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 1919，那一年和随后一百年的中国青年

1884年7月的一天，一支法国海军舰队，先是像幽灵似的紧贴我福建海域外海悄悄游弋，不久后就突然掉转舰艏，驶向清政府设在福建的马尾军港，马尾海战一触即发。

由于福建水师与法国舰队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再加上清政府仓皇应战，这一仗只用了半小时，清军福建水师就几乎全军覆没。

但这场仗还是超出了法国舰队的预料，他们本来以为能赢得更容易，却被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缠斗了好久，法军主帅孤拔被“扬武”号击伤，几名法国水手也当即被击毙。

气急败坏的孤拔命令部下加速发炮，“扬武”号接连被击中，在一片火海硝烟中，有一名水兵在“扬威”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刹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留美学童中的一员，后来自主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他叫詹天佑。

这次失败，给詹天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过几年的蹉跎岁月，他于1888年在同学引荐下应召北上天津，担任铁路工程师，此后在外国人的一片讥诮声中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所创设的“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蜚声中外，让当初嘲笑他的人都闭了嘴。

1919年4月24日，愿做“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的詹天佑因积劳成疾病逝。

他去世10天后，“五四运动” 爆发。

路在何方

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也曾是一名水兵，当年詹天佑经历的是本国舰队被法军半小时内团灭，而在1898年7月，22岁的张伯苓则遭遇了两天内“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

清军甲午海战失败后，威海卫军港上空升起了太阳旗。三年后，英国租借了威海卫。“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这是1947年，《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的描述。

可以想象，这一切把这位有良知的少年刺得有多狠，“目击心伤，五内皆裂”，那一刻张伯苓决心弃戎从教，此后多年，在天津一些开明士绅的资助下，他辗转多国考察先进的教育理念。

1918年秋天，张伯苓来到美国，参加了中国留学生会议，此时，有一位清瘦、温文尔雅的28岁青年正在留学生会议上跟众学友告别，他叫竺可桢，此时他刚拿到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

横穿北美的列车，越过大江大河、大平原、大峡谷，沿着一条不平坦的路奔驰，车中竺可桢的心情随着北美大地起伏，一战后的美国发了一笔战争财，赢得了一个小繁荣，喧嚣、狂热、绚烂多彩成为这里特有的底色，美国正驾驶着这辆疾驰的列车轰鸣着奔向“咆哮的二十年代”，但大洋彼岸的祖国好像总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晦暗的色调下是军阀混战、南北分裂，被大小列强割肉放血。

此刻竺可桢正思忖着，自己虽无力让国家命运突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首先就是把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搞起来，把中国的气候观测权从外国人那夺回来，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该做到的。

青年竺可桢一家

竺可桢回国的同一年，32岁的任鸿隽也回国了，他在美国留学时跟竺可桢是好友，被称为最“不务正业”的科学家——曾留学日本，专心研修化学，目的只有一个：制造炸弹，为革命效力。辛亥革命前夕，他负责购买军火，向国内革命党人输送枪支、弹药。

除了暴力手段，任鸿隽还把文字玩得很溜，他办过报社，将自己拟撰的革命文告油印成大量传单，在革命党人最活跃、最集中的长江沿线散发。后来袁世凯窃国称帝，他才赴美留学，选择了“科学救国”道路。

在当时，像任鸿隽这样的“跨界”精英大有人在，其实他们在面临“该如何拯救这个贫弱的国家？”这一宏大命题时也很迷茫，迷茫就会不断求索，于是硬生生成了一个个多面手。

之后，在没有任何彩排的情况下，更多的年轻人怀着对国家苦难的共同记忆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匆匆赶来：

1921年，侯德榜、吴宓双双归来；

1924年，叶企孙归来；

1925年，金岳霖、陈寅恪归来；

1938年，龚祖同、顾功叙归来；

……

这些归国青年不仅闪耀了一个个动乱的时代，而且都深深扎下了根，此后不断开枝散叶，让这个群体变得庞大起来。吴宓的学生有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等；叶企孙门下受业的弟子的名谓也是振聋发聩——华罗庚，李政道，钱学森……在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中，十多人师承于他；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门下弟子更是一抓一大把。

除了知识分子，那时的青年实业家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各自领域小心谋划着。

1918年，35岁的湖南人范旭东横下一条心，在天津自己的家中设立了一个试验室，发誓“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

当时，在制碱业，西方国家形成了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他们往往利用各种借口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需要用碱印染布料的民族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此后的8年中，制碱所需设备全靠范旭东自己设计，工艺流程全靠摸索，期间连锅炉都被烧坏了，股东失去了耐心，西方厂商集体嘲笑……范旭东仍咬牙坚持着，最终在1926年制出了纯净洁白的合格碱，不但给西方厂商“一统天下”的制碱业豁开了一道口子，而且产品还远销到了日本、印度、东南亚等。

