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资就能增加幸福感么？留学人员加薪的行为观察

2019年2月底，财政部和教育部下发了《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标准的通知》（财科教[2019]6号文件），它修订了2010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文件有两大亮点：一是各地区博士生奖学金大幅上涨，资助标准直接等同当地访问学者；二是各地区各类型人员每月资助标准普遍上调，不过上涨幅度不一。

举例来说，在2019年之前，在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访问学者和博士生的资助标准分别为1300和1200欧元，修订后则统一为1350欧元。从涨幅来看，在法国和德国等国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每月资助金额分别增加50欧元（约合370元人民币）和150欧元（约合1110元人民币）。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访问学者，每月资助金额依序分别增加200美元（约合1300元人民币）、200英磅（约合1700元人民币）、500加元（约合2500元人民币）和500美元（约合3350元人民币）；而在美英加俄这四国的博士生每月资助金额，则分别增加300美元（约合2000元人民币）、250英磅（约合2200元人民币）、600加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和650美元（约合4350元人民币）。

该文件从2019年3月开始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广泛流传，并在留学群里引发热议；4月下旬开始按新文件发放工资，并补发前三个月差额。在这过程中，有兴奋者，有吐槽者，甚至还有失落者。大家拿到手的工资都增加了，为什么还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是在下降的呢？

如何理解工资增加、幸福感反而下降这样一个“悖论”现象？从传统经济学理论来看，理性经济人的幸福感只取决于当事人自身的物质利益水平。涨工资的时候，增加的工资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或者服务，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或体验，进而提高幸福感。因而，基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前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理论预测结果：工资越高，幸福感越高。然而，现实情形并不完全支持传统经济学的这一预测结果。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行为经济学对工资和幸福感悖论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瑞士苏黎士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教授和德国慕尼黑大学行为经济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教授，在1999年提出了经典的不平等厌恶理论，它正好诠释了中国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哲学智慧。在他们看来，个人的效用（幸福感）由物质效用和情感效用两部分构成。物质效用取决于个人金钱等物质水平，而情感效用则取决于自身物质水平与其他人物质水平的比较。当自己物质水平低于其他人平均水平时，会由于自己的劣势地位产生明显的嫉妒感；而当自己物质收益高于其他人平均水平时，则会由于自身优势地位而产生愧疚感。同样的物质收益差额，所产生的嫉妒感要比愧疚感更加强烈。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嫉妒感和愧疚感，使得人们具有厌恶不平等、追求公平的社会价值取向，也使得人们在获得更多物质利益时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现实经验证据能够支撑行为经济学的这一理论解释？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教授等四位学者在2012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同辈工资和幸福感的文章。他们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当加利福尼亚大学老师得知他们工资明显低于同群体教师工资中位数的时候，这些老师的工作满意度明显更低，准备跳槽寻找新工作的概率也显著变大。与此相反，那些工资高于中位数的教职工，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离职率也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相对收入水平确实会影响个人幸福感，嫉妒情感明显降低了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而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能力应该得到这样的高报酬，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愧疚感抑制了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它拉低了高收入者本来应有的更高幸福感水平。

此次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调整，无疑为验证行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次很好的现场实验研究机会，也进一步丰富了已有的工资上涨和幸福感的研究话题。从留学微信群里的相关言论来看，由于博士生群体相对访问学者的资助额涨幅更高，因而博士生言谈中所洋溢的幸福感受，应该是要高于同一地区访问学者群体的幸福感。然而，工资上涨究竟能否提高幸福感，关键在于相对收入，重点在于参照群体的选择和关注焦点。

仔细留意下留学群动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非对称性现象：访问学者不仅会比较不同地区访问学者资助金额，也会比较同一地区博士生资助金额；博士生只关注不同地区博士生资助额，却几乎不会谈论到同一地区访问学者的资助额。换句话说，在与他人比较过程当中，即便同时存在着更好和更差的参照群体标准，但是人们眼光更多是朝上看，而不是朝下看。这样的参照群体标准向上选择偏向，使得人们更容易产生嫉妒感，而不是愧疚感。此外，个人社交网络无疑也会影响到参照群体选择，进而影响幸福感。举例来说，由于法国博士生资助额涨幅差不多是俄罗斯博士生的四分之一，作为一名在法留学的博士生，有没有在俄留学的同学，很可能会有天差地别的感受。最后，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工资下发前后会有不同的关注焦点，从而带来截然不同的幸福感言论。在工资还未下发的3月份里，人们谈论焦点在于不同地区资助额涨幅，相对收入比较容易诱发嫉妒感和愧疚感，幸福感往往是喜忧参半。但是在工资正式下发的4月份里，人们谈论焦点转变为资助金额是否已到账和能否正常使用，个人绝对收入明显提高了，幸福来敲门了。满满的幸福感，静悄悄地偷着乐！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作者连洪泉为华南师大经管学院副教授，法国经济理论和分析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