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中国社会信用民意调查：中年男性精英最积极

你了解自己的个人信用状况以及它的评估方式吗？

根据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的信息，截至3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349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2047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71万人次，390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2014年，中国正式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自此之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受到各界密切关注，其中不乏海外学者与观察员。随着2020年的目标期限渐近，《经济学人》、彭博社、《财富》等近期发布了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最新观察。

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作者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科斯特卡（Genia Kostka）指出，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社会征信体系会构建像科幻剧《黑镜》中描绘的一种世界——个体的每个行为都会被打分，而分数是获取一切资源的基础——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统一，地方政府和商业公司提供不同的计算方式。虽然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建立福利和惩罚制度，引导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行为，但目前，积极的诱导更为常见，像公共交通使用限制等惩罚机制的使用有限。

科斯特卡去年在中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进一步显示，新生的社会信用体系对公民的生活影响仍然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对商业和政府社会信用体系都持赞成态度。

意外结果：越年长的“精英”越积极

科斯特卡的结论来自对2209份问卷的分析，该问卷样本为中国互联网用户，在年龄、性别和地区分布上均具代表性。另外，科斯特卡还在北京和上海与17名调查对象进行访谈。

初步梳理问卷结果，商业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率令科斯特卡感到惊讶——在调查对象群体中，有八成至少使用了一个商业社会信用体系。相比之下，知道自己参与了当地政府运营的社会信用体系试点的比例只有7%。

中国目前有超过43个城市（城区）的地方政府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试点。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首批12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

科斯特卡的问卷中有43%的调查对象生活在试点地区，其中，只有11％的人知道自己是地方政府的试点对象。她认为，政府运行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率仍然有限。

在商业社会信用体系中，芝麻信用的受欢迎程度最高，有58％的受访者使用，其次是腾讯征信（31%），也有些受访者同时使用这两种信用系统（19%）。还有16%的受访者没有加入任何社会信用体系中，另有一小部分人（8％）表示不知道自己是否参与了社会信用体系。

以调查收集的21项数据为变量进一步分析，科斯特卡对提出的一系列假设进行了验证。其中最有趣的结果是关于个人特征和观念的意外发现。

根据此前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国30至50岁的群体积累了一定的储蓄，重视隐私保护，因此对企业收集涉及经济活动数据的行为最为警惕；经济条件更宽裕、学历越高的群体也更重视数据隐私保护。

而在科斯特卡的样本中，虽然年轻的受访者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态度相对比较谨慎，但年长的“精英”态度十分积极。51-65岁年龄组的认可度最高，56%的受访者强烈支持社会信用体系；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受访者的认可度更高；男性的认可度略高于女性；生活在城市的受访者认可度更高。

科斯特卡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解释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被视为一种技术进步，富裕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公民更加了解技术，因而对技术变革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可度较低。科斯特卡分析，农村地区的受访者普遍对社会信用体系不太熟悉，因此更多人持怀疑态度。约43%的农村受访者不知道如何计算自己的社会信用评分，而该比例在城市地区为36％。

另一种解释为，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可能无法平等享受社会信用体系所提供的福利和服务。由于加入商业社会信用体系试点，87%的农村居民和88%的城市居民获得了某种福利或优势。然而，城市受访者获得的福利范围更加广泛。例如，37%的城市地区受访者表示通过商业社会信用顺利获得贷款，这一比例比农村地区高6%。

由于共享经济服务和与旅行相关的激励措施可能与农村居民的利益关系不大，因此，社会信用体系的福利举措具有强烈的城市偏见。例如，使用共享租赁自行车或汽车作为福利可能不太适用于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40%的用户认为这是一种可以享受的福利，而在农村地区，这一数字下降到32%。

此外，14％的城市居民获得了快速签证，农村居民的这一比例只有11%，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居民出国旅游的频率要高于农村居民。

研究结果还显示，农村地区大约29％的受访者因参加社会信用体系而受到某种形式的不利影响，同样情形的城市受访者的比例则相对较低（25％）。 例如，5%的农村受访者表示，由于他们的社会信用评分较低而加大了获得信贷的难度，而城市地区只有2％的受访者表示遭遇了类似情况。

有受访者告诉科斯特卡，比起城市居民，他们“没有很好地享受社会信用体系带来的福利，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受到收入和其他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升自己的信用分值。”