图左为青年范旭东，图右为毛泽东为其题写的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写出来是寥寥数语，在当时真的是步步艰辛

其实，当时以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他们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当知识分子、企业家尝试“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时，鲁迅正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

1919年初，38岁的鲁迅发表了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牺牲，这一年，鲁迅也在忙着搬家，从老家绍兴搬到了北京。

当鲁迅在考虑应该把家安放在哪里时，在北京已经呆了一年的青年毛泽东正考虑离开这里回湖南，这个来自乡村的26岁青年当初没有选择在湖南老家谋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作为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学生，他完全可以在当地教个书，去大一点的城市当个编辑。

他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北漂”，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15种报纸，看似单调乏味，初来乍到也受了不少冷遇，但他得到的也不少：可以近距离听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大V”的各种讲座，还能泡北大的图书馆。

“五四运动”前夕，广泛接触到新事物、新思想的青年毛泽东决定回湖南长沙干一番事业。

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很多热血青年都被当时艰难的时局深深刺痛，纷纷用各自的方式行动起来，有一份光便散发一份热，最终点燃了民族觉醒的燎原大火。

热血年代

刚入5月的北京天气，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冷，到了中午却已让人烦热。 5月4日这天十点左右，北京几十所高校的青年学生涌上街头，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他们的队列都是各学校自行组织起来的，各种形状的白布标语用竹竿子挑着，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铲除国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

这都源于4个月前，商讨“一战”后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一战”期间被派往欧洲战场的20多万华工为中国换来了战胜国的入场券，中国原本以为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一些主权，起码能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权收回。

然而结局却是，巴黎和会不仅对中国代表的要求弃之不理，还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交给了日本。

主导这次和会的美国人只是表示同情，英国人比较冷漠，而法国人态度很糟糕。

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青年学生们经此刺激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舍我其谁、共赴国难的气概，他们大多都是当年的80后、90后、00后，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不可限量。

29岁的青年学生领袖许德珩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在游行前一夜，他把仅有的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当时他只有这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

38年后一个初夏的傍晚，已经67岁的许德珩跟家人坐在院里乘凉，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他的女婿忍不住问，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

许德珩脱口而出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许德珩的女婿在一年后的1958年受命担任国家原子弹工程的理论部主任，他叫邓稼先，直至弥留之际他还在担忧“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图左为许德珩，右为邓稼先

5月4日那天，19岁的谢婉莹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动了手术的二弟，黄昏时候来了一位亲戚，告诉了她北京大学生们聚集游行的事，年轻的谢婉莹听了之后既兴奋又愤慨，第二天她就回学校去了，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她也加入到了联合会的宣传队当中去。

这样，原本生活在狭小且较为优渥圈子里，以后想当一名医生的谢婉莹，在宣传工作当中发觉到了自己的写作天赋，也受到了新思想的感召，开始用“冰心”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发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在5月4日这一天，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玄同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领着自己6岁的儿子参加了游行，他想让儿子体验下“改造社会”的艰辛。

不知道6岁的小孩能对那时所见所闻有多少印象，但钱玄同的一番良苦用心确实没有白费——他的儿子此后去欧洲留学，师从居里夫妇，归国后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被称为“两弹元勋”，他叫钱三强。

这天发生在北京的运动，从涟漪变成层层波涛，很快跨过大江大河，翻过高山峻岭，穿透各地大小军阀的封堵传递到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那里，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掀起了惊天巨浪：

在天津，21岁的青年周恩来所创立的觉悟社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的办法决定各自的代号，男5号周恩来，后化名“伍豪”，女1号邓颖超，后化名“逸豪”，此后，无论在苦难辉煌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艰苦奋斗的和平建设时期，这两位革命伴侣始终长相依，成就了一段传世爱情。

在湖南，从北京归来的青年毛泽东办起了“新媒体”《湘江评论》（新文化运动后，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报刊与传统报刊相区别，也算是一种“新媒体”了），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杂志宗旨定位成了：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在杂志第一期就大声疾呼北洋军阀赶紧把因发文批判时局被抓的陈独秀放出来。

在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上，25岁的小学教师叶圣陶并没有因所处位置偏远就“两耳不闻窗外事”，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也绝不会因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就看不起他。“五四运动”发生后，叶圣陶与小镇上的青年贴标语，呼口号，大声疾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传播新思想。

后来，工人和商人群体也积极响应，在商人的提倡和努力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药房不卖日药，糖商不卖日糖，面纱业停止与日商联系，纸业不卖日纸……而且，不卖给日本人粮食。顿时让日货销量大减，货价陡降，日本政府惶恐不安。

中国的工人此时也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50～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

