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用书挡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聊了聊

书本除了帮助人们求取知识，往往还充当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角色：有人随手取来压一下泡面；有人摆放物品时高度不够，用书来垫一下；一些厚重的书，也许可以用来打人？

前段时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史系的博士研究生邓涵之同学分享了书本在办公室的一个新“功能”：挡门。系里的博士生办公室需刷卡进出，而在办公时间又常会有许多本科生需要来这里找博士助教们答疑，因而，有人敲门时，就需要屋里的人起身开门。大家为了不让门关紧，想出的办法则是在门口置放一书，将门抵住。

哪些书会成为挡门书？挡门书又如何反映了各类跨学科背景的博士生聚在一起学习和工作时可能表现出的学术取向与引发的内核冲突？我们与邓同学聊了一聊他们的“挡门书”和图书趣闻。

无处不在的书本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处繁华的伦敦西区，毗邻大英博物馆、皇家法院等诸多政治文化机构，其教学与研究均以社会科学见长，其三大主要学科——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均常年位列QS大学排名世界前十。学院的规模并不大，但在院系设置上按照学术传统与现实需要，对社科领域诸专业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例如在大多数高校里仅仅作为经济学一个细分方向的“经济史”，在这里被列为一个独立院系，与经济学系和历史学系并存。在政治学领域，除了政府学系以外，又单独设有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和欧洲研究中心。

学院里几乎所有的专业都是社会科学类，文献阅读也就成为了每一位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学院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学院图书馆是英国“国字号”图书馆之一，对外全称“英国政治经济图书馆”。学院的图书管理系统为学生阅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甚至搭建有专门的“阅读清单”（Reading Lists）网站，汇集全校课程教师设计的课程大纲与书目，并提供比对、浏览、下载与购买功能，无论学生是否修读某一门课，都可以自由进入全校任何一门课程的书单。此外，图书管理员们非常善于利用馆藏资源，包括大量原始档案，来配合各种专业的课程教师开展阅读课程；同时，图书管理员们设计的专题阅读工作坊还会与福利国家、女性平权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的纪念日联系起来，面向大量师生开放。

书本自然是一所社科为重的研究机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们充盈在学生课堂、教师办公室、公共休息室、院系走廊、小酒馆与二手书店的各个角落，因此也成为了学校这样一个公共场域里不可或缺的沟通媒介。基于书本的沟通可以在教学、讨论等常规场合实现，但当它可以渗透到师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时，更有润物无声的奇特效果。

“挡门书”中的温柔反抗

在邓涵之所在的经济史系，博士研究生具有多种多样的学科背景：一类是具有经济学教育背景的学生，擅长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于历史事件中，以研究方法与理论为基础，拓展其研究对象。例如，一位学生曾经在他的经济学本科阶段学习过现当代欧美的货币系统与金融市场，而同样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带领他走入中世纪欧洲货币市场、明清中国的货币信贷、殖民时代印度民间金融等等形形色色的全球史题材。还有一类相当数量的学生则受过历史学的训练，其学习经历也以研习史学理论、关注史料考辨为要，往往对一些特定的历史题材非常熟悉，常带有人文学科的精神。除经济学和历史学外，还有政治学、社会学背景的同学加入系里，而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理论方法取向，使大家往往对同一研究热点，包括一些享有盛名的著作，拥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这种分歧的一个经典体现往往正是一本书，而在学术界拥有广泛影响和开创性贡献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一个典型。

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试图在书中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背后的制度性因素。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就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简洁的答案：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背后必须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的支持。围绕这一论点，他们处理了横跨全球几十个近现代国家构建与制度变迁的案例，涉及到西欧封建制崩溃、资产阶级革命、殖民主义、军人政治、社会主义运动、民主转型等几乎所有制度变迁史的重要议题，时间跨度从中世纪晚期一直延展到21世纪。对于一位研究国别史、断代史的学者而言，其中任何一个案例，如罗马帝国的兴衰、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南北朝鲜的分野，其历史情境与发展路径的复杂程度就足够支撑一本体量很大的专著了；然而，这两位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在三百余页的篇幅里，精简地处理了形形色色的案例，有选择性地进行材料组织，从而得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结论。

对于材料的选择性建构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有限篇幅，作者必须重新梳理很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很多时候自然只能直奔主题，关注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而对于其他历史细节则有较多舍弃。例如，在关注英国近代成就的时候，他们聚焦光荣革命中的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与妥协，并认为此后形成的包容性制度为英国带来了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内的数百年的经济成就。通过许许多多类似的“大道至简”的叙事，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从千余年的人类历史中提炼出了一个极其简明的观点，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解释困扰政治经济学家几十年的重大问题，而这种理论框架与处理实证材料的方式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背景的师生的认可、追捧甚至模仿，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盛行的时代。但是，对于专门研究国别史和断代史的人们而言，这本书代表的思考与写作模式也许就有点难以接受了。依然以前文提到的近代英国为例，作者主要着墨在财产权保护、契约与承诺等关键的包容性制度的形成过程，但对影响英国历史进程的其他许多重大事件与社会经济因素，如官僚制的发展、宗教的转向、科学技术的积累与启蒙、海洋军事的角力与对外扩张，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因此，许多花费数年时间从事近代英国史学习研究的同仁们也许既无法认同其研究结论，也无法认同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在某一天的答疑时间里，为了应付来来往往的本科生，一位历史学背景出身的博士生也许就会随手从书架上抽出这样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然后把它放在门口的位置。“挡门书”其实是学术讨论里无声的一幕，也是办公室的博士生们在日常琐碎生活里对自身学术取向的表达，和对无法买账的学术作品的温柔反抗。

无声争论的意义与价值

与拿一本书盖在泡面上相比，办公室里的“挡门书”丝毫没有贬低某本书的价值，反而让其凸显的学术争论的意义更为重大。能成为“挡门书”的许多作品都试图关注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并构建宏大的历史叙事，例如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作品亦位列其中。

蒂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欧洲民主的兴起。以著名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为例，蒂利的结论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与国家强制力这两个因素有关：有资本而无强制，会形成米兰、佛罗伦萨一类城市国家；有强制而无资本，会形成俄罗斯、奥匈这样的帝国；只有兼具资本与强制的国家形态（蒂利称之为“资本化强制”），如英格兰、法兰西，才能在近代欧洲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后来几乎所有国家的选择，我们今天称之为“民族国家”。蒂利的结论简介有力，对近代欧洲史的概括十分巧妙，然而，由于他只用这两个因素的变化来总结近代欧洲史的轨迹，一些专攻英国史或法国史的学者则会批评这种分析模式对于诸多历史细节的忽略，甚至质疑这一模型的解释力和外延性。

另一个经济史领域的生动案例则是彭慕兰的《大分流》，它所引领的关于中西方“大分流”的学术讨论在过去二十年来同样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与争议。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是同时代的中国清朝？彭慕兰的比较研究侧重资源禀赋的因素——中世纪之后英国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高位，劳动力昂贵，而英格兰中北部的煤炭资源恰恰触发了科技进步，激励科学家和实业家利用现代工业机器与能源去替代人力密集型的传统手工业，从而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分流”的讨论时至今日依然是全球经济史领域的绝对焦点，彭慕兰的工作实有开创之功。当然，囿于研究对象的窄化（如在中国只关注了清代江南地区）和视角的单一（如忽略了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众多因素），这部作品自然也招致了许多批评，系里的一些同仁自然也会把这本书用作“挡门书”。因而，形形色色的“挡门书”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反映了跨学科合作与交流中的关键争论，并且将其温柔地展现在来往的师生面前，这正是“挡门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