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辛德勇：怎样读《通鉴》

4月23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了一场题为“怎样读《通鉴》”的讲座。本文系讲座文字稿。

过去出版的《资治通鉴》导读书籍有三部。第一部是崔万秋先生的《通鉴研究》，第二部是张煦侯先生的《通鉴学》（初版本署名“张须”），第三部是柴德赓先生的《资治通鉴介绍》。

上述三书，《通鉴研究》出版于1934年8月（被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之内）；《通鉴学》是在1948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资治通鉴介绍》是在1981年10月由北京的求实出版社出版的。

《通鉴研究》和《资治通鉴介绍》这两本书各有特色，但都有些单薄。初读固然简明，但稍一深究，就都显得对相关问题的阐述不够充分。与这两部书相比，张煦侯先生的《通鉴学》，是目前我所见到的一部论述最为详明的《通鉴》导读书籍了。

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怎样读《通鉴》？关于这一问题，我想先在张煦侯先生等人已有论述的基础上，补充说明一下普通非专业读者应该怎样入门，即怎样走近《通鉴》，怎样走入《通鉴》一书。

《资治通鉴介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学著作，甚至可以说一部辉煌的史书，然而正如俗语所云，曲高和寡，好的，并不一定就是适合更多的人阅读的，至少不一定是谁一上来就能读、就能读得下去并读得出兴味来的书籍。按照我的看法，《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书籍。

据帮助司马光纂修《通鉴》的主要助手刘恕的儿子刘羲仲讲，司马光本人，尝自言当时人对他这部书的态度：

光修《通鉴》，唯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编，已欠伸思睡矣。扬子云云：“后世复有子云，《玄》（德勇案：应指扬雄著《太玄经》，司马光很是推崇此书）必不废矣。”方今《春秋》尚废，况此书乎？聊用自娱余生而已。（宋刘羲仲《通鉴问疑》）

对于真心问学的学人来说，读书做学问，最忌故作高深。尽管如刘羲仲所云，司马光撰著此书，其“用意远矣，非为寡闻浅见道也”（宋刘羲仲《通鉴问疑》），读者尠少，并不等于作者写得孬，但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是老实人讲的大实话，实际情况，就是这么个样子。

对于何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柴德赓先生解释说，“是因为它与科举考试无关。从前，一般人读书是为了作诗、填词、应考，他看《通鉴》干什么”？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未必合适。原因是，科举考试的功利性目的只会决定人们看与不看，不能导致读者“读未尽一编”，便“已欠伸思睡”，不信，你给他本《金瓶梅词话》试试？科举考试从来也不考这种“淫词小说”，可是很多人都看得津津有味；至少在初次展读时，绝大多数人绝不会昏昏欲睡。道学先生们或许会说《金瓶梅词话》太不正经，或者故作纯真说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那么不妨换一部正儿八经的史书，换成太史公写的《史记》试试，同样不会出现“读未尽一编，已欠伸思睡”的状况。

造成读者接受困难的原因，是《资治通鉴》的体例不甚适合一般阅读。

《资治通鉴》是严格按照史事发生的时间进程载录其事，故称“编年体”史书。历史是时间的科学，而这种体裁史书最大的长处，就是时间脉络清晰。早期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只是寥寥数语记载一些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其最简略者如秦国的史书《秦记》，甚至“不载日月”，（《史记•六国年表》），这种状态的编年体史书，呈现的只是其优长的一面。

后来出现了给《春秋》这干巴巴的“骨头”增添很多“肉”的《左传》，载录的史事细节一多，前后演进的过程一丰富，其缺陷就开始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件较大的历史事件，前前后后，往往都要持续一段时间，在编年体史书中就要断断续续地持续载录其一个个演变的环节，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止一件事两件事在同时并行着发生、发展，相互穿插，相互纠结，这就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难以连贯地把握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史事都呈现为一种七零八落的状态。由于《左传》的篇幅毕竟还很有限，这样的缺陷也还不是十分突出。另外《左传》是与《春秋》相辅而行，实际上等于有纲有目，这样的结构，也使其叙事的眉目，变得清晰一些，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缺陷的消极影响。

司马光撰著的《资治通鉴》，载录的史事，大幅度增多，同时其纪事也没有纲下设目的层次的区分，这种缺陷就变得非常突出了。一件事儿，刚看一个开头，紧接着就出现诸多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其他事项，然后才会出现读者所关注事件的下文，接着又是诸多毫不相干的其他史事，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经历多少其他事件之后，才能重又回到原来的线路上。面对这样的叙事形式，除了个别一小部分特别专注于研治历史的人，看着看着就哈欠连连了，应该是必然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学著作，其最大的优胜之处，就是通过细致的考订，比较清楚地排定了各项重要史事的前后时间次序。这一点，对比一下最著名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和《汉书》，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这样的纪传体史书中，不同纪传之间载录的相关史事，其前后时间关系，交错纠结，阅读时，头绪往往不易梳理清楚。司马光花费巨大心力，以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核心，把这些散乱的纪事，归纳合并到同一时间序列之中，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为功甚巨。这部书为我们阅史读史铺设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那么，究竟怎样利用《资治通鉴》这部书才好呢？在这里，我想向各位初读者推荐一部根据《通鉴》改编的书籍——南宋人袁枢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建议大家先从这部《通鉴纪事本末》入手。