于是，这把火越烧越旺……

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镜宫貌似庄严的签字仪式上，唯有中国代表的两个座位空无一人，主持和会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虽露不悦之色，却也无话可说。 中国人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不像之前那样被拎到谈判桌前签字。

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此时，一辆汽车正缓缓驶过巴黎沉寂的街头，透过车窗能看到坐在后座上的青年果敢的双眸，五个月前他在巴黎和会上发表了一篇有礼有节、掷地有声的演讲，阐述中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正义主张，虽然获得了广泛赞誉，但依然没能改变什么，他叫顾维钧，31岁的他正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新的开始

“五四运动”不止是一场针对巴黎和会的抵制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生，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作用，也把之前观点各异、一盘散沙的中国青年人重新凝结在了一起。它“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之前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有组织的革命，全国一起反清朝皇帝的人，各有各的心思：有人觉得推翻八旗贵族就好，有人觉得只要能地方自治就好，有人觉得能正常发工资就好，有人觉得能让自己的企业正常发展就好……大家唯一的共识是清朝没有给他们满意的出路，但是到底该走什么路，完全没有共识。

所以各方面互相牵制，清帝退位后，反而是很多没有参加起义的清朝将军和官僚出来接管政府，连续掌权十几年。

但191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放弃了之前的很多幻想，划掉了很多错误选项，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逐渐开始联合起来，带着下一代年轻人去改变中国。

这其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19年，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息，知道十月革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底层革命，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士兵联合起来，居然能够管理一个有几万公里铁路的半工业国。

实际上，远在苏俄的列宁和刚建立不久的共产国际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国年轻人的这场运动，1920年春，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716号，带头人叫维经斯基，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中文名叫吴廷康，由于不会说中文，他还带了翻译，维经斯基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并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

维经斯基还帮助中国的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1920年秋，他在上海创办了外文学社讲授俄文，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

此时，还有很多青年也纷纷远渡重洋，学习新思想。1920年11月，在友人资助下，22岁的周恩来来到巴黎，他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兼做社会调查，他最喜欢去的就是咖啡馆，这里是他了解社会、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同年，一个戴着宽边帽，仪表整洁，稚气未脱的青年经过巨浪颠簸后也来到了法国，他叫邓小平，比周恩来小6岁，曾在五四运动中参加了罢课、抵制日货等行动，后来得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

勤工俭学听起来不错，但其实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他每天都要在40度以上高温的厂房内工作，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气中使用长把铁钳将数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烧红钢板拖走，在铸铁时他不止一次受伤。

在巴黎期间，邓小平同周恩来相遇，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共同革命活动生涯。

这个在法国经历过“钢铁岁月”的“00后”年轻人，半个多世纪后，带领中国进行了再一次规模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一度封闭的大国全面推向世界，影响至今。

那是我们这个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两年后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一批批年轻人，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住房，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待遇而干的，是为了完成民族救亡、唤起同胞觉醒。

他们发出过最激烈的呐喊。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28年3月20日，武汉汉口余记里，面对敌人的枪口，28岁的夏明翰写下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他们带着最淡然的微笑。

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在刑场，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他们不惧怕最艰难的道路。

参与长征那年，毛泽东41岁，周恩来36岁，张闻天34岁，刘少奇36岁，陈云29岁，罗瑞卿28岁，杨尚昆27岁，李先念25岁……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暮气沉沉。

他们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1940年，杨靖宇陷入日军的层层包围中，叛徒赵廷喜劝杨靖宇，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将安排其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大官，利用他的影响摆平东北抗联。

杨靖宇最后跟赵廷喜讲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他牺牲时，身上还带着一只口琴。

他们怀着对亲人的柔情。

1949年8月，在革命胜利前夕，得知丈夫彭咏梧已遇难的江竹筠（江姐），此时最担心的就是年幼的儿子彭云，在渣滓洞监狱中，她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给亲友的信写在了毛边纸上，这其实是一封托孤信，“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

“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在这段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奋起的路上，中国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生生不息

“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垂老的旧中国发生的青年运动，春去秋来，这场运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它的光芒依然在照亮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代代青年，教他们懂得爱国、进步，教他们崇尚民主、科学。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猛一转身，把聚光灯打在了五四时代那些热血青年的学生或后辈身上，他们成了舞台上的主角，开创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鼓舞着人们忘我奋斗。

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发起思想解放大讨论的知识分子、彻底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农民，还是兴办实业推动中国经济的企业家，青年都继续闪耀着这个时代。

198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元年”，这一年，无数青年告别了清闲如水的日子，决定下海创业，最终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在广东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为了整治工厂，他一上任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一大批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诸如“华为”、“苏宁”、“联想”、“健力宝”等得以诞生。

1985年，海尔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92年后，在一个五四时代的“00后”号召下，更多的年轻人主动跳出了固定闲适的生活，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水击三千里。马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28岁，马化腾创办腾讯时27岁，雷军掌舵金山的时候29岁，网易在纳斯达克上市时丁磊29岁。

此后，一批批80后快马扬鞭，相继杀入战场的中央。大疆雄霸全球无人机市场时，汪滔才刚30岁出头；今日头条日活2.4亿时，张一鸣35岁......

