疑你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天哪。他们怎么当面不说，非得那么正式地写个邮件去告状？”我想起每天早上打招呼时，那一张张咧嘴朝我热情地大笑，笑得像大嘴美女Julia Roberts那么灿烂亲切的脸庞，感到又迷惑又气恼：“他们每天还对我笑啊笑呢。这不很搞笑么？”

“都是演技派。而且，有些人就是比居委会大妈还爱管事，精力过剩。”Catherine烘干了手，打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流进盥洗盆和下水道里，她狡黠地朝我眨眨眼：“对了，你还记得那个红头发的Jessica吗？”

“当然记得。”我说。

Jessica那头消防器般鲜红、灌木丛般茂盛的长发，令人非常难忘。她是苏格兰人，也是随Martin从清迈“组团”来中国的外籍教师之一，教英美戏剧与表演，三十出头，身形高大瘦削，脸部线条分明，像个美国西部牛仔。她爱穿酒红色工字紧身背心（在我看来，这可比浅黄色连衣裙大胆多了），一条蟒蛇般纹路错综复杂的花臂裸露在外，初次相见时，这一点制造的视觉冲击需要日积月累朝夕相处才能抹淡。她酷爱带钻的耳钉、鼻钉和唇钉，每当张口说话，喉口那颗米粒大小、白光闪闪的舌钉就开始欢快地跳跃。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她那口烟嗓儿、口音浓重的英语。眼下我突然想起，这位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没见了，多次教师例会没有现身，她的课堂都改成了自习课（因为学校一时也没找到代课老师）。

“她回苏格兰了。” Catherine压低声音，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她在家嗑药嗨过了头，七窍流血，差点丢了命。哎呀，为了处理她那堆资料，我那几天可是加了不少班。”

我感到非常诧异。

我想起有次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事问Catherine为什么不把她放在韶关乡下的儿子接到深圳上幼儿园，读贵族式的国际学校，反正学校给员工提供“子女入学免除学费”的福利，折算成人民币，幼儿园一学期的学费也得十来万呢。Catherine淡淡地叹息道，再说吧。

她关掉水龙头，走出洗手间，高跟鞋笃笃地打在刚打完蜡的木地板上。“都是些什么人呀。”她厌倦地说。

3

近年，国际化大潮之中，本科留学成为趋势，国际教育行业发展十分迅猛，中国已成为全球国际学校最多的国家，数量多达一千所，每年还以六七十所的速度在增长。因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受法律制约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公立学校的国际班受政策限制难以扩张规模，所以，近年增长的国际学校基本为中外合办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在校生占所有国际学校在校生的八成。各个城市、各类性质的私立学校差异很大，鱼龙混杂，当然是鱼类繁多，真龙稀少。

我和孔晓炜的工作单位是广东省教育局最早审批、最早创立的国际学校之一，从幼儿园到高中自成一统，校园独立，声名在外，按理说办学体系应当相当成熟，然而，当我入职时，还是被它贫乏空洞的课程设置吃了一惊。为此，我在自己的中文课上也饱尝苦果：高中生对常识的匮乏令人难以忍受，很多人不知长江黄河的地理方位，不知山东江西属南属北，因为老师没有教过，学校没开中国地理课。更不知秦皇汉武，刘邦项羽或苏轼苏辙，也没有中国历史课呀，可能讲中国文学的老师提过吧，但又不要求背诵和考试，都是过眼烟云，风轻云淡。我初来乍到时，满心疑窦地询问同事，有同事漫不经心地笑笑，别在意呀，他们为了出国，有点力气都使在英语上了；什么都不会没关系呀，录取率100%，去国外混个听着洋气的大学回来，接手家族企业，人生还是坦途，比你我前途都光明得多。

这所阚氏父子四人各司其职的学校也和家族企业无异，所以要小心算计支出，有时竟像那种明明富贵却极其吝啬的家庭主妇在菜场买菜，讨价还价、锱铢必较都一一摆上明面。当然，主妇砍价时，既看菜，也看面对的摊主。一次，在一场管理层参与的教学研讨会上，各科老师都带上教材，以方便回答课程进度等问题。美国历史、美国地理、AP数学、AP物理、英语文学都按外籍教师的要求，从美国直接邮购原版教材，只有中文课，是没有教材的，此前招生部告诫说，为了避免家长说闲话，不能取巧地使用公立学校的语文课本。至于此前请当地大学一位中文系教授（阚教授的老同学）选编的所谓自研教材，除了几篇晦涩难懂的先秦散文，再无他物，应用起来十分尴尬。老校长阚教授指着孔晓炜桌前的《史记》和《东坡乐府》，探询道：“你用这个做教材吗？”

