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刘半农、钱玄同与林纾：北大五四三人组的手迹

谢其章先生来信，让我写一篇跟书有关的文字，感激之余，未免惶恐。因为我不会写书话，谢先生早就知道，而忽然有此雅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谢先生的《搜书后记》（岳麓书社，2009年），“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记”云：

今有网名ele者得一书，有刘半农题字，那么有趣的题材，可惜ele不会作书话。夜，我于《人间世》第十六期找到一段刘半农的话正可提供给他。

引出谢先生的大作，首先为了说明我未打诳语。这个ele，正是区区的网名，那本有刘半农题字的书，现在还插在寒斋的架上。不过我想，既然谢先生雅命难违，接着他的话头，由刘半农这本书说起，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虽然写不出书话来，总能为谢先生的文字做个注脚。

十几年前，学者吴晓铃先生的藏书散出，在海王村打捆出售，被我抢到一捆，其中有一本刘半农所著《中国文法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11月初版本。我当时喜欢传统的线装书，对民国以后的书并不在意，包括所谓“线装新文学”，更不用说一本平装的语法书了。但这本《中国文法讲话》例外，成为我珍爱的藏书，盖因谢先生说的，题字有趣。

这本书的封面有三组题字。中间一组写“中国文法讲话，刘复著”，是印刷上去的。右边一组，写“幼渔老兄教。书凡三册，此为第一册。书贾未为标明，疏忽该打。复”，下钤“刘复”印，是刘半农的手迹。左上角还有一组，写“题字非出复手，乃书贾仿书体而为之，可恶”，下钤“二复居”印，也是刘半农的手迹。

这是刘半农送给马裕藻的书。他们从民国初年就在北大任教，其间经过新文化运动，是多年老友，所以刘半农的题赠寥寥数字，却嬉笑怒骂，别具一格，表现出亲切幽默的真性情。

这已经很有趣了，可更有趣的还在后面。2005年，就是谢先生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一天，我在布衣书局论坛上“显摆”此书，被谢先生看到，当晚他从《人间世》第十六期找到刘半农的一篇短文，一字一字录下发给我，就是《搜书后记》记下的那段“无题”。谢先生原文照录，未施标点，我不揣冒昧，且给加上：

无题

余每苦写字不能佳，但偶得数笔好耳。而世有嗜痂之士喜习余书，如其习得坏处，撇却好处，半农之罪过大矣，如何得了也。余尝著一书，付书店印卖，及书出，封面所印字乃仿余体而为之者，余为之愕然。玄同言：此书可谓伪刘半农自署封面本。玄同写字尤不及余，然已能辨余字之真伪，可与言写字矣。

“伪刘半农自署封面本”，说的不是这本《中国文法讲话》，又会是哪一本书呢？虽然在给马裕藻的题记中，刘半农说书贾仿其字体为“可恶”，但在这篇短文中，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作者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刘半农为《人间世》撰写《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每期刊发数则，不料于1934年7月14日遽尔逝世，这篇《无题》编号二十三，发表出来已在四个多月后的11月20日，竟成遗文。

在编号二十二的《无题》中，刘半农说他和钱玄同缔交十七年，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文章也打闹。二十三号《无题》就是这样，以谈写字始，以和玄同打闹终。《广陵散》绝，快乐风趣的半农杂文从此不见，未免让读者腹痛不已。

在五四先贤中，刘半农和钱玄同性情相投，最为知己。特别是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唱双簧”，在《新青年》上扮演王敬轩与记者相互论战，对古文旧势力有摧枯拉朽之功，名字是连在一起的。因此，说完刘半农的书，容我再说一本也和五四人物有关的钱玄同藏书。

九十年代末，我在琉璃厂的碑帖店看到一册《汉武荣碑》。从实用角度讲，这册拓片碑文残缺漫漶严重，用处不大。不过仔细一看，我还是立即买了下来，因为它也构成一个“有趣的题材”。

