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一个“快活”的留学生

一手夹烟，一手叉腰的周树人 cr wiki

我们熟悉的鲁迅形象与许子东老师描述的颇为相似：

“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孤高的灵魂。去世的时候只有七十几斤，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经济遗产，却有很多人去研究他，这就说明他的心灵的历史最能够概括现代中国的历史，找不出另外一个人有我们所讲的复杂性。”

对于如此复杂的人格，我们关注的却永远只有那么几件事：他曾去日本留学，因为“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是一位思想深刻而又文笔犀利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今天经常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的表情包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

而在日本仙台市博物馆就有一尊鲁迅雕像，那是“晚年的傲岸睥世的鲁迅”，与我们印象中的他别无二致，却与在日本生活的那个快乐的“洋学生周树人”相去甚远。雕像旁有一尊高达4.5米，重约10吨的鲁迅纪念石碑，碑名由郭沫若题写，建于1961年，“是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互相敌视的年代”。

受陈晓卿之邀，李洁为一部再现日俄战争的4集纪录片撰稿，为了发掘出史料上未曾记载的东西，他三次东渡日本，置身历史的现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周树人，日本人口中那位快活的人。

摄影：沙飞

鲁迅弃医从文

（本文摘自李洁新书《晚清三国》）

快活的留学生，周树人

日本人的胜利，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二年级的大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也有了另外的打算。周同学是当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之一。

周树人，是上一年，即日俄战争在满洲全面开打以后的1904年6月，申请进入来仙台学习的。在此之前，他是东京弘文学院的学生，再之前，他是大清江南官立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的毕业生。派他以官费东渡日本的，是江南督练公所，即清廷为督练新军而在各省新设的军事当局。也就是说，他是从当地的军校毕业以后，以准军人的身份被派到日本游学的。

“弘文”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专为大清留学生创办的一所速成语言学校，学期两年。鲁迅那一届快要毕业的时候，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鲁迅在1923年8月21日发表的小说集《呐喊》自序里，说过他选择学习西医的动机，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还为了“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他认为，年仅37岁而殁的父亲的病是被中医耽误的，而未来做个军医，则显然与这场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学西医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源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没像其他同学一样留在东京，而是一个人申请到日本东北的仙台就读医学。用他的话来说，他选择了“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

话既至此，又不能不提那位饱受诟病的大清驻日大臣杨枢了。鲁迅是1904年4月从弘文学院毕业的，5月20日，杨枢即亲笔为大清国人“周树人”给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山形仲艺”写了推荐信，证明该同学确系毕业于弘文学院的前江南陆师普通科的学生。

杨枢的本职工作当然不是介绍本国留学生到哪所学校求学了。有关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职责，本节之后单说。但他确为祖国的学子做过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亲笔为他或许根本不认识的浙籍留学生周树人写推荐信就是一例。顺便说一句，杨大人的正楷好得如同字帖，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使署驻日最高代表杨枢，特别为清国人“周树人”，给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山形仲艺”写入学推荐信。

得到大清驻本国最高代表的推荐以后，山形仲艺校长立马复信杨枢“殿下”，不仅同意周树人入籍本校，而且还承诺免除其学费！山形的书法也好得令人吃惊。明治时期日本精英阶层的汉学水平都很高，笔者也看过一些军政巨子的遗墨印品，但像山形仲艺这般水平的，实属罕见。

6月1日，23岁的鲁迅工工整整地给山形仲艺校长写了两份文书，一份是“入学愿”，即入学申请书，一份是“学业履历书”：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同二十七年九月于本国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入学普通科卒业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同三十七年四月于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入学速成普通科卒业

7月，“清国人周树人”的名字出现在了该校新生花名册的最末一列。他是当年仙台少见的外国留学生。

外国人到仙台来上学，成了小城的一大新闻。9月10日，即鲁迅将入学时，当地报纸《东北新闻》刊出一条简讯，向仙台的读者报道一位“支那留学生，清国人周树人氏”将来本地留学，此人“能灵巧地运用日语，是一个快活的人”。

