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历史学与考古学交错的中古都城制

2019年4月20日—21日，“古代史研究新视野”第10期“历史学与考古学交错的中古都城制”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范兆飞教授召集，来自中外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的2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以中古都城为核心话题，主题集中，讨论充分，现场气氛相当热烈，为两个领域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对话与交流的机会，获得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

会议海报

上午开幕式环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教授苏智良先生做了简短的开幕致辞。随后，范兆飞先生介绍了举办这次工作坊的缘起，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两个学科在中古都城方面研究成果的有力推动；二是为促进两个学科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互相认识、理解和成就；三是源于先前一次联谊会与考古学者结下的深厚友谊，希冀这次工作坊也如同联谊会一般，能够巩固各位学者的学术情谊，反哺彼此的学术研究。

范兆飞主持（本文图片均由白炳权拍摄，谨此致谢）

四月二十日上午

上午的两场报告均关注汉魏洛阳城的宫城。第一位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钱国祥先生，题目是《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中枢区的考察与空间格局》。钱国祥先生长期从事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有着丰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并熟谙最新的考古资料。他首先概括了洛阳城自然地理、文献记载的基本情况，以及洛阳城对中华文明产生和多民族文化体系形成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希望通过北魏洛阳城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学者探讨古代都城单一宫城居北居中问题提供更加有力的参考和佐证。接下来，钱国祥先生分三个阶段梳理了洛阳内城（汉晋大城）城圈、高台遗址（礼制建筑）、内外城墙和金墉城的勘探发掘情况，并重点对北魏宫城的空间格局，尤其是各宫城门址，太极殿宫院内外布局的发掘及考察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最后，钱国祥先生总结了汉魏洛阳城在中国乃至东亚古代都城的重要意义。

钱国祥（发表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先生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成一农先生担任评议。张学锋先生首先高度评价了钱国祥及其团队对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勘探工作。随后，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中国都城古代宫城是否一直“居北”，他认为 “建中立极、居北居中”的都城形制至隋唐长安城后就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五代之后金陵、开封城的宫城虽单一、居中，但并不居北，他主张将中国古都城演变分为三个时期：多宫制时代、中古时代以及宋代之后。二是对洛阳宫城中轴线以东的空间的发掘表示了期待，他提示了日本学者冈部毅史对建康东宫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对考察这个空间格局提供参考。

成一农（评议人）

成一农先生首先抛出一个犀利的问题：“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形制？”他认为谈及都城制度和形制时需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这些概念都是基于一种后见之明。此外，他认为现有都城研究过于关注宫城和祭祀建筑的问题，忽视城市中其他元素，而都城之外的地方城址研究尤为缺乏。就此而言，以往的都城研究大多围绕大一统王朝开展，对历史上割据政权都城的观照相对薄弱。最后，他还对“单一宫制”、宫城居中居北、“法天象地形制”以及都城研究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对成一农先生“何为制度”、“何为形制”的质疑，钱国祥先生倾向使用形制，他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是一贯而下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违制现象，这种违制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张学锋先生回应称多宫制一般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增置，并指出“不能将中国古代视为一个时代，城市规划也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制度与形制的都城更集中于中古时代，中古时代的都城是存在规划的。

综合讨论环节，佐川英治先生提出魏晋南北朝多宫制到一宫制的转变存不存在一个历史的方向？如果有，推动这种转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张学锋先生提供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推测：汉末曹魏出现单一宫城制，是受到草原民族聚落左右分治的影响。佐川英治先生认为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陈苏镇先生赞同佐川英治的观点，并补充汉代儒生一向反对多宫制。王子奇认为不能忽视“苑”与“宫城”的关系。沈丽华从考古学角度认为单一宫城与多宫制度方面一直存在礼仪性与实用性交错的特点。刘瑞则以“一个人买了五套房”形容皇帝与多宫间的关系，他更倾向于一宫制的观点。