“是的。”孔晓炜点点头说。

“学校买的吗？”

“是的。”

阚教授眉头一蹙，明显不悦：“学生们手上的呢？学校掏钱买的，还是他们自己买的？”

“学校买的。”

“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买？”

孔晓炜茫然地沉默着。

“多少钱一本？买了多少本？一共多少钱？”阚教授高声问，老人相貌儒雅温润，笑起来特别和蔼，可只要开口说话就全然破坏了那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因为他和下属说话的口气总是指责和轻蔑，口气很大时，还会喷发出年迈之人束手无策的无可挽回的，口臭。

孔晓炜低声说：“我不记得了，要问一下行政。”他的童音里透出压抑的反感和轻微的疲惫。

阚教授一点也不放松，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好像一个顽固而尖利的钻头。“至少得二三十块一本，现在的书做得花里胡哨，越来越贵了。”他手一扬，示意老师们把书传过去。孔晓炜和阚教授正好坐在长条方桌的两头，那两本书便在一排人手中传了一路。阚教授不耐烦地翻看了一眼封底的定价，嘴角微微抽搐，指点江山般环视了我们一圈，最后愠怒的目光锁定孔晓炜，他说：“孔老师，你真是浪费钱，随便浪费学校的钱！你就不能自己打印几张给学生吗？”

孔晓炜正了正身子，一时无法接话。在场的老师们习以为常地旁观着，没人发笑，吭声，也没有人扭动一下坐僵的身体，每具灵魂都像瞬间挥发，离场。然而，孔晓炜还是感觉他的自尊受到了当众的刺伤，他坐立不安，迟疑再三，终于在会议推到下一个话题前，不满地嘟囔了几句：“这不公平，其他学科订购的教材，都是两三百块一本呢，我这个还不及他们的邮费吧。”

“把心思用在课堂上吧，孔老师。”老校长说完，抬起支在桌面的手肘，食指在空气中沾水似的点了点，“下一个问题。”

孔晓炜的课堂是没得说的，他备课严谨扎实，知识面开阔，能够自由自在地旁征博引，他跟学生私交好，课堂气氛也轻松亲切，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的人可不多。怎么说，他甚至用了太多的心思在课堂上，有点太为学生着想，常常说话过于直接，一针见血，未免会引起听者的不适。他会说，“老孔知道在座的各位”（他总是这样自称和称呼学生），你们的父母大多是抓住深圳改革开放的机会，迅速积累财富，从而实现了阶层跨越；但是，“文化”这个词依然令他们心虚。他们多想要自己的下一代很有文化，具备知识阶层的典型品质，打入真正的富人阶层；可是我看你们中的很多人，懒散又轻浮，恐怕维持父母一代的成果都很难，更别提进阶了。

听完那堂课，出了教室，一位教务苦笑道：“孔老师真是实诚，只差没说‘暴发户’三个字了。”

有老师说起每逢家长会，阚教授演讲时，最爱用的一些词汇：“精英”，“上流社会”，“白人社会”，“金字塔顶端”，听得家长们眼睛放光，给出无比兴奋的充满认同感的掌声，——“真是击中软肋又摸准需求啊。”

4

孔晓炜性格温顺，能忍耐，懂蛰伏，并不是那种喜欢跟上司抬杠的人。他的父母是最先来深圳淘金的汕尾人，但是因能力和机遇有限，并没有发迹。他们在南山打理一家早点铺，卖肠粉、炒面、包子、豆浆、茶叶蛋，起早贪黑，勤俭持家。短短三四十年，门前的深南大道从一条牛车信步的泥泞土路变成流光溢彩的深圳名片，回过头来看，能够为独子置下一套市值八百多万的房产，他们想起来也会会心一笑。但是，与此同时，这城市渐渐聚集起各行各业的能人，人均收入和物价都水涨船高，他们反观自身，也有种不上不下的谦卑的危机感。在这种氛围下，孔晓炜养成了做小本生意的人特有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但是大学时代多年浸染中国古代文学，且受导师教育和同门影响，他的性格也有狂放洒脱的一面，只是不太轻易展露。