这册碑帖封面有签条，墨笔题“汉武荣碑，中季属题”，钤“沈氏仲子”朱印；首页钤“钱夏”“中季”二印；全文用朱笔校过，残缺的字都做了补正。册中有一页钤有“马衡印信”朱印。当时我刚读过《知堂回想录》，对五四前后的北大很是神往，什么“某籍某系”，什么“三沈二马”，正盘旋于胸中，忽然看见此册，怎能不怦然心动呢？

这本《汉武荣碑》，收藏者是钱玄同，只是平生喜欢改名的他那时还叫钱夏，字中季；题签者是沈尹默，他是沈氏三兄弟中的老二，所以自称“仲子”；校字者我当时猜测是马衡，他是金石家，也以研究汉隶著名，为汉碑作校补得心应手，也可说明为何他要在册中钤上一枚印章。后来看了《钱玄同日记》，我才知道大谬不然。

1912年10月9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说：“前托马四所裱《武荣碑》，裱得有差。取《金石萃编》、严编《全后汉文》用朱笔一校，模糊及勒文均注之。误少裱处，则一格著数字以明其误。”原来，碑中朱字乃钱玄同亲笔所校，马衡因为帮助装裱而钤印留念。当时马衡做一些碑帖生意，1912年9月7日钱氏日记说：“遇幼渔之弟叔平来自上海，携有寄售之《乙瑛》《封龙山》《曹全》《孔宙》诸碑旧拓，《孔》《曹》两碑非我所喜，《乙瑛》则颇思得之也。”这也是二人交往之始。从钤印看，这本《武荣碑》若是马衡亲手所裱，那将是难得的手泽遗存了。

沈尹默以书法名家，但早期的字被陈独秀评为“其俗在骨”，罕有流传。“汉武荣碑”四字题签正是其早年面目，似乎也没有陈独秀说的那么不堪。

北大文科特别是国文系在进入民国后，浙江人逐渐形成势力，沈尹默、钱玄同、马裕藻都在民国二、三年就入校任教。他们不仅是浙江人，还都是章太炎的学生，这才有了“某籍某系”的说法。马衡虽然入北大较晚，但他是马裕藻的弟弟，著名的“二马”中的一马，当然也是圈子中人。从这本留有三人手泽的《汉武荣碑》，可以想见章门弟子亲密往还的情形。

写到这里，作为脚注已经太长，理应打住了。不过我又想起一个人，也和北大、五四，特别是和刘半农、钱玄同有关，不妨拉他进来，凑成一个“北大三人组”，虽然在现实中他们势不两立，不可能坐到一起。那人就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代表林纾。

北大教授发起的新文学运动，其实并没有受到旧文学多少抵抗，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一战成功。如果林纾不是冒失地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后来又写小说咒骂田其美、金心异，可能就不会有所谓新旧文学大战，胜利者会少些炫耀之资，失败者也会在历史上保有完美的形象。

但历史上的事既然发生了，就是一定要发生的。林纾为何要向新文学诸人宣战？人们已经分析出很多原因，都有道理。而我的藏书中，恰好也有一点资料与此相关。这是林纾一组信件中的一封，全文如下：

磵秋我兄大人足下：

闻大学堂汉文教习不通武断至于万分，至谓惠公为晋文公之父，另一人则谓杨朱即庄周，蔡元培又将古近体诗革命为俚曲。如此种种，斯文将绝矣。吾颇引以为惧。且舍间每星期必有学生数人听讲，鄙意不如稍为充拓，即福建会馆中开一演讲会，每星期中午一句钟，集生徒讲周秦汉魏唐宋古文并宋明学案，月作文评改一两篇，少收学费以备夏日茶水、冬天煤炭之用。拟借通伯、叔节、又铮及吾兄四位之名登报。至于每月讲义，亦托印刷所排印，每文细加评骘，久之亦可积而成书，想吾兄必悦而助我也。

又陈太保骈体寿文一篇，吾颇惬怀，拟排印六十张，以分亲友。因同乡索之者众，苦无以应。好名之事，吾所不为，今不得已而为此，吾兄幸勿笑。文稿明日誊清寄呈。即询日安。弟纾顿首。