称鲁迅是一个快活的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想象中的鲁迅，本就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愤青”，更因孤身一人在日本东北就学，肯定过得并不愉悦。当年日本报章的文字，却在纠正我的想当然。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写道，他到仙台颇受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住宿操心”。日本人搜集的鲁迅在仙台的照片、书信显示，在这座当时只有“官衙、学生和军人”的小城镇里，日子过得并不清苦。

他先是在片平丁的一个叫佐藤屋的旅馆居住。当年10月，他给朋友蒋抑卮写信，直感慨此地房租便宜：“今此所居，月只八元”，“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而且“风景尚佳”。但因一位老师觉得那儿靠近监狱，而且该旅馆“也包办囚人的饭食”，认为周树人同学“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所以，两个月后，鲁迅搬到土樋的宫川家。宫川先生的家专门对学生出租。鲁迅与5位同学同居此宅，并曾合影留念，可见心情不错。

仙台不光是座大学之城，更是一座军事之城。与仙台医专相邻的，即日本陆军第二师团的大本营。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只有6个陆军师团，按军队序列，仙台排名第二，可见地位之重。

日俄开战后，第二师团被编入第一军，是最早进入战场的日军主力之一，师团长西宽二郎大将也因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刃战——弓长岭夜袭战而名噪一时。战争期间，第二师团大本营一直有人留守，而从战场转运回来的重伤员，也源源不断抬回仙台。所以，置身于民族主义气氛空前高涨的日本人中间，血气方刚的鲁迅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日本东北大学的前身，即仙台医科专门学校。2016年5月19日下午，在该校的校史室，我从容地读完了该室常设的“鲁迅和东北大学”展览。上述的大清驻日公使与该校校长的通信等复制件，都是我从那儿第一次看到的。

第一次看到的还有几张鲁迅与日本同学的合影。其中与4位同窗的合影尤其让我感到新奇！5位学子，戴着同样的学生帽，衣着却各不相同，两位穿和服的坐在前，穿制服的3位立在后。鲁迅站在后排左侧，手里却像拄着一把军刀。我仔细盯着一会儿，才确定他拄着的不是军刀而是一根手杖。

照片说明称，这是1906年3月，他们在一番町吃了甜食以后到照相馆拍下的写真。军刀是军人的标配，学生不配。鲁迅独拄手杖而“写真”的旧影，让我联想起他的同乡兼光复会的同志秋瑾女士身着和服手持倭刀的那张留影。

他们把《藤野先生》列为了“小说”

然而，看上去在仙台学习与生活得不错的鲁迅，却在1906年3月主动退学了！只差3个月，他就可以读完二年级的课程了。

话题绕了一圈儿，再看看鲁迅自己说的放弃学业的起因吧！注意，鲁迅笔下的电影，即幻灯片。中国人所称的电影，日本人称映画。

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3年后，鲁迅怀念起业师藤野严九郎先生，再度写下类似的文字：

第二年（即1905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幻灯片）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牌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主意、见解）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东北大学校史室的展品中，收藏了当年的幻灯机，和4帧保存下来的有关日俄战争的玻璃板的幻灯片。不过，幻灯片的简短说明是如下文字：

有日俄战争场面的描述，但并未发现鲁迅所说的“行刑”场面。

另一块展板上，日本人则以惯有的含蓄口吻写道：

根据鲁迅的小说集《呐喊》（1921）自序所述，医科学生周树人踏上文学道路是因为他在上仙台医专二年级时，在课堂上看了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的中国民众的样子。众所周知，这些在《藤野先生》中也有所论及，虽然其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但在学校放映有关战争幻灯片一事，则在现存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证据。

“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这几个字让我颇觉意外，遂折回去逐幅伏看了那四帧幻灯片。画面分别是“踏雷的决死队”“犬竹骑兵一等卒在龙王庙奋斗”“破坏金州城门的决死工兵”和“血染的命令书”，幻灯片的顺序分别为第一、第三、第七、第九。

仙台医专1904年使用的幻灯用玻璃板。（2016年摄）

因该馆收藏的幻灯片只有这四幅，所以，不能证明当年学校没有放映过日军处决大清人的画面。也许，正因没有物证，该校才把鲁迅写的放映行刑的文字模糊地表述为“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对了，他们把《藤野先生》列为了“小说”。

