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逢乱世，居异乡，他用中国视角诗画西方

1975年的一个春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前，有位老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什么也不做，只是专注地观察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似极入迷。

他叫蒋彝，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是一位诗人、画家兼旅行家，也是书法和禅诗的研究者。自1933年离国赴英，在海外的四十余年中，他一直通过教学和写作，将中国和中华文化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同时，也通过独特的中国视角观察着西方的自然风物与社会民情。

只不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发生，以及战后世界局势的复杂，蒋彝这一走，就是四十二年。

1975年，他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乡。

去 国

带着离乡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期许

蒋彝于190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的一个文人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一位哥哥和一位姐姐。父亲蒋和庵是位画家，哥哥蒋笈也喜好诗书文学。由于家中浓厚的文化氛围，蒋彝自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也使得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常怀着对于祖国文化氛围的深厚眷恋。

蒋彝自小就好摆弄书本和画笔，十二岁那年，蒋彝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画，父亲成为了他在绘画上的启蒙老师。

在蒋彝青少年时期，中国正是清朝末年，科举制已经被废除，而传统的儒家教育尚未完全被正在蓬勃兴起的西式教育所取代。蒋彝所接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他在家中的私塾接受启蒙，背诵《三字经》和“四书”，稍大一点后，又相继进入江西省立第三中学和国立东南大学，在那里，他除了学习文史知识外，还接触了数学、物理、化学、雕塑、体育等“新式”课程。东方和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文化融合在蒋彝的教育经历中。

大学毕业后，蒋彝先在江苏海州和家乡九江做了几年教师。这些年里，中国政治形势的变革天翻地覆。清朝灭亡了，北洋政府建立了，北伐战争开始了……同时，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断在中华大地上攫取着利益。示威、冲突、暴动、战乱……中国仿佛成为了各政治势力和野心家们的角斗场，日益急迫的形势搅动着每一个有志青年的心绪。

风雨飘摇的年月里，蒋彝加入了北伐军，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蒋彝首先在江西上饶主持玉山县政，后来，由于政府改组等一系列波折，蒋彝职务几易，最终，在三十年代初，他得以回到家乡九江任县长。

蒋彝担任地方官期间，一心想着兴利除弊、改革政风，刚来到玉山县时，蒋彝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做番实事。然而很快，他便明白：“一切为旧势力把持，又旧社会传统恶俗太深。即一小事，上下俱行贿赂才可办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深重的积弊、长期的腐败，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都使得蒋彝屡屡受挫。偏私、包庇、腐败之风早已被时人视为常态，纵使蒋彝胸怀远志、立身清正，也有着开明的头脑和真才实干，也总是无可奈何之事多，适志快意之事少。经过一系列纷争、挫折与失望，他终于认定，“南京政府官员，虽然有现代的新思想，没有干出新的政绩，只是因循守旧而已。”他只有写诗：“怨牧牧何恨，所恨上下侵！”

蒋彝对于当时中国的政坛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时候，他决定辞掉官职，到英国去，看看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观察世界。蒋彝对于未知的广阔世界怀有在当时来讲尤为珍贵的好奇心。他对于奇美的风光常怀向往，对于西方的世事民情更有期待。所以，虽则有着离乡的痛苦和折磨，未来对于那时的蒋彝来说，仍旧是值得期许的。

异 客

“石枕遽然午睡酣”“春来无梦不江南”

蒋彝到了英国，先住在伦敦。异域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蒋彝很快适应了在伦敦的生活，掌握了英语，也结交了一些英国好友，后来还在东方学院谋到一份中文教师的工作。他喜欢英伦的风物，总爱到处走走转转，观察着那些新奇的事物。

他在海德公园看来往的游船，逗邻居家的小猫，在摄政公园的玫瑰花园里漫步，也学着西方人那样在公共草坪上倒头就睡。对西方的自然和社会，蒋彝似乎发自内心地喜爱和欣赏。他常用诗歌记录下那些让他倍感新鲜的生活片段。他在诗中的叙述颇带有几分快然得意：“海邦风味渐能谙，石枕遽然午睡酣。”怡然自得之态，真令人羡。

然而，身在离家千里远的海外，蒋彝也时常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感。那时，由于国力衰弱，西方人总把中国人当作贫弱的“病夫”，居于英国的华人也遭受偏见。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片面认识，常使蒋彝不甘。

