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换人①︱“学技术为了不再做技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近两年来，一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对制造企业进行调研，接触了多位企业老板，也访谈了很多一线产业工人。最为突出的感受是实体经济不好干，工作苦、风险大、投资见效慢，利润率低，融资难。

对企业老板而言，很多制造企业既面临产业竞争与升级的压力，同时更面临着稳定生产的挑战。而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制造企业老板更关心的是当下车间生产的可持续性，而对产业升级这种关系“企业长远发展的事情”好像并不是太在意。

对产业工人来说，不管是否是技术工人，车间里的活都是苦、脏、累，而且更主要的是赚的少且没有前景。这两年，我们观察到，产业工人群体对工资水平、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但是他们对工作岗位的兴趣依然多是冷漠的。

这些微观的田野现象，让我产生了诸多困惑：在今天的制造产业中，资本与劳工境遇两极化的现象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呢？如果制造企业的资本很难通过生产活动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那企业家精神如何培养呢？虽然从学理上我们能够就企业老板对产业升级的“不感冒”现象给出一个理论解释（比如制度不确定性），可制造企业受困于当下而无暇“仰望星空”的事实又折射着更多的无奈与忧虑。

对于产业工人而言，无论是否专注于技术，他们的未来好像都是既定的，即他们都面临着薪酬与职业的双重天花板。换言之，技术技能水平再高也无法消减他们心中的不安全感，西方人力资本理论里的规则——技能水平与社会融入正相关——在中国制造企业里失效了，起码对于绝对多数的产业工人是失效了。

其中，最让我困惑的是，那些在技术技能提升上倾注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技术工人最终目的居然是为了脱离技术岗位，也就是说，他们辛辛苦苦地学技术就是为了不再做技工。“学技术为了不再做技术”这种悖论事实后面的逻辑是什么呢？这种微观事实会对我们国家以“中国制造2025”为标志的产业创新升级战略行动产生影响吗？制造产业中的资本境遇与产业工人状况之间有关联吗？

技术工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古典主义创新理论主流观点认为创新源自于制度化的研发。研发当然很重要，技术进步的源头在于坚持不断的研发投入，技术进步也是产业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制造产业实体来说，技术研发并不会自动导向现实的产业创新实现。

这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方面在从技术研发走向创新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既需要制度政策层面的诸多安排，比如知识产权保护、融资机制等，也需要生产能力的支撑。因为，只有强有力的生产能力才能将技术研发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走向市场获得收益，进而激励企业家研发投入的动机。

另一方面，也是大家通常所忽略或者重视不够的层面，在制造产业中，“好的”技术研发不是凭空想象或者“灵感乍现”的，通常是基于对车间生产实践充分熟悉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恰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所言，在现实世界中，从来不存在可以脱离工业过程去掌握先进技术，以及进行产业创新的可能性，所有研发活动（实验室）必须与生产实践（车间）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创新。

在产业活动实践中，制造产业的创新升级是一个包括研发创新和生产工艺创新两个环节组成的完整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会制约制造产业的创新升级：缺少研发，会导致重要的技术突破难以实现；而缺乏工艺革新，那么研发的成果通常难以产品化和商品化。对于企业和产业而言，只有研发成果通过实际生产环节走向市场并获得市场收益后，才能进一步激发其创新的动机。

无论是研发环节还是工艺环节，在其创新实践过程中，革新者通常是在懵懵懂懂中摸索前进的，不太可能对结果有准确的预知。但是在最终目标一定是为了获得市场收益，而且是高的市场收益，这样才会有创新的冲动。因此，在制造产业中，成功的研发通常又源自于对生产工艺流程的高度参与和充分熟悉之上。