以鲁迅的执拗性格和他对宿怨的强烈印象，他是不会以写小说的心态“创作”这个情节的。其弟周作人的文字可为间接佐证——周作人写过，他随大哥抵达东京后，过得很安逸，没有遇上鲁迅所遇上的处决大清侦探的刺激。

因为看了日俄战争中的一页幻灯片，鲁迅决定退学，这件事，已经被他写在了《藤野先生》中，而这篇中国文豪缅怀其日本恩师的文章，又是中日两国中学生的语文教科书里的一篇。所以，读过这篇课文的人，都会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诱因。

旧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阶梯教室，楼外专门写明：1904年秋至1906年春，“鲁迅先生曾经学习过的讲义室”。（2016年摄）

弃医后，他先去学了小语种

但放弃学医，却并没有立即从事文艺创作。馆中的另一张鲁迅侧身其间的集体照中，或许能给人以新的启发。

这是一张欢送敷浪重治郎教授赴德国留学的师生合影。敷浪与藤野共同担任解剖学的老师，也都是当年只有3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而其名曾被我国一本发行量很大的鲁迅传记写为“敷波”。我逐个数清了老照片上的人数，即含第四排的鲁迅在内，共有113个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与敷浪先生告别。这是1905年11月的合影。

4个月后，即1906年3月，周树人同学即主动退学，回到了东京。按日本东北大学校史馆所记，临行前，本届同学们为他举办了送别会。

他回东京干什么去了呢？他进入了“东京独语学校”，即开始学德语了。在日本举国以“独”（德）为师的气氛中，鲁迅放弃了做一名西医大夫的人生愿望，改学第二外语，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似乎无人解读。按说，鲁迅是学过德语的，因为江南陆师学堂与附属的矿路学堂，都有德语课。如是，则鲁迅在日本学习“独语”，算是重操旧业。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浙籍革命党“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当时，已经从日本去德国留学了。而鲁迅正是“光复会”的会员。医学业师敷浪教授赴德深造，是否也让鲁迅产生了去德国留学的愿望，人们不得而知。

查鲁迅年谱，他是1906年6月回国与朱安女士完婚，当月便只身返回了东京。说“只身”，是相对于新婚之妻而言，其实他不是一个人离开绍兴的，他还带上了比他小4岁的大弟周作人。1907年7月，鲁迅始与同乡好友许寿裳等在东京谋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从此正式走上文学之路。也就是说，有至少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在东京没有作为。

无论诱因是否有佐证，但鲁迅在仙台毅然做出了人生抉择是被所有的人公认的。弃医从文的鲁迅，使中国少了一位或许是技术高超的西医大夫，但却平添了一位思想深刻而又文笔犀利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顺便说一下：日本东北大学，是在日本排名前列的名校，在全世界排名前百。该校老校区的中心草坪上，只有三尊人像雕像，另两尊都是日本人，其中最醒目处，即鲁迅像，是前些年绍兴市赠送该校的。只是，这是一尊晚年的傲岸睥世的鲁迅，而非意气风发的洋学生周树人。

此外，在城山下的仙台市博物馆外草坪，立有一座相同的鲁迅雕像，旁边另有一尊高达4.5米、重约10吨的鲁迅纪念石碑，碑的设计者与碑文的题写者均是东北大学的教授，但碑名“鲁迅之碑”是请郭沫若氏题写的。此纪念碑居然建于1961年，是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相互敌视年代。

让人意外的是，此碑四周用竹栅围起，拒人于碑身之外，且竹栅四边均架有监控探头。相对于旁边的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像和山上的《荒城之月》词作者土井晚翠像，被围护起来的“鲁迅之碑”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

当年日本为何要在仙台为鲁迅立这块硕大的纪念碑？碑文写得很清楚：

中国文豪鲁迅先生自一九〇四年秋至一九〇六年春来仙台，就学于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前身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因痛感国危，意识到拯救民族之魂方为当务之急，鲁迅弃医从文。仙台乃其转机之地。鲁迅先生写下了诸多代表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与评论。为纪念他青年时的留学生活，为将他伟大的形象永世流传，敬仰他的人们特立下此碑为念。

所有敬仰鲁迅的人，在仙台此碑前，不能不有些感动。

鲁迅留学仙台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