陈苏镇（左）、佐川英治（右）

相对于钱国祥先生从考古学角度对汉魏洛阳宫城中枢区的宏观把握，第二位进行报告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苏镇先生则是主要从文献入手对宫门的微观考察，文章题目是《魏晋洛阳宫的止车门、中华门和上閤》。陈先生是学界名宿，态度谦逊，坦言自己“不是做这个工作（都城研究）的，自己原本主攻政治史、政治文化史”，但想从制度史角度，探讨洛阳宫一些比较模糊的问题。他首先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爬梳和考证，猜测止车门可能等于殿门，由于没有直接材料证明，陈苏镇先生称仅是提供一种想法。另外，他结合文献材料和考古报告，推测阊阖门内的2号门址应该是端门，3号门址应该是中华门。接着，陈苏镇通过《晋书·礼志下》群臣朝会前“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閤下便座”等候，引申出对“閤”与“阁”的讨论，他举出材料论证这里的东閤中的“閤”应是“阁”之讹误，大体是结合墙与廊阁形制的殿堂。最后，他还对上閤的大致位置和形制做了一定的考证。

钱国祥先生首先开始评议，他高度赞扬文中丰富的文献材料，能够为他们下一步勘探或者研究工作提供启发。钱国祥与陈苏镇的观点不同，他认为2号门址是止车门，3号门址是端门，并详细地阐述了理由。另外，两位学者对五门制度是否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也存在一些分歧。就“上閤”而言，钱国祥先生认为“閤”、“上閤”、“閤门”、“东西閤”可能是形态各异的建筑，不能专指一类宫殿结构。

佐川英治先生认为止车门与端门的关系非常模糊，他补充了两条南朝建康城宫门的材料，可以为认识洛阳宫城的宫门的问题提供新的启发，随后他提出建康宫城与洛阳宫城不一样的原因，以及这些宫门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思考空间。随后，陈苏镇、张学锋、钱国祥等学者围绕洛阳宫城的宫殿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四月二十日下午

第一位进行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瑞先生，报告的题目为《汉长安城城图四十一——文献时期考古的纠结与适证》。刘瑞先生为人爽朗，声音洪亮，报告伊始便自我“检讨”，谈到考古报告都城复原图的多变和纠结，直言道“考古报告也是人写的”，也会有问题，引来了满堂笑声。随后，刘瑞先生首先通过PPT展示了数十年来汉长安城遗址发掘与复原图的制作工作成果，从传统文献和现代考古发掘两个维度，全面展示了汉长安城复原图制作的复杂面貌。刘瑞先生坦言，考古复原图也未必可信，因为这些都城复原图也在不断修正之中。其次，刘瑞先生就考古工作中遗址定名的孤证现象、考古与文献的纠结等诸多方面反思考古学科本身的方法论问题，抛出许多有趣的问题，言语幽默，却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刘瑞（发表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先生在评议中感慨道刘瑞先生的发言对自己造成了一定“冲击”，同时对考古学科本身的边界与客观性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考古学有必要保持客观的立场，由此出发解决考古学能解决的问题，并以 “二里头究竟是不是夏都”为例，认为考古学者对这一类问题应该慎之又慎。

刘涛（评议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徐冲先生从历史学出发，对考古学进行反思，指出了以往考古工作对中下层民众生活的相对忽视，很难进一步展开对中下层社会的研究，从而展现丰富立体的古代社会面相。

徐冲（评议人）

此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马孟龙先生接着刘瑞先生对考古学的反思，从历史地理角度出发，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诸多不足为例，指出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都有必要不断质疑、反思，方能有所进步。

马孟龙（评议人）

远道而来的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佐川英治先生是第二位报告人，报告的题目是《北魏洛阳城在东亚都城史上的地位》。佐川英治先生将报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利用日本国内的考古材料与史学研究成果，对藤原京和平城京的都城形制进行仔细梳理，辨析两座都城形制的中国来源，提出平城京可能模仿自唐长安城，藤原京则模仿自南朝梁建康城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佐川英治先生对中古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左右分治的来源、流变进行了细致梳理，并提出“中国都城的左右分治始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的邺城与北周的长安城将其相继传承”，而建康虽有二县，但并未左右分治，与北朝都城不同。

佐川英治（发表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陈苏镇先生对佐川英治先生报告中若干史料的使用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三辅黄图》中相关史料史源问题，二是《水经注》中相关段落的句读问题，这些细致的建议让与会者体会到陈苏镇先生在传统史籍方面的深厚功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沈丽华先生先对佐川英治先生文章中的附表数据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与会者看到沈丽华先生手中满是修改红线、红字标注的论文稿件时，都感受到了考古学者的细致严谨。此后，他又上前到发表席，用事先准备的PPT和相关图片与佐川英治先生进行深入交流。佐川英治先生后来在回应中多次对中国考古学者提供的准确数据表示感谢。