还有一些人，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商业潮流兴趣不大，他们盯着的是自己研究的科学领域。

1992年，34岁的黄大年在机场冲着来送他的亲人朋友使劲儿挥手，坚定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17年后，黄大年回国，震动海外，当时有国外媒体报道，“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所研究的领域能确定地下是否有油气等矿藏，水下是否有潜艇等异物入侵，“让地球变得透明”。

1996年，26岁的潘建伟留学奥地利。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教授第一次见他时，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回答，“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当然，在岁月静好的和平年代，也从来不乏英雄。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侦察机侵犯我南海领空，我军随后派出两架飞机跟踪拦截。美军飞机突然撞向我歼-8Ⅱ战机，飞行员王伟再也没有返航，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

虽然这里只提到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是寥寥数语，但其实有无数隐匿在历史帷幕后面的青年探索者和牺牲者。

而今，我们依然能看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匆匆赶来的青年人，像百年前的竺可桢、任鸿隽们一样。

2011年，被《自然》杂志称为“量子鬼才”的陆朝阳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归国，目标是把量子信息技术做大做强，真正为国家所用。

2013年，“80后”科学家朱嘉放弃了百万美元的高薪回国，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朱嘉在纳米材料和太阳能转换方面的研究就处于国际前沿，被国际权威杂志《科学》称为“可以为世界解渴的人”，有望带来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产业的突破。

朱嘉坦言：“美国人觉得这是他们的家，我说我们感觉这不是我们真正能一辈子呆着的地方。”

也有像百年前的梁漱溟、晏阳初一样扎根乡村，为农村发展寻找破局良策的青年。

2008年毕业后，25岁的严克美放弃了在上海找到的文秘工作，回到家乡向乡党委陈述回村带领群众发展的想法，毛遂自荐进入当阳乡红槽村村班子工作，从2008年到2013年，她骑着摩托车走访每家每户，为群众解决困难，共行驶28800公里，这个数字足以绕地球半圈。

这样尽职尽责地去干一件事，怎么可能做不好？当初质疑她、说她闲话的人也彻底服气了，她所在的红槽村人均纯收入从2008年的2900元增加到2012年的7000多元。

乡村要振兴，除了有尽职尽责的基层干部，还需要有坚守在乡村的教师，让更多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伏牛山区，有一个叫张玉滚的“80后”普通小学校长，从21岁到39岁坚守了整整18年，让山区的孩子受到了教育。通过努力，他培养出了22名大学生。

乡村教育守望者张玉滚

张玉滚看起来成熟老练，不太像一名“80后”，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光过了2019年，“80后”也全都超过30岁了。这也就意味着，80后越来越像脊梁，要撑起从小家一直到大家的很多职责。

还有在各行业脚踏实地奋斗的年轻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数控实训教师秦维刚是重庆一所技工学校的专业实训教师，他与一般老师不同，他上课的课堂更像是某个企业的车间，一台台数控车床就是他的三尺讲台。

很多人都觉得学习不好才去学技工，其实不然，技工不仅需要有理论知识，还得有很强的操作能力，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今天，我们很多行业的瓶颈就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12年中，秦维刚为重庆制造业输送数控加工技术人才上千名。

有时候你会发现，不仅80后，其实90后、00后也都成长起来了，甚至能为一个群体的权益理性思考、主动发声。

出生于1991年的袁海波是一个有着8年工龄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袁海波不仅动员家乡数百人外出务工，还大到筹集医款、小到做思想工作，都主动“负责”，在老乡眼中他是问题解决专家。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袁海波最关注的的就是外出务工人员的权益，提出了“公办学校给予外出务工子女一定名额”等建议，以便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这是100年来中华民族最好的时期，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青年担当时代。前方，就是民族复兴的重托。每一代青年人、此刻屏幕对面的你，终将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历史有很多峰回路转，走来走去，先辈的终点往往成了新一代的起点。2018年11月，京张高铁开始铺轨建设，跨越百年，沿着老京张线，一条崭新的京张高速铁路将于2019年底开通。100年后，“岸上拼装法”、适用于350公里高速铁路的钢桁梁桥技术等，引领着全世界的创新。

变的是国力，不变的是骨气。当京张高铁风驰电掣般驶过青龙桥车站的詹天佑雕像时，就是对百年来不断进取的先烈们的告慰。

本文由广东共青团和瞭望智库联合发布，笔者：李浩然。

（本文原标题《1919，已是10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