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枪会、红枪会、黄枪会……秘密会社的基本套路

​如何从一个籍籍无名、挣扎在饥饿边缘的无望青年，迅速转身成为一呼百应社团领袖？自古以来套路似乎从没变过。 

首先得异象天启，如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然后得有高人指点，如“圯上老人”黄石公授张良《太公兵法》；当然也不能缺了呼风唤雨的神秘法术，一如红灯照的飞天“轰炸”之术。

时间快进到了1929年。这一年，上海在全国首次播放了有声电影；《中华民国民法总则》颁布；中国银行设立了伦敦分行，中国现代金融机构开始“走出去”……国府定都南京的第三年，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现代化前进。但中国的事情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广袤的中国腹地，众多秘密社团正与近代化的齿轮犬牙交错，在才子佳人们无可目及之处共同书写着近代历史。

20世纪初的义和团被镇压后，众多拳民从京津一带回到家乡，一边务农，一边继续教授乡民拳法。

不久之后的1916年，原本的义和拳民就以“红枪会”的名号在义和团起家的山东再举旗号，并且慢慢衍生出了不同的派别。各派或以拳法自立山头，如毛篮会、哼哈会等；或以服饰、武器建立自我认同，如黑枪会、黄枪会、大刀会等。短短数年，红枪会就从山东蔓延至河南、直隶、江苏、陕西等省。

你大概猜到了。红枪会各派继承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遗产，只不过经历了庚子之变，洋人是不敢碰了，打家劫舍、屠戮地主豪户便成了主业。因为红枪会人数众多，遍布各省，并且山头林立。所以无论国共两党都想加以收编利用。事实证明，这一招还挺有效果，但效果绝非想象的那么完美顺利。红枪会时而甘当国军马前卒，但会员与国军官兵之间，甚至会员之间的殴斗也时有发生。

1929年开春后，国民革命军终于在一番努力后将河南省内的红枪会改编为民团。但省内红枪军还有一支不容小觑的衍生力量着实让人担心。这就是发源于河南，并蔓延至直鲁诸省的黑枪会。

黑枪会的创始人名叫卢延沙，河北阳武县黑石村人，父母早亡，亦无兄弟，早年读过三年私塾。传说卢延沙40岁时，曾做过一个怪梦：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与两个同伴游玩。忽来一老者，自称天上而来，从袖中取出三本书分别送予三个小孩，并叮嘱道：只要熟记书中内容就可刀枪不入，还可助真龙天子登基，说完，老者便不知所踪。

光凭一个传说，恐怕还难以服众。卢延沙起事之初，的确力量也很单薄。但是如果一个传说不够，那就再来一个。关于卢延沙在与各方势力交战之中均毫发无损的传说很快流传开来。众多同样出身寒微，寄望翻身的乡众很快就成了卢延沙的忠实信徒。黑枪军横扫豫直鲁，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一靠对领袖的崇拜、二靠卢延沙“梦中授书”为圣经，以保刀枪不入。

只靠崇拜恐怕还组织不了队伍，套路中说，仪式感同样必不可少。

首先是建立共同的偶像。每日朝夕相处的领袖卢延沙显然神秘感还不够，需要有更高阶的神祇。选谁呢？太高大上可不行，得找百姓喜闻乐见的。来自于传说、故事中的人物自然是最佳的选择。而且，为了考虑大家都能认识，一个神可不够，得多找几个。于是，东汉的“老祖天师”、“正一真人”张天师张道陵、关羽就成为了黑枪会最主要的神，这还不包括其他未留于记载的各路分支神。

社团神秘的力量还需要有个载体，最合适的就是各类符咒。黑枪会的符咒与义和团一脉相承，几乎成了品质保障。成员入会必先读誓词：“某某现愿入会为会员，嗣后如有怀疑会纲、或泄露秘密时，天罚雷薨。”既已入会，上战场之时如何才能刀枪不入？别急，领袖自有办法，便是请出“避刀符”和“避弹咒”。这“避刀符”、“避弹咒”可不是贴在门框上的那种。迎敌之前，黄纸写符“八大金刚在前，四大天王在后，祖神有我，不畏刀枪”；“避弹咒”写“请菩萨五雷神仙保佑，不畏炮枪”。备妥此二符咒，士兵吞服后就可放心大胆上前迎敌！

仪式感同样要多加训练，才能凸显其崇高性和严肃性。黑枪会的一切符咒，号称“不传六耳”，教授时一次一人，极其神秘。入会者练习一切符咒，必须在白日之内学成，每天还必须用砖瓦刀枪实地演习。

除了黑枪会之外，还有众多与之类似的神秘社团曾经活跃于各地。例如卢邑县的“扇子会”，据说有神扇、神刀、八卦等，用之可不畏枪炮；“兄弟会”，该会成员临敌时所用符咒远比黑枪会更简单有力——就是高呼“兄弟”二字，因此得名；还有娘子军“花篮会”，临阵以左手执刀，右手执花篮，据说敌方枪弹即可落入篮中（这形象换了现在，网红无疑）；“黄绫会”会员以黄绫包头，枪裹黄绫，因故得名……

黑枪、红枪，甚至扇子、花篮、符咒、口号，各种器物为何在鼓动民众时如此管用？原因大概并不在于器物本身，而是用器物和仪式保障了信徒对于领袖神秘力量的绝对服从。这是历史植与人民基因之中的本能。

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殷墟发掘者李济的得意门生）曾将其在哈佛大学的人类学讲座集成《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他认为，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观念：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与地，人与神，生者与死者。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与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以及附属于他们的艺术、文字等物事，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即巫觋式）的文明”。从上层统治者的封禅求仙，到普通老百姓的算命打卦；从秦末陈胜、吴广的荒郊狐鸣，到清代莆田人民的设醮祈雨，莫不有它的影子。

1929年8月，南京政府调遣曾任冯玉祥国民军第四军军长的方振武率部在安徽北部缉拿黄枪会首领“张疯子”张其元。期间匪众一击而散，方部在匪巢缴获各种“开国龙旗、朝王龙旗、佩章符号、王衣王帽、八卦衣、羽扇纶巾、钟鼓仪仗、御赏铢锤等“逆证”

尽管官方多加剿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不时仍有各色神秘会社登场。甚至直至1999年，在郑州仍有犯罪团伙打着“黑枪会”之名杀人越货。

如果有一些人被有意忽略，他们只能希望神秘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如果这样的话，巫通过对所谓神秘力量的僭越，便会成为比普通的人更有力的管理者。张光直说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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