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侵占深圳，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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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那是一个遥远的、笔者还没有出生的年代，而深圳也不是现在的深圳，它是一个隶属宝安县的古老墟镇。

特别地好奇，于是就有了2017年1月10日约访梁柏合、陈敏学、卓辉几位老先生，地点在当年深圳墟镇中心，如今解放路和南庆街口交叉的新安酒家（酒家其实已更换新名为鸿安酒家，不过他们习惯称呼那个从1960年开始使用的老名）。

此时，1927年在深圳墟鸭仔街出生的梁柏合90岁；1929年在深圳墟东新街出生的陈敏学88岁；1937年在宝安龙华弓村出生的卓辉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80岁了。几位深圳土生土长的长者习惯了广东式的饮茶，边饮边聊……

1949年是民国三十八年，按农历（中国黄历）算为己丑年，那年有点像翻开老黄历的吉数八字时辰宜忌，费琢磨……

不过，长者们并不按照框定的年份诉说，他们记忆的细节在旧日的时光里跳来跳去，总落在他们自己最深刻的枝丫上。

既然无法把他们的记忆固定在一个时间的笼子里，就由了这些细节微妙且无所顾忌地穿过己丑年，看似毫无关联的它们缓慢地铺展着前因 后果……

深圳墟积攒的岁月由年龄最长的梁柏合开始，也几乎由他包场。

梁柏合比画着木头竹子叠成的防劫五重门；陈敏学惟妙惟肖模仿着客家婆娘那长长的一声“兑——尿”；卓辉却是从一双胶底的冯强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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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同记住了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深圳的日子。日军司令部强占南庆街的鸿安酒家，西和街驻扎了日本宪兵队，北门街的“慰安所”有 一群踏木屐罩和服的军妓，而雍睦堂（当年深圳小学）便成了日本军营，这些地点压抑了许多家破人亡和流离失所的哀痛。

梁柏合10多岁时亲眼看到日本军曹从北门街（今新园宾馆附近） 慰安所出来，手中执着一把长剑，四肢摇摆一路吼和唱。蔡屋围有个80多岁的老伯从西和街（今解放路西段）走出来，恰好碰上了军曹。老伯年纪大了，懵懵懂懂忘了要向日本人鞠躬，更忘了说日语“阿里阿多” （你好），军曹抡起巴掌大吼“八嘎亚鲁”（混蛋），左一耳光右一耳光，老伯在耳光的狂风中趔趔趄趄，军曹猛得连自己都招架不住，累得停下手。这间隙，老伯哆嗦着移动了小小的一步，也许只有三五寸的一 步，军曹立马一脚扫去，老人倒下了，呻吟着要爬起来，军曹抬起又大 又重的日本军靴，又踩又跺，老伯“呀呀”地叫，身子渐渐成了无力翻 动的“干虾米”……

“太惨了，我不敢看……”梁柏合说自己赶紧掉头躲进店铺。

“我好憎日本人”，这句话他说了三遍以上。

梁柏合说深圳墟有几个汉奸，有个叶福，有个刘七，还有个刘林。

汉奸经常到布吉、龙华、观澜、岗头等游击队活动区化装一番搜集情报， 还带日军去扫荡。抗战胜利后，大家恨啊，你一棍棒我一竹杠追打日本人 的“狗”，追到北门街的井头（今新园宾馆附近）活活把一个打死了。

他突然停下了，侧头看着陈敏学：我睇你陈敏学成日跟着日本仔， 我想你个汉奸仔……

陈敏学笃定地笑了，没有答话没有解释，只是看了看笔者，那眼光说：你懂的。

懂，2005年笔者曾经采访陈敏学，知道他跟着日本人的缘由。1940年，日军岗田部队一个加强团大概1,300多人第二次进驻深圳。司令部再 次设在南庆街的鸿安酒家，这回东新街的“新东方”和养生街、深圳小学都驻进了日军。

这些老战士相聚不说“你又年轻了”，只是“握手”。2006年纪念东纵北撤60周年 时，易焕兰（右一），张婉华（右三）怕上95了，练文（右二）也80多了，陈敏学（左 二）年轻，也77了。说事？陈敏学说得了绝症，还哈哈哈，一瘸一拐做出动罢手术的模 样，笑瘸了…… （张黎明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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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政权维持会，除了残暴统治还强迫进行奴化教育。日军特设带 特务性质的机构“宣抚班”，班长龟山在养生街设立日语学校，到各家 各户强迫孩子入读。这天，日军和维持会长拿着枪来到陈敏学家，会长咧开口笑：有书读！每人每周还发三两米。

