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逝世两周年：“房思琪”让人愈发感受到文学的力量

2017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杀身亡。她幼时在补习班遭到补习老师的性侵，曾三度试图自杀，并因此患上抑郁症，其代表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她对这段惨痛经历的讲述。

在林奕含逝世两周年之际，《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版出版方磨铁·文治图书举办了一场朗读纪念会，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利娟、《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董牧孜来谈谈他们对这个文学作品、这位作者的看法。活动中，电影制片人、编剧张钊伟作为特约嘉宾，为参与的读者朗读了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几个片段。以下内容根据活动当天嘉宾的部分发言整理而成。

作为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利娟老师首先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角度，谈了一下她的感觉。她观察了自己的朋友圈，认为从去年开始的席卷各领域的反性骚扰运动，“除了学生、老师、媒体人、公益圈的人会转发这些消息之外，并没有真正实现破壁，或者说是在社会更广泛的圈子里面引起比较大的轰动。唯一的一个转发的人突破了这个职业身份的，可能就是我朋友圈里以前的中学同学”。

她觉得，一方面，受影响的人群扩大了，但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人群在关注的事件；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中坚层对类似的话题还是感到比较犹豫，不知道怎么表达，“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没有调查，我们不好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相对的沉默可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房思琪的名字会反复被提起，让吴利娟愈发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林奕含创作的这个房思琪形象，让很多人用一个非常简洁的名字，表达了自己当时经历的事情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不懂的话，我遭到的就是房思琪式的这种遭遇、这种暴力。同时，因为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出版了丰富的细节，所以如果有人对这个名字感兴趣，对这个经历感兴趣，他完全可以找到这本书，去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的力量确实比我预想的还要大。我确实看到很多网络上自述里面会提到房思琪这个人物。”

读文化研究的董牧孜从传播角度观察，觉得大家对林奕含个人的遭遇与对这本小说的接受，有很大的不同。平时不太关注港台文学的她，此前对这本小说毫无认知，但是通过媒体报道、社交网络上的转发，她对林奕含自杀这个社会新闻了解更多一些。而且在这方面，内地和港台有时间差。在港台媒体追踪和人肉性侵者时，内地更像是在自己的语境里去阅读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包括林奕含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都是从文学层面去做非常幽微的洞察和剖析。这也就是吴利娟老师刚刚提到的感受到文学的力量、文学的细微，她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描摹所带来的巨大感染力和共情作用。但是在港台的语境里，她所能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种传播氛围。一开始，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就是社会新闻式的关注。“4月份林奕含自杀，第二天她的父母委托出版社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不要再追究这个事情的细节，其实这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保护。”但台湾网友的反应非常激烈，他们去人肉这个狼师，并起诉了他。一些政论类电视节目还公布了性侵者是谁，有一种媒体和大众的狂欢的情形。董牧孜的一些喜欢文学的朋友则直接提出对于小说的批评，说他们不喜欢这种写法，觉得这本书不怎么样，反而认为这个事件值得讨论的也就只是青少年怎么预防性侵。

“其实我们会发现，港台的回声是比较小的，一直是比较沉默的状态。”有些媒体会问为什么是沉默的状态，其实关注一下受儒家影响比较深的东亚各国，包括日本，也是高度沉默的。“有一个伊藤诗织的女记者，她很有代表性，很有意思，不是那么传统的日本女性，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在西方受教育，也是在西方的电视台工作，做自由记者的。一开始她在日本遭到上司性侵的时候，她企图控告，没有人理她，反而是她的一个纪录片《日本之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再回到日本，还是很多人不太理解，对于她有一些谩骂之类的。”《日本之耻》的文字版《黑箱：日本之耻》，今年在中国也刚刚出版。可以看到，对于女性在受到性的暴力伤害方面，我们一直有一个沉默的传统。这个传统在社会脉络、社会新闻事件里面是怎么被发酵、被激化的，这种化学反应一定是基于具体空间、场景的。