不过，就目前的处境和形势来看，孔晓炜最好像切除肿瘤一样把这部分狂放危险的性格因子除掉。他的妻子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又请了月嫂，陡增的经济支出容不得家里出现一个失业的男人（学期中，教职尤其不好找）。他损失最少的做法应该是在“警告书”上签字，承诺不再跟学生有任何肢体接触，保证绝不会再发生“拍拍学生的肩以示鼓励”这样的行为，——尽管听起来多么荒诞可笑。因为学校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改善教学方法，不如说是息事宁人，即，给串通好了似的接二连三举报他的外籍教师们一个交代。

但是孔晓炜好像不明白。他私下请了律师，打算在学校不做赔偿地辞退他时，状告学校侵犯他的名誉。他和几位交好的同事说，他没什么可怕的，失业一年半载或者诉讼费比较昂贵都不会把他逼上绝路，他可以卖掉房子。关键处，他挚爱的妻子也支持他维护名誉的一切决定。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很多繁复的细枝末节要准备，孔晓炜请了几天事假。他工作兢兢业业，之前连法定婚假都没有休，这次出于一种沉郁的愤怒，“罢工”了。停课让他对学生心存内疚，不过学生和学校都不介意。这套教育体系除了需要一个托福或雅思的语言证明，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需要应对的严苛的考试体系，每天都有师生请假，隔阵子就有老师连告别都没有就永久地消失不见，比如教戏剧艺术的苏格兰女老师。

相比十分活跃的外籍教师，中国教师们显然像个自律过度的僧侣，日常生活都比较单调平静。彼此各有所好，又不习惯相互迁就，此外虽是同事，收入也存在数倍的差异，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不相近，工作之余索性就不太往来了。近一年来，中外老师仅有一次普遍的交集，但是留下了很糟糕的记忆（尽管这是由陌生的饭店工作人员造成的）。

为了庆祝新年，老师们一起去蛇口一家港式餐厅吃饭。校车把一群人送到那家生意火爆众声喧哗的餐厅门口时，天色已暗，大家都感到饥肠辘辘了。所有人在大厅暖黄色枝形吊灯下零零散散地落座，看似无意却又很自然地分成了肤色分明的两桌。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穿着白衬衫、端着白盘子的小伙子们在白色圆桌之间游弋，我们招了几次手都只招来他们礼貌安抚的微笑：“好的，马上，请等一等。”我们耐心地在刷手机、喝大麦茶和四下张望中打发时间，眼看邻桌已经端上了烧鹅、鱼饼和虾饺，紧接着，鹅肝饭和水晶包也端上来了。每当白衣小伙从开放式厨房穿过大厅走来时，我们都以为他停下脚步，会右转，对我们点头微笑：“请慢用。”没有，没有，他往左转去了。“Please.”“Please.”

空无一物的餐桌变得令我们异常尴尬，几乎难以忍受。如果邻桌的哪位同事有那么片刻，没把心思集中在自己的餐盘里，或是从他们高谈阔论的哈哈大笑中，突然分神瞥来一眼，我们估计会难堪得如同下人顺手牵羊偷鸡摸狗时被主人开门撞见。我们脸色发黄，如坐针毡，对彼此的遭际感同身受，等到精致的菜品端上来时，已经没有好脸色留给服务员，也没有好胃口留给自己。

买单时，学校财务发现饭店经理给外籍教师一桌的菜品打了八八折，中教一桌则一律原价。财务是个心思很细又是非分明的人，她向经理询问二者待遇不同的理由，经理说，饭店非常欢迎外国人，尤其是白人，他们在此齐聚一桌，会显得饭店更加高档，能够吸引来更多的顾客。

从饭店出来，去地铁站的路上，我们看见外籍教师们的手上都拿着一张两张深蓝色的纸片，一问才知是获赠的减免折扣券。此外，饭店还为他们每人免费办理了“尊享VIP卡”，消费打折，赠送小食，就餐不用排队。

当时有人感慨道：“真是说不出的恶心啊。”

孔晓炜沮丧地抹了把眼睛，佯装悲泣：“真讽刺，作为一个汉族，黄种人，在中国境内，我居然受到了种族歧视。”