阿妈看着他屁股后的枪。

陈敏学从阿妈身后钻出来：真的？三两米？我去！对于饥寒交迫的家，三两米意味着什么？除了陈敏学，深圳墟还有几十个孩子开始学日语，11岁的陈敏学在日语学校学了两年。语言能 力特别强的他成绩最好，龟山很赏识，干脆给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一高兴还带陈敏学到日军营房玩，甚至留食留宿，有时让陈敏学做些翻译工作。原来不让他听汉奸情报的维持会也找他帮忙翻译了。

1943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这天晚上，陈敏学独自待在黑灯瞎火的小破屋，“嗖”地闪进一人，悄声说自己是东纵抗日游击队的。陈敏学差点跳了起来，每每岗田部队抬着伤员回来都骂骂咧咧游击队“八嘎亚鲁”，不是炸桥梁就是毁铁路、烧炮楼……他知道这个游击队，没想到游击队找上门来了，14岁的陈敏学一时愣住了。

那人似乎什么都知道，说陈敏学没干过什么坏事，帮过老百姓，同情被日本仔迫害的人，还解救过游击队员。

“今天找你，想你为我们做点事情。”

“你们家也被日本仔害死了好几个人，想为他们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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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日本飞机轰炸深圳墟，炸沉了一片街，陈敏学的家，就是养生街的“志和客栈”，成了横七竖八的一堆砖石。阿妈哭着扒开塌毁的“家”，一切都没了，幸好人还在。只是1岁的弟弟和3岁的妹妹 天天哭着要吃的，又饿又惊不久染上白喉病，哪里有钱治？眼睁睁看着弟妹死了；舅舅在文锦渡海关不太情愿给日本兵鞠躬，日军举起枪托一 轮暴打，回家后大口吐青血（胆汁），肝胆破裂而死；表哥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最后饿死在鱼街；生病的母亲也被日军抓去筑工事，土筐太重把扁担压成弯弓，抬脚慢了，日军大吼“诈死”，鞭棍劈头而下，头脸 肿得像个西瓜，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看着黑暗中的人，一口答应了，可怎么做事情？那人说：“有情况就写个条子，交给谷行街同生茶叶店门口那卖烟的阿伯，什么也不要问，也不要说，记住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兄 弟！不然，会招杀身之祸的。”

从此，陈敏学成了东纵情报人员。14岁的他有了秘密，突然觉得自 己长大了，整个人“转晒性”（性格变了），过去当日本人的翻译迫于 无奈，就一个不敢不干的没头苍蝇。如今没任何报酬还有杀头的危险却 很想干，总感到背后有什么撑着，胆子很大。

天长日久，日军起了疑心。

有一天，日军突然审问他，用刀逼他承认是游击队的奸细。承认还是不承认？陈敏学还不到16岁，如何瞒过日本军官？只想到“死”也不能说。

“嗖”的一下，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凉飕飕！

日军开始数：10、9、8、7、6……他一动不动，闭上了眼睛，5、4、3、2，最后的“1”刚落下，脖子上的刀就“呼啦”一滑，完了…… 哦？脑袋没随刀而落，没有死？原来用刀背吓唬自己。

直到抗战胜利，他堂堂正正领着东纵港九大队收缴日军物品。

梁柏合夫妻1951年的婚纱照，婚礼在深圳镇人民政府举行，主婚人镇长刘斌。（梁柏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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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这天，陈敏学眼里闪动着孩子才有的惊讶，比画着那拍了拍自己脑袋便消失在黑夜中的人，这个东纵的人是谁，如何找到自己？70多年还是一个谜……

他们的话题跳到青天白日旗被换成五星红旗的年代。梁柏合不掩饰自己的喜好，那个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日子，开始了选举，商人们推选他为工商联商会会长，才20岁。说到这，他突然让在 场的儿子梁乾发回家拿一张当时盖有工商联印章的契约。他儿子有点疑 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要拿68年前的一张旧契约？90岁的老人没有解释 ：返 去 攞啦……他继续说自己第二年（1950年） 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了广东省的人 大会议，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叶 剑英接见了珠江区的代表，梁柏合为其一。