很多时候，他也思念家乡。眼中的异乡风景，总使他联想到记忆深处的那些中国的山水风光，牵动他的眷眷情肠。在蒋彝的诗中，他常在前两句写到英国的风物，而后两句笔锋一转，心念又回到了祖国。他的诗行之间，总有着中国古诗遣词造句的影子。他写到扬雄，写到王粲，写到泰晤士河上的明月和圣詹姆斯公园的飞花，这些属于祖国的意象，深植在他的笔尖心头。即便是“石枕遽然午睡酣”，梦醒之时，他想到的也是“春来无梦不江南”。

他还想念家乡的酱豆腐干。想得狠了，他就写诗。他说：“豆制酱干我所欲，既非熊掌亦非鱼。鸠江名作许仁发，欧亚航空寄得无？”

那是20世纪30年代。二战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中国，日军侵华更是早已开始。南京沦陷、上海沦陷，1938年夏，蒋彝的家乡九江也遭到了日军炮火的蹂躏，并最终失于敌手。蒋家众人四处辗转流亡，先到庐山脚下的乡村，再到上海。英国与中国远隔重洋，保持通信往来极为不易，和平时期都难以联络，更何况是在战时。雪上加霜的是，1938年4月，兄长蒋笈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消息传到英国，蒋彝感到无以附加的惊讶和沉痛。据他自己说：“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无法活下去了。”蒋笈与蒋彝自小一起长大，情谊极为深厚。蒋彝出国后，妻子孩子全委托蒋笈照顾，连自己去国外的路费和生活费用也有许多是蒋笈一家所赞助。五年前在上海码头的话别，谁能想到竟成了永别。当然，形势急转直下，国家前途如此未卜之时，回国寻亲、奔丧更是痴心妄想。家人离散、亲友离世，魂牵梦萦的故土战火纷飞，那个时候的蒋彝，他的焦虑、恐惧与痛苦，又怎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呢！

很快，欧洲的局势也更加紧迫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二战正式打响。3日，英国、法国对德宣战。德国在欧陆战场的胜利使得全英人心惶惶，防空警报日日响彻伦敦上空。1940年秋，德军对伦敦发动空袭，蒋彝所住的公寓楼被炸毁。幸运的是，蒋彝本人因当天不在伦敦而躲过一劫，但他已没了住处，家中存留的那些书画和信件更是荡然无存。

逢乱世而居异乡，遭际岂能不坎坷！

家 园

用中国诗画描绘西方山水

五年以来，蒋彝一直在规划回国事宜，想等到国内的形势稳定下来就动身。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外长期定居。如今，中、欧两处均是战场，重返家乡怎能实现？蒋彝只得先过好自己在英国的生活——离开伦敦，到牛津去寻找住处、躲避空袭。

居留海外的岁月里，蒋彝并未忘记对中国诗画的热爱。

他曾应出版商之邀在英国出版了多本介绍中国艺术的书籍，遥不可及的家园，在他的笔尖鲜活起来。

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叫 The Chinese Eye，在这本书中，他谈到了中国人进行艺术创作的方式，更写到了中国人观察世界、体验自然的方法，触及了中国哲学和艺术的核心。如上所述，当时的西方人对于中国多有偏见，对中国的艺术与文化也所知不多。蒋彝的介绍，对于中国文化能被更多西方人正视和理解，以及对于西方的学者和大众重新认识中国，有着重大的意义。

The Chinese Eye 封面

The Chinese Eye 获得成功后，蒋彝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连续出版了好几本书，介绍中国文化。1938年，《中国书法》问世；1940年，蒋彝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儿时琐忆》，书中借叙写他的童年生活，展示了中国南方大家族的生活图景。

除了追忆中国，蒋彝也在观察着他周围的世界。

他放眼于英国的水光山色，那是与中国并不相同的风景。作为中国人的蒋彝，时常自然而然地将英国的风光与中国相对比，惊喜地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聊慰思乡之情；而英国独特的美景，那些与中国相异的特色，同样使他欣喜。他用绘画表现出眼中所见的风景，景色是英国的，但绘画的方法用的却是传统的中国画技。他用水墨和线条勾勒出英国的自然风物，用东方的视角观察西方的河湖与山林，视角的不同，使他的画作带给英国观众全新的感觉。来到英国以来，蒋彝先后举办了多场画展，均获得成功。   