“不要不开心，要提高适应能力，” 一位做教务工作的同事冷淡地一笑，“我呀，和他们打交道最多，早就习惯了。”

5

孔晓炜的“警告书”事件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时，学校发生了另一件匪夷所思的丑事，因为处理及时才没有发展为大面积的行业丑闻。这件事像烟雾弹似的引爆，突如其来，无孔不入，吸引了全校反应最迟钝的学生的注意，一时学生无心学习，教师无心工作，上司无心监管，总之人人都顾不上本分了。

起初是一个周五的晚上，音乐老师林俪连发几张与外方校长Martin的微信聊天截图在工作群，几乎以毫不留情的决绝态度来处理Martin对她的“追求”。

“嗨，Lynn，周末有空陪我喝杯咖啡吗？初来中国，我没有一个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温柔漂亮的女孩。”

“我喜欢你今天穿的系带高跟鞋，显得你的脚很美。”

随着聊天日期越新近，言语越来越亲密。尽管最初，林俪多以一个捂脸的表情作为答复，但一点也不影响Martin赞美她的热情。林俪长相甜美，性格率真，走到哪儿都像只轻巧欢快的小鸟。24岁的她刚从香港一所大学的流行乐方向毕业，工作不久，目前还处在用人单位要求的拿八成薪资的半年见习期内。她单身，但是在我们旁人看来，Martin作为男友实在不合适。他至少比她大十五岁，因为肚腩、秃顶和脸上永久性的棕褐色晒伤斑，他看上去比实际更加衰老。

然而，就在林俪考虑是否要接纳他，尝试一下时，她从一位已婚女同事那里听到了Martin的一些风言风语。他试图在晚自习后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对她做点什么。在她毫无防备时，他一只手撑在她的办公桌上，漫无目的地聊着天，另一只手落在了她的脖子上。那位女同事颇有经验地总结道：像Martin这样老奸巨猾的色狼，即便把你带到四下无人的场所，也不会暴力强奸，他只会言语挑逗，一点点试探，对上你的信号后，再大胆地更进一步。因为他要顾忌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他只想不担风险、毫无损失地贪便宜。

事实上，林俪能够从同事那里听到这些话，纯属幸运。老师们虽然共享一个五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但出于谨言慎行的工作习惯，极少闲聊，沉闷的寂静之中，只有键盘、打印机和饮水机工作的声音。人与人之间如此孤立、隔绝，绝口不提私生活，小心翼翼又众志成城地筑起无形的高墙，以至于当林俪把那些聊天截图发到群里时，很多女老师才对Martin的性骚扰回过神来。而且，难堪的是，已经有人羊入虎口，为时晚矣。

学校关起门来，开了一次只有中国籍女教师参加的会议，后知后觉地打探情况坏到了何种程度。他们速战速决地辞退了Martin，同时，陆陆续续的，又有几位“Martin团”的外籍教师悄无声息地离职，给家长们的说法是“因病”，“因家事”或“因不明个人原因”。学校与两位执拗地讨要说辞的女教师达成了赔偿与封口的协议，以为事情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可是没想到，有班主任说，Martin可能还给所教世界历史课的十一年级女学生发过骚扰微信。那些与他关系比较亲近的浓妆艳抹的懒女孩，在期中考试中拿的成绩等级都在A-以上。

学校心惊胆战地在压抑的平静中等了一段时间。只要等到三月到来，大学录取开始放榜，那几位毫无疑问能够进入全美前二十的学生将会制造一场盛大的“冲喜”，吸引师生和社会的注意。所幸，等待的这段时间也没有家长前来质问。于是，关于Martin领头的这场惊险过山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事件的到来，慢慢落地，人们在心理上逐渐平复，终将不复记起。

Martin和他的团队走后，人事部为了找代课老师忙得昏天黑地，但还是来不及，几门课都改成了自习，学生们私下议论纷纷，不过他们的专注力一向很差，很快就把目光转移到电子游戏和谈情说爱上。人手短缺，学校撤销了孔晓炜的警告书。阚教授跟他在“小黑屋”聊天时，推心置腹地说，学校关注师生的不正当关系，出发点是没错的，Martin就是个明证，一个揪出来的反派，一头披着羊皮的狼。

“我们就是看错了人，让孔老师你受了点小委屈。”阚教授摇摇头，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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