显然，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实践层面上要比理论分析要复杂的多，其中牵涉到的因素很多。就本文讨论主题而言，上文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对于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掌握理论知识、主攻研发的科技人才当然重要，但扎根车间一线、具备丰富技能经验的技术工人同样非常关键。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实地调研也验证了上述理论判断的正确，我们发现，与前些年不同，近两年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制造企业自身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很多地方政府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学历”进行人才评价的做法，越来越重视技能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比如各地的“工匠”评选）的重要性。从以前的“民工荒”到今天的“技工荒”折射的是制造产业生产模式的逐步转型，制造企业过去靠压缩工人劳动力成本即可获利的时代渐行渐远了，这一点在珠三角的企业里体现的尤为明显。大量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一方面使车间里过去低技能依赖性的岗位逐渐消失，简单操作工种越来越少，随之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和依赖也就更加强烈。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技术工人的养成同样如此。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其技能形成是指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操作以及事件经历中获得工作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撮而就的，而是需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在经验实践中才能逐步养成。它通常包括两个环节，即技能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经验的累积，其中：技能知识学习在学校，而技能经验的累积在车间。技能知识学习与技能经验累积是一个前后连接的紧密序列，只有知识学习的学校和经验累积的实训车间之间有机互动才能促进有效的技能形成。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这种特性是与制造产业的创新模式特征密切相关联的。众所周知，与信息产业的创新模式不同，制造产业的创新升级属于累积性创新模式，尤其是投资规模大的装备制造产业体现得最为明显。这种创新升级模式通常建立在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的技术，进行持续但规模较小的改进基础之上，这种改良行动通常是持续性的和长期性的，因而效率相对较低，见效较慢，但有助于形成持续竞争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企业的生命周期是其创新升级的基本前提。换言之，只有相对足够长时间的车间生产实践的积累，制造产业才能逐步完成关键工艺、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技术基础方面（简称为“工业四基”）的真正突破。此规律同样适用于制造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相对稳定且长期的岗位经验是达成技能提升的前置条件之一。

“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

与很多调查数据一致，我们田野调查也发现产业工人就业短期化现象相当普遍。相对来说，这些年，随着国家劳动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劳动关系仿佛不再是影响产业工人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产业的劳动力吸引的挤出效应，很多年轻人更愿意送快递、当中介等服务业而不愿意进工厂当工人。那些已经在工厂里上班的产业工人，很多也是“人心思变”或心有不甘，也时刻准备着离开工厂。这种短期化的就业样态显然不利于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无法为其技能累积提供时间准备，更无法对产业升级创新提供必要的技能支撑。

这些年，我们国家在高科技研发上投入巨大，也取得了诸多突破，但是在基础工艺环节对外依存度依然很高，如上文所言，这个环节的突破有赖于制造业基础岗位上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方可实现。因此，车间一线生产岗位上技术工人短缺不只是对制造企业个体竞争力产生影响，更主要的是会对国家整体制造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笔者称上述经验现象为“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学术界定，但也能引起我们围绕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与制造产业创新升级进行诸多反思。在当下中国制造产业创新升级浪潮中，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具体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产业工人的职业教育与产业生产之间脱节问题较为普遍。一般认为，产教融合是解决职业教育过程中上述脱节问题的措施。我们坚定相信，成功的产教融合是产业工人技能能够有效形成的重要方式。但是，我们的田野调研也发现，目前在国家推进产教融合过程中，校企关系很多时候难以得到实质性地突破，但校政却意外地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在很多产教融合案例中，校企合作更多偏向于劳动力的获取而非技能形成。

另外，在社会观念中，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贡献显然是不对等的，社会大众一般将职业教育定位为“差生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也多是把职业教育视为没有出路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这种观念在教育政策上也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比如“立交桥”政策虽然能够满足很多职业学校学生的学历需求，但带来的意外后果是会导致职业教育成为学历教育的前期准备，进而对职业教育自身以及职业技校学生的技能教育和学习行为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其次，高科技研发与车间生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生产的整个链条中，高收入的研发人员与低薪酬的一线工人之间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既有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更有社会权利上的不平等——实质上已经严重阻碍了研发成果的转化和实际应用。

在中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一线车间里的人与物往往得不到应该有的重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农民工的占比高达64%，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显然，我们都明白，这种就业短期化、漂泊无根状况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数量庞大，但并非是现代意义上产业工人。

最后是，在很多制造企业内部，专注于技术的工人往往存在着薪酬和职业的双重天花板现象，我们调研发现，很多优秀的技术工人偏爱流动到管理岗位，对他们而言，只有做到管理岗位才是体面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努力学习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不做技术”。这样的悖论事实说明，制造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近两年来，国家出台了多个政策推动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以为我国实体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打造人力资本基础。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2018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专门就如何切实提高技术工人待遇问题，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方向。

这些政策措施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国家肯定了技能以及技能工人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我们以为，这些宏观政策融入到制造产业创新升级的实际过程中，重视生产一线的人与物，这样才能建构起产业升级创新的生产基础。

（作者王星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内容改写自作者4月20日参加“机器换人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学术研讨会时的主题发言，该研讨会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