蒋彝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行走的热爱。出国以后，他为自己起笔名为“哑行者”，心头的忧闷与身前的战火，并没有成为他探索和欣赏自然的阻碍。相反，在自然之中，他得到快意与慰藉。

他造访了英国湖区的青山碧水，那里的风光激发了他的诗情，也让他更加明白，四海之内，大自然皆同，中国的艺术，也可以阐释英国的山水。他试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画记”，以画、文、诗结合的形式，展示一个中国艺术家眼中的英国湖区，这便是《湖区画记》。结果是大大出乎蒋彝和出版商的预料的——《湖区画记》广受好评，加印多次，均迅速售空。此后，蒋彝写“画记”成了习惯，每造访一座新的城市，都用画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的思想情感。他先后创作了《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等。

流离异乡的蒋彝，终于在艺术创作中，在对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欣赏中，找到了足以滋润心灵的精神家园。

当然，在他的心底，对祖国的牵念从未断绝。那片被侵略者践踏，被许多欧美人所忽视的土地，从未使蒋彝感到尴尬或难堪，相反，他永远为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自豪。在湖区，在那片孕育了华兹华斯等英国大诗人的山水间，他写道：

“在湖区的许多时刻，我以为自己回到了祖国。这里景色常绿，秀丽宁静，但长江南岸的寻常地方，都有幽静、怡人的景色，相较之下，湖区的整体样貌并未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希望我率直的见解不会引起读者的不悦，我是一名中国人，壮丽山河的子民。”

在那样的年月里，这个异乡人笔下的骄傲，读来尤其令人感动。

几十年间，蒋彝辗转多地担任教职，将中国的语言、文学、艺术教授给西方的学生。1955年秋，蒋彝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导论”，开始了一段新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美国，这个生机蓬勃、色彩斑斓的新世界，更加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精神。除了教学，他还演讲、访问，开始了对中国禅诗的研究，并继续“画记”的创作，完成了《纽约画记》《旧金山画记》等。

在美国的时期，蒋彝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愈加严重，新生的中国长期得不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承认，东方和西方被人为地隔绝开来了。

而在长于中华，居于欧美的蒋彝的心中，却从没有敌意与隔阂。东方、西方两个世界、两种文明在他眼里，是共通的，是足可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就蒋彝本人来说，他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中，都得到了珍贵的精神滋养。来到美国以后，他尽力所倡导的，正是文化的互依互存，和各国的相互理解。

1956年6月，蒋彝受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场演讲中，蒋彝阐述了他的文化观。

“渐渐地，我对新的事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发现自己开始变成一个现代人。我认为，现代人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我们这现代世界中，一种文化要独立于其他文化，是不可能的。传播思想、观念、艺术的渠道方法如此之多，如此之快，甚至连爱斯基摩人都毫无理由能实行文化上的分离。我们现代人都是文化交叉的产物，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行不通的。在种类和技术之下，隐含着人与自然的诗意真理，即一切文明的依据。……需要我们公认的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文化。”

1963年，蒋彝来到旧金山。对那时的蒋彝来说，西方的风景与文化，和中国的风景与文化，都割舍不下。他渴望回到家乡，但并不希望把自己长久地封闭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相反，他心中一直希冀的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共同滋养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

那年，他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前作了一首长诗，充分阐述了他的文化观：

天空只有一个月，

我却看到她两面。

九江赤壁旧婵娟，

金门湾上乃新恋。

旧识新知同此身，

此身几经人世变。

漫谈旧识未模糊，

且贪新恋须臾倩。

……

余生何日可还乡，

九江金门同眷眷。

来 归

“不见神州四十载，神州记得哑夫无？”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一周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这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开始。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二十余年的坚冰，终于开始融化了。

彼时，蒋彝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已于1971年5月从哥大退休。哥大授予了他中文荣誉教授的头衔，作为对他这些年间所做贡献的认可和感谢。四十年间，蒋彝心中无时无刻不存着对祖国和家乡深切的牵念与渴望。而留在祖国的亲人们——尤其是妻子和两个女儿——远隔重洋，更带给他难以言说的痛苦。

年近古稀的蒋彝，从得知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开始，便百感交集而又激动万分。他在香港眺望对岸的祖国大陆，从前遥不可及的家乡，如今似乎近在眼前，伸手就可以触到。复杂又浓烈的情感被蒋彝寄予在诗句中——“不见神州四十载，神州记得哑夫无？”