1951年10月，他结婚了。

他留下的结婚照不是20世纪50年代那种男女并肩衣着简朴的结婚照。这样的打扮太眼熟，与2017年常见的西式婚纱照无异，令人惊讶。

几个月后笔者再次采访，忍不住把惊讶告诉老人。他摇摇头说照片是在照相馆拍的，婚礼其实很简单，就在西和街的深圳镇人民政府举行，主婚人是刘斌镇长。

20世纪50年代初，工商联常常举 行舞会。梁柏合说这是真的，还说大多跳三步或四步，很简单的交谊舞，可他不会跳。那年头，许多商家最感不便的是深圳墟内街巷狭窄，最宽也就能过大板车。他们提议扩宽道路，镇政府采纳了意见，50年代中期把东面的 东门街西面的西和街和当时深圳最宽的谷行街，合三街巷扩成可通汽车 的解放路……这令梁柏合很自豪。

约访前，笔者做了功课，知道梁柏合1959年偷渡去了香港。

为什么要偷渡？他说“东生源”公私合营后，政府让他们一群工商界人士去办农场。他说，自己不是做农业的，人家种的南瓜脸盆大，自 己种的拳头大，原本说一年，想想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接着说两三年， 想想也可以坚持，可后来说永远，永远就不得了。所以就“督卒”偷渡 到香港过深圳河了。

梁柏合指着这“东生源”买卖契（换契）上 盖的印：宝安县深圳镇工 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钤 记。（梁柏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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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游泳，如何过深圳河？

那天夜晚，他和太太一起来到船埠头（今和平路尽头的渔民村附近），口袋里装了14元人民币，万一被抓也有点钱用。正好河边有一根 比碗口还粗的竹杠，夫妻俩扶着或许有10米长的竹杠，水不深，时而踩 着河底时而浮靠着竹杠，毫无惊险过了深圳河南岸。你憎恨共产党吗？

商人必定会说得很圆滑，不想他很干脆地摇头，“不”。

为什么？

“我中意（喜欢）和共产党做朋友，我认识的共产党都很正派，都是‘老黄牛’。我有好多共产党朋友，起码有几百个，祁烽、刘斌、梁 耀忠等……就算到了香港，我还搞了新会八庙同乡会，是亲内地的商会 社团，我同左派在一起，每年十一国庆节就开庆祝会。1979年我一听说 中国改革开放就返来了……”

为什么？

“我在深圳鸭仔街出生，有感情，我是第一批来深投资的香港商人，在内地办厂，横岗办了‘东生源’三来一补棉织品加工厂，在东门 湖贝办尼龙床厂，在沙头角也办厂。”

他指指卓辉这位当年的洽谈办干部：我就找对外经济联络洽谈办， 找梁耀忠……

这时候，基本没怎么说话的卓辉，接上话头，笑呵呵说起引进外资 和港资的往事。

这时候，梁柏合的儿子把“东生源”的买卖契约拿来了，契约为广东省政府印发，清楚标明“东生源”地处“上大街东至48号西至50号， 南至谷行街60号”，属于梁历明，继承人梁柏合。

这张契约，残旧破损，页面发黄还有用透明粘贴胶纸粘贴的裂缝， 依稀可见“49年12月”的字样……他指着其中的“宝安县深圳镇工商联筹备委员会钤记”，说他认识 的共产党朋友正派、公正、讲信用，大家都互相帮忙。

笔者听他说这些生活中的朋友，琢磨他说的话……决定己丑年就从他们开始。

（本文摘自《大转折：深圳1949》,作者：张黎明，出版社：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作品，是一部讴歌为1949年深圳解放做出杰出贡献的老革命的群像作品，也是一部弘扬红色革命文化的原创作品。本书作者张黎明历时两年时间，采访了一批老革命、老战士，倾听他们艰苦卓绝的革命经历和故事，以小切口、微视角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以客观、真实的叙述讲述一段红色历史，让读者了解我们祖国来之不易的发展历程,有助于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本书为《我们深圳》系列丛书的一本，《我们深圳》文丛是一套定位深圳人文的非虚构丛书。计划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层面，带领读者发现深圳，题材包含人物、自然、地理、科技、艺术、创意、历史以及人文共100个主题。从内容上我们将围绕小切口深挖掘，讲述一个民间的深圳、个人的深圳、充满情怀的深圳，深入挖掘，撰写内容，做到原创、独特和深入。

作者简介

张黎明，祖籍深圳，1979年返乡，1986年任职于深圳文艺创作室。主要作品有《猫低》《浮绳》《走出边缘》《阿木夫人》《猴年七月》《妈妈也9岁》《濒临绝种的人》《记忆的刻度——东纵的抗战岁月》等，均不离深圳父老及水土，不敢忘宗祖忘血脉。

文 | 张黎明

编辑 | 吴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