社会信用：改善生活质量 缩小制度与监管差距的新工具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信用分数略高于家人和朋友，这样的认知对社会信用体系认可度的影响，比个体实际信用分数对认可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此外，评分的公平性也是社会信用体系认可度的重要预测因素。在与科斯特卡的访谈中，受访者多次表示对评分方法不公平的担忧。

一位受访者指出，“疾病或其他家庭原因带来的个人困难、债务积累可能导致社会信用评分低，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数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是不公平的。”有受访者则担心评分系统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有权势地位的人可能会逃避惩罚，这也是不公平的。”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功能，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认为社会信用体系不是“监督”的工具，而是改善“生活质量”和弥合“制度和监管差距”的工具，从而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诚实守法的行为。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被视为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其所带来的诸多益处被认为是非常方便和有吸引力的。一位受访者对科斯特卡说，“有时候支付宝上的钱不够，但是可以用芝麻信用来购买货品。这很方便，提高了生活质量。”

科斯特卡指出，受访者将社会信用体系与“加强问责制和诚信”和“遵守法规”相关联，这表明社会信用体系也被视为有助于增加对社会的信任并缩小特定制度和监管差距的有效工具。其中一个制度差距是指欠发达的金融信用评级体系，这使得家庭单位很难获得信贷。所以，某种意义上，像芝麻信用这样的商业社会信用体系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提供自己的金融服务、更有吸引力的贷款和储蓄利率。

此外，社会信用体系也可以用来解决监管执法问题，从食品安全、不遵守环境法规到日益增多的互联网诈骗等领域皆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在加强食品安全保障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开发了“诚信上海”app（编者注：现改名为“信用上海”），为用户提供额外的“可靠”信息，以检查餐馆是否“值得信赖”，是否遵守食品安全法规。

总体而言，社会信用体系在解决监管执法问题方面的作用与公民认为的“社会缺乏信任”紧密相关。在问卷中，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存在公民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问题。一位受访者还向科斯特卡强调，有必要“为中国社会制定个人社会行为指南和规范，以提高社会运作的效率。”

另一位受访者解释道，“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在社会中建立信任。比如，信用不良的人将更难找到工作，也不容易获得资金支持。这种惩罚机制可以向行为不良的人提供反馈，以使他们约束自己。”

也有受访者提出，“以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有人在正常使用后没有按照规定锁车，那么他的信用将会受到影响。支付宝可以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来收集这些详细信息，并换算成个人对应的信用分值。”

科斯特卡还发现，与公平性及社会信任的问题相比，受访者不太担心政府对社会信用体系中数据的用途，因为许多人认为国家安全机构已经能够获取此类信息。“我觉没有必要去担心社会信用体系是否会被政府利用，因为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去这样做。”“如果出于正当理由使用个人数据，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公民自身也对政府运营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商业经营的社会信用体系作出了判别。59%的受访者认为中央政府应负责管理全国性的社会信用体系，而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应该起带头作用。这些结果与此前研究中发现的“等级信任”相呼应，意味着中国公民往往对中央政府有很高的信任度，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要低得多。

科斯特卡指出，调查对象对参与社会信用体系的私人动机存一定程度的怀疑。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与私营企业合作，少于2%的受访者认为私营企业应该管理全国性的社会信用体系。受访者认为中央政府（77%）最能负责任地使用个人信用数据，其次是省政府（48%）、市政府（42%）、国有企业（24%）、外国企业（13%）和私营企业（8%）。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表明政府试点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认可水平可能高于商业系统。

结语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随着这一体系发展的形式越来越明晰，公众舆论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科斯特卡推测，首先，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实施的奖惩措施及其平衡将会影响未来人们对该体系的认识。随着试点工作的继续发展，更具惩罚性的措施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施行，这可能会削弱一些人的热情。

此外，许多公民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积极态度往往与其对能否使用公平透明的方法来确定社会信用评级的看法有关。然而，目前用于计算个人信用分值的算法实际上并不属于公共领域。如果这些方法仍然不透明，它可能会侵蚀公众的支持态度。

[本文整理自学术论文“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公众舆论:解释高水平的认可”（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s and public opinion: Explaining high levels of approval）。文章收录于期刊《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2019年2月发于论文平台SAGE Journals。作者科斯特卡（Genia Kostka）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