1975年，蒋彝终于回到了祖国。

他从美国出发，取道香港，再到广州。离家去国四十二年，即便情感从未远离家乡，在那时的蒋彝看来，中国仍旧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他不清楚这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更无从得知年轻时的亲友是否还在人世。回到祖国，让他期待，也让他恐惧和担忧。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心情：“我无从分析我的感情——太多的快乐和太多的悲哀——同时在前面等着我！”

蒋彝在广州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便乘飞机北上北京。两个女儿带着丈夫和孩子们赶来接机，一同前来的还有几位好友。这是他半个世纪以来与女儿们的第一次见面，三个外孙更是从来没有见过外公。除了真正经历过战乱，经历过亲人间的离别和重逢的人，没有谁能理解他们当时深切复杂的悲伤和欣喜。蒋彝在他专门记录中国之旅的《重访中国》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段场景：

“经过大约两小时的航程，飞机抵达了北京机场。此时，天已黑了。正当我走进候机室的入口时，不远之处传来‘爹爹’的声音。从声音中，我分辨不出是叫谁的；但是，我知道有两、三个人朝着我的方向在叫。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当我面对着来欢迎我的人群时，我整个人变得惊喜异常。我看到刚自纽约联合国休假回来的老友侯桐和侯大嫂、北京外语学院的李铁铮教授和我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三个孙儿。……我的大女儿和大女婿特地从两千两百八十一里外的家乡——江西南昌来迎接我。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的眼睛慢慢地变湿了，但心中却充满着欢喜。”

这次回国，蒋彝一共停留了两个月。在亲友的陪伴下，他的足迹遍布北京、山西、陕西、江南、桂林，当然，还有他最牵念的家乡九江。城市、乡村、山水、古迹，都留下了蒋彝的脚步，几十年来在画作和诗行间若隐若现的祖国风光终于再次展现在他的眼前。他造访了工厂和印刷厂、大寨公社、医院，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亲眼目睹了中国解放后的种种巨变，并因为这个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新中国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欣喜。

平凡的街道和人群同样令他陶醉。有一回，他和家人走到人民文化宫附近时，突然停下脚步，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家人以为他累了，他只道：“我不累，我要在这里看看人流。”

六月，蒋彝离开中国。虽有不舍，但他对家人承诺，自己以后一定会再次到访祖国。更何况，这次回纽约，他的心里早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项重任——将这次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书，以此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新中国。1977年，他完成了《重访中国》的初稿。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骄傲地写道：

“我相信：中国将来的变化，是愈变愈好，而非愈变愈糟。过去，中国被称为一个落后的国家。现在，中国经过了二十六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它的八亿人民，正在一条心地做着各种建国的工作。”

1977年夏秋之交，蒋彝第二次来到中国。那时，他的身体已很不好，却仍然强撑着，在祖国各处游历，会见亲友、参加活动。然而，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10月初，他被确诊癌症复发，住进了协和医院，并在10月17日溘然长逝。

在逝世之前，他去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陵兵马俑、巩县石窟、泰山、黄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的身边有亲友环绕，眼前是祖国的山河。

蒋彝与妻子曾芸合葬在庐山脚下。

“我出生于中国名山庐山的山麓，自幼年起，就在坚石、山坡、峰峦、溪涧、飞瀑、松柏和各种各样的绿树的陪伴下长大。置身自然间，我常常浑然忘却城镇都市的存在。涓涓的细流、树叶上雨点的嘀嗒、雨后悦目的翠绿、山河中轻盈腾升的白云、隐约的远村和树梢的雾霭——这所有的一切，引发我无尽的游兴，培养了我心灵中的安宁；每次面对这山水弯曲，我能感觉，自己的呼吸，变得更深更长。”

*本文参考资料：

郑达：《西行画记——蒋彝传》，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蒋健兰等编：《蒋彝诗集》，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

【美】蒋彝：《重访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美】蒋彝：《儿时琐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陈琳：《蒋彝笔下的世界与故园》，中华读书报

https://www.nytimes.com/1977/10/21/archives/dr-chiang-yee-74-author-and-teacher-16year-columbia-faculty-member.html

*本文图片来源

郑达《西行画记——蒋彝传》

Anna Wu, The silent traveller: Chiang Yee in Britain 1933-55

David Brass Rare Books

May Morning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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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林玉

责编：翩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