第三位汇报人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学锋先生，张学锋先生有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学术背景，长期从事建康都城的考察与研究工作。这次报告的题目是《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研究》。他感叹与其他同时期的都城丰富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相比，南京作为一座古今叠压城市，都城勘察与研究的工作难度很大，推进缓慢。张学锋先生首先对前人对建康城复原图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找出了其中一些问题，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朱偰复原图的影响；二是考古资料的缺乏（公开资料有限）。在基于可信文献史料基础上，张学锋先生利用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对建康城的复原做了新的尝试。接着，他提出“中世纪都城”概念，并对南朝文化北流说提出质疑：最初设计建康城的人为北方人，他们设计的城市应有共同的特征。

张学锋（发表人）

评议人小尾孝夫先生高度评价了张学锋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建康宫城北部空间与宫城形状的关系，是否可以进一步厘清；二、南朝建康城的规划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中世纪都城”概念的共同特征冲突；三、刘宋大明年间建康城御道与南郊发生关系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四、“中世纪都城”概念受草原文化的影响的原因，需要详细说明。

小尾孝夫（评议人）

评议人张剑光先生赞扬了张学锋勇于自我否定、不断修正研究成果的严谨学风。他就东晋建康城的形状和内部街道的分布问题谈了些感想，随后，他认为近世之后都城格局似乎受到唐代州县地方政府核心区域的影响，两者应该存在继承的关系。

张剑光（评议人）

四月二十一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韩炳华先生是上午第一位报告人，报告题目是《试论唐代晋阳城的范围》。韩先生坦言晋阳相比洛阳、长安、建康三座都城，知名度较低，考古情况也不大为外人熟知。但是晋阳城在中古史上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军事、政治地位，希望日后可以得到更多关注。他将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晋阳城的地理区域与历史沿革，指出晋阳城在中古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则对历史文献中有关晋阳城范围、边界的记载进行仔细梳理，从尺度、方位等角度结合考古钻探实情对左汾右晋等文献记载做了考辨，敏锐地指出北朝时期汾水直流穿城而过，今日汾水绕晋阳而行的走向应该是在宋太宗水灌晋阳城，水道发生的改变。由此指出唐代晋阳城是一个南北长于东西的不规则的平面布局。第三部分则在宿白、常一民等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对晋阳宫、仓城、州城、罗城的区域、范围进行了讨论与界定。尤其在晋阳宫的讨论上，韩先生从“可视域”角度出发分析，指出蒙山大佛恰好位于二号建筑基址西北，符合史料记载的“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由此推测新近发掘的的二号建筑基址为“晋阳宫”。韩先生熟练运用传统史料，开拓墓志等新材料，运用“可视域”等新方法的努力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赏。

韩炳华（发表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阳女士首先进行评议，坦言自己本身是图像史学出身，不敢对报告作评议，只能谈一谈学习心得。她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高度认可韩炳华先生对“可视域”的综合运用，并补充道“在晋阳宫能看到蒙山大佛，本质上体现了皇权对视觉材料的一种占有”，这种占有表现了一种“视觉权力”，并建议韩先生进一步结合科技手段深入研究。

莫阳（评议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子奇先生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宋太宗率军进攻晋阳城的若干细节，对韩炳华先生的讨论提了几点看法。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成一农先生则对文献记载中的城市尺度与数字表示怀疑，他指出这些数字有一部分出于理想的伪造而非实测数据，同时指出汾水如果穿晋阳城而过，那么晋阳城便因地基不稳而颇有风险。在场几位学者随即不约而同地说道晋阳城长期被“水淹计”困扰，正是由于这一地形地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仇鹿鸣先生从文献角度出发，建议韩先生细致考辨《唐会要》、《新唐书》中相关记载的来源。