回到小说。再好再经典的文学作品也不会读第二遍的吴利娟说，她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看作一个文学案例报告，书中的片段反复看过。“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我会觉得，房思琪的故事，林奕含确实用一个非常工笔的、细致的手法，把性侵受害人、基于性别暴力的女性受害者很多的体会、转折或者经历，非常细腻地描绘了出来。”在这个故事中，林奕含呈现了一个女孩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房思琪，李国华这位狼师中断了她们成长的可能性；另一种就是许伊纹，在这个故事里，她的经历并不是完美的小确幸的生活，其实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谈很多的家庭教养，尤其是所谓比较好的阶层出身的家庭对女孩子的教养里面，可能有一些方式，说得轻一点，没有触及到女孩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面对的这个社会基于性别身份的陷阱，根本没有触及到，或者说没有想象到，所以这一块儿的教养或者教育是缺失的。说得严重一点，有一些教育，或者说那种教养方式可能是有毒的。因为它可能会要求女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优雅，都要为对方着想，做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好女孩。这些对于女性素质，尤其是所谓好素质的要求，可能会导致女生在成长过程当中碰到这些情况，她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愤怒该朝谁发泄，在犹豫自己的愤怒是不是该表达出来。因为一旦女生表现出来很愤怒、很抓狂的样子，我们通常就会接近另外一个词的形象——泼妇。绝大多数女生都不想自己被指认为是一个泼妇的形象。这种类似的教养，其实在女性成长过程中，尤其是所谓阶层和性别交叉之后，中产或者类似中产家庭的女性，可能都受到很多。但是，往往她们要遭遇到这个陷阱，可能用学到的那些方式，是无法去抗拒危害的。”

吴利娟还想到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说法：女孩要富养。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希望从小满足女儿各种的欲望、要求，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将来她就不会被一根棒棒糖拐走。“我觉得这个论述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最好的教养是基于平等上的尊重的养成。她如果从小就在一个被平等对待，被自己的家长尊重的环境下长大，碰到李国华式的陷阱，遭遇这样的冲突或者说危险，她可能就会很快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也许就能够比较早、比较快地，或者是比较有决断力地撤退出来，而不是像房思琪的故事一样，一路走下去。”

董牧孜补充一点，她观察到一个特别微妙的现象，在内地，大家对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极少有人会给予差评，包括对于它的文学性。但其实她发现，恰恰我们不是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学作品来读的，她认为这里面很有趣地反映出吴老师提到的女孩子的教养问题。然而她最初阅读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事件，而是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她觉得，这是非常典型的台湾中产阶级或者富家女孩的生活世界，非常光华，温室一样，被保护得很好。尽管她的父母没有给予她很深的理解，包括对她的文学热情，但是给予她一个非常符合中产阶级女孩子行为规范和外在形象、在学校里作为优秀学生的教养。房思琪在里面提到一句话，如果没有遭遇这些，可能她以为世界全部都是马卡龙，全部都是下午茶。董牧孜觉得，这跟她是有隔膜的，那个世界过于光洁，不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复杂的人生状态，房思琪去处理创伤的方式也完完全全是在她生存的语境下所能理解的丑恶和社会复杂性来处理的。

但是很快，关于房思琪，关于这个社会事件以及我们所遭遇的反对性骚扰和反性侵这一系列事件，我们的理解变成复合式的，再也无法从单纯的文学角度去理解。“我当时也很困惑，但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有阅读这本书的人，都有非常充沛的想要去发言，想要去评论，发表看法的冲动，而且很多人完全是基于一种共情式的东西。我就在想，为什么大家很容易直接进入到房思琪的世界，好像没有落差，很能明白她在说什么，她在传达的痛苦是什么。”董牧孜觉得，或许在中国社会里，有很多跟房思琪一样处境的小女孩，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她们遭遇到的危害，以及对越来越有独立和自我意识的女性而言，理解房思琪变得没有任何障碍。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恰逢其时，帮她们说出了一些正在逐渐成形，想要去表达出来的东西，那种痛苦的表述非常能够抓住人，打动人，刺激了很多人的表达欲，以及对于今天发生的社会事件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