“礀秋”是臧荫松的字。臧荫松（1884-1967）是段祺瑞一系的政治人物，徐树铮的心腹幕僚。民国初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创办《平报》，臧荫松担任主笔，又延聘林纾任编纂，林氏大量诗文都发表在《平报》上。到后来段系组织安福俱乐部，臧荫松任总务处长，是实际办事人。安福国会成立时，徐树铮用西藏议员的名义，把臧荫松安插进众议院，后来又让他担任众议院秘书长，为自己代言，操纵国会。再后来徐氏被杀、段系失败，臧荫松脱离政界，解放后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可以说，臧荫松是林纾与徐树铮联系的一根纽带。新旧文学大战时，新阵营众口喧腾林纾将假手徐树铮，对北大不利，而从林、徐的实际关系看，未免言过其实，或许这本是战法的一种亦未可知。

林纾这封信写于民国六年（1917）四月，函中讨论发起古文讲习会，据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民国六年冬十月，开文学讲习会于城南，讲授左史南华及汉魏唐宋之文”，正是信中所议之事的结果（说见拙作《从林纾致臧荫松书札看“林蔡斗争”前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1月13日）。

这封信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林纾对北大教员讲课错误和蔡元培课程设置的痛心疾首。他开办讲习会，每星期讲授古文一小时，与其说是捍卫古文，还不如说是与北大争夺影响力。林纾在大学堂时期曾长期担任文科教习，辛亥革命后校事停顿去职。民国元年，严复短暂出任过几个月北大校长，林纾和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等又受聘为文科教员。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们就受到新校长的打击和章门弟子的排挤，愤而离校。此后直到五四前夜论战爆发，林纾对章氏学派和章氏弟子，态度始终对立，对北大则感情复杂。

抛开人事纠葛，林章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可能首先由章太炎造成。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就在《学林》刊文评论当时的古文家，称“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其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观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谬妄”，把林纾自视甚高的古文评得等而下之、一文不值。这当然引起林纾的反击，多次痛斥章太炎为“妄庸钜子”，甚至称其门派为“谬种”。这才有了钱玄同顺手回敬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八字真言。

近年来有人做翻案文章，认为林纾在五四前后作为反派人物出场，完全是被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用不入流手段拉下水的，实属无辜。但从他的言行看，大概没这么简单。在他写这封信攻击北大和蔡元培，并通过办学与北大争夺影响力之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不过百日有余，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还远没有开唱。他加入战局，应是对北大、章门和白话文运动积蓄已久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总爆发。《致蔡鹤卿》信中的种种言论，除了维护古文和纲常礼教，细读起来，其实充满了对北大的爱恨交织。

晚年林纾，除去翻译外国文学，留给后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为古文护法，说他对古文的感情已成为一种信仰，也不为过。朱羲胄《畏庐先生年谱》记民国十三年（1924）林纾病重时的言行：

八月初七日，书遗训十事……六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

九月初十日，……及夜，先生谓足股大痛，竟体弗适，然犹以指书子琮掌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未几而喘，晕而复苏。十一日丑时，竟捐馆舍。

临终前让林纾不能释怀的，只有古文。

前几年林纾的哲孙林大文先生在《后人心目中的林纾》一文里，披露了林纾的几封信，是写给正在青岛上学的三儿子林璐的。不过，与劝勉学习古文相反，这几封信谆谆告诫林璐的，是要学好洋文，“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三成之功治汉文”，这样才能有饭可吃。至于汉文（显然包括古文）完全居于次要之地，标准是不写错别字即可。

这是我们熟悉的林纾吗？惊讶之余，也许人们只能说，林纾并非不知道古文大势已去，单凭古文已吃不上饭，也没迂腐到即使儿孙吃不上饭也要学古文的程度。他是洞明世事的人，让两个儿子分别学习古文、洋文，或可解释为因材施教。但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可以不学汉文，而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学古文呢？为什么在古文、白话的对峙中要采取后来那种强硬立场呢？我想，除了一位古文家在维护职业荣誉、一个清室举人在捍卫伦理纲常外，某些个人因素也不能忽视——林纾多次说过，他是一个木强而易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