王子奇（评议人）

第二场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先生因故未能参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沈丽华先生代为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邺城考古发现所反映的都城形制》。沈丽华先生首先讨论了邺城的地理情况与历史沿革，进而梳理了近四十年来邺城考古的工作情况。随后，沈丽华先生围绕邺城地区具体的考古发现展开讨论，通过大量一线的考古现场图片，使得与会者迅速掌握了邺城地区“赵彭城寺”“核桃园大寺”等重要考古成果的基本概况。此后，沈丽华先生结合大量精美的文物图片，对邺城地区佛寺考古与曹村窑址考古情况进行了梳理，为与会学者再现了东魏北齐时代邺城地区繁华的物质文化世界。在讨论过程中，沈丽华先生不时联系该地墓葬出土器物与北朝都城发掘情况，左右旁证。例如沈丽华先生推测曹村窑址的陶俑与北齐皇室、高级官员墓葬中陪葬俑具存在某种联系，或许就是这一窑口的主要工作，种种讨论展现了新一代考古学者的宽阔视野。

沈丽华（发表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学锋先生在评议中提出应该以宏观的视野，将邺城放置到中古都城发展链中加以考察，再进一步讨论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是否兴建了“外郭城”。此外，他还建议邺城地区的考古工作人员下一步关注邺城的“路网”结构，将作为城市骨架的路网结构摸透，就能够揭示出诸多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孙正军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中对问题的切入方法，讨论角度的差异，认为历史学更加重视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此，他对都城规制中若干问题内在因果关系的提出几点疑问：首先，会议中反复讨论的单一宫制、中轴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儒生“减省宫室思想”还是礼仪规制需要。其次，对东魏北齐邺北城、金墉城的具体作用，袁绍与邺城关系究竟如何、金墉城、三台与军事的关系等问题根据文献进行了推测，同时表达了对考古学者观点的期待。

孙正军（评议人）

针对孙正军先生极为细致认真的提问，沈丽华先生笑道自己“代答”的活实在不好做，言语诙谐，引得与会者不禁莞尔。随后，沈丽华对孙正军先生的疑问一一作出回应，他认为“单一宫”制的内涵和定义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是比较确定的是这种单一宫制和古代集权思想关系颇深。此外，虽然中轴线的概念渊源甚早，但是存在中轴线不等于严格的中轴对称，中轴对称的出现可能还是由于皇权、礼制的因素。紧接着，他指出金墉城、三台在文献中给人留下这些地区地势较高的直观印象，但是根据考古发掘情况，这些区域的只比一般地面略高，并未超出太多。但是，从规模上来说，确实是军事防御的重要据点。最后，沈丽华先生指出东魏北齐邺北城地区存在北宫，主要由太后与皇位候选人居住。

综合讨论

该环节由复旦大学仇鹿鸣先生主持，希望能让与会学者通过集中的交流讨论，可以充分吸收一天半的会议成果。

仇鹿鸣（主持人）

仇鹿鸣先生认为本次会议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学界呼吁已久的学科交叉研究，真正地掌握另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与研究。此后，与会学者围绕一天半的会议议程中涌现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钱国祥先生率先对本次会议争议的几个焦点问题“单一宫”“中轴线”等问题总结了与会学者的诸多看法，做了高屋建瓴的阐释，并指出中古时期复杂的军事斗争很有可能是都城制度变迁的一个影响因素。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先生认为不妨从皇权角度入手看待这一问题，皇帝所居即为宫。仇鹿鸣先生则对儒家“减省”宫苑思想的实际作用提出质疑。东京大学的佐川英治先生为沈丽华先生补充了日本方面的考古材料，并就邺城的明堂等问题同沈丽华先生展开讨论。最后，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上海师范大学的范兆飞先生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考量邺城与晋阳时，军事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与军事斗争形势，东魏北齐的“两都制”是很值得关注的方面。而这也是本次会议将邺城、晋阳的相关报告集中安排的内在考量。

耿朔

由于本次会议信息量大、学者讨论极为热烈，限于篇幅难以全面展现，只能择要发表。本次会议使各位学者获得了坦诚交流与充分切磋的机会，考古学者带来的最新考古信息往往引起历史学者频频发问，评议过程中许多学者往往忍不住加入“战场”，几乎每个重要话题都引发了一场综合讨论，给所有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位学者在谈话中表示，历史学与考古学者的这种学术对话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展开。这种学术对话，无疑有助于中古史学界的学科交叉研究，推进对中古时代总体历史图景的认知。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