《宋史•袁枢传》记载说，因袁氏“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故另辟蹊径“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其实应是如上所说，鉴于《通鉴》按年月日纪事而带来的不便，从而另行创制新法，从战国初年的“三家分晋”开始到最后“（周）世宗征淮南”，共设立了二百三十九件史事作为标题，将《通鉴》中相关的原文按先后次序编录到一起。实际上这是一件件始终连贯、首尾分明的“大事记”，于是不劳前后翻检寻绎就能通读一件重要史事的始末，所以袁氏把书名称作《通鉴纪事本末》。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史书“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袁）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这种评价，很好地体现了《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在史书体裁上的独特优势。若是换一个角度来更加清楚地表述《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这两部书的关系，不妨说《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内容，字字句句都是司马光的原话，袁枢只是对司马光这些话做了新的编排，读者在这本书中读到的所有文字，仍然可以说是出自司马文正公之手。

关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更多的情况，张煦侯先生在《通鉴学》中已经做了很具体的叙述，读者自可检读，无须我再多予赘言。我在这里想要特别强调的指出的是，不管是崔万秋、张煦侯，还是柴德赓，尽管这几位先生都对《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这些学者并没有人建议读者来把袁枢此书作为阅读司马光原作的先行读物。像相对比较积极地推崇此书作用的柴德赓先生，也只是说“《通鉴纪事本末》印出以后，给了读《通鉴》的人很大的帮助。碰到有关的二百三十九件事情，就不用看《通鉴》，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行了”。

如前所述，柴德赓先生这些话，只是在一次讲演中针对特定对象随口而说的，并不是特别严谨的学术性表述，他所说的“不用看《通鉴》”，指的应该是社会上的普通读者而不会是中国古代史的专业研究人员。即使如此，我的想法，同柴德赓先生上述看法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建议，一般非专业人士要想阅读《资治通鉴》，最好先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始，分开来讲，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在直接阅读《资治通鉴》之前，人们对这部书的了解，通常只是中学课本编选的片段，或是普及性《通鉴》选选本，而这样接触到的《资治通鉴》的内容，一般是不会触及前文所说这部书在叙事形式上不适合一般阅读的那些特点的。若是在这种情况下骤然接触《资治通鉴》的原文，读者眼前必然是一派混杂凌乱的景象，茫然摸不到头绪。

我提议先看《通鉴纪事本末》，是觉得这部书会在两个方面，给这些读者提供一个铺垫，或者说是架设一道上坡的引桥。

一个方面，是通过阅读这部书，预先对《通鉴》所记述的战国至五代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一条主线。

现在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历史知识，是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体系。这个体系，比较强调某些官方想要人们接受的概念，抽象的东西，明显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对具体的史事却重视不足。以这样的知识储备，骤然阅读“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资治通鉴》，所获得的印象，难免支离破碎，从而令人无法卒读。

前已述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载述的史事，是以政治和军事活动为主脉，而《通鉴纪事本末》摘取的就是这条主脉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读过《通鉴纪事本末》，就能使读者对《资治通鉴》的主体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脑子里先有一条比较实在的脉络，这样纔便于大家按照司马光所排定的时间次序，渐次展开那一段段过去的历史，顺序走入那一段段过去的历史。

另一个方面，以这样的阅读为背景，读者就很容易明白，《资治通鉴》书中那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七零八落的内容，只要你静下心来慢慢阅读，就会看到不同时期各项历史活动的前后连续和不同事项之间的相互影响。重要的是，每一位读者，都要明白，自己需要在阅读的过程中去慢慢寻绎，静静思索，这样才能读得懂《通鉴》，弄得通《通鉴》。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听人家说《资治通鉴》有名，说《资治通鉴》写得好，你买过来一本，便一下子就能看得下去的。

总之，我认为《通鉴纪事本末》几乎可以说是普通读者阅读《通鉴》的必备阶梯，只有先读过《通鉴纪事本末》，才能读好《资治通鉴》。

这个看法不一定很妥当，仅供大家参考，但关于这一看法，我还想补充说明一下我对相关问题的一般性认识。人们不管是学习哪一方面的知识，初学者总希望能有专家帮助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现代社会知识分化越来越细，这种需求也就会越来越强烈。不过在提供指导意见的专家一方，给出的方案，却往往不尽一致，彼此之间甚至会有很大冲突。学问一个人一种做法，出现这样的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在谈论治学方法或是读书路径这一问题时，或许可以把这些提供指导意见的专家划分为“说实话派”和“唱高调派”两大派别。顾名思义，大家就会明白我说的这两派指的是什么意思。我愿意做一个“说实话派”，尽管这实话说出来可能显得很土，但它实在。

在怎样阅读《通鉴》这一问题上，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怎样合理利用《通鉴目录》的问题。

司马光在撰着《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同时，还另修成《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这《目录》也被称作《通鉴》的“大目录”。司马光在自序中说明其编纂缘由曰：

编年之书，杂记众国之事，参差不齐，今仿司马迁年表，年经而国纬之，列于下方。又叙事之体，太简则首尾不可得而详，太烦则义理汩没而难知。今撮新书精要之语，散于其间，以为目录。

清官修《四库提要》概括说这部书的特点是：“其法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通鉴》卷数于下，又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之变着于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亦即相当于一份“大事年表”，而实际上各个历史时期的写法亦不尽相同，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而有所变化。

司马光

这部《目录》，现在很少有人阅读查用。中华书局点校本《通鉴》，也没有一并印上这个“大目录”，这也可以说是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的一大缺憾。不过过去的《四部丛刊》本和《四部备要》本都很容易找到，想要阅读，并不困难。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现代人一般觉得，它对于研治史事并没有什么直接用处，对考订史事有大用的乃是司马光与《通鉴》同时撰著的另一部辅助书籍《资治通鉴考异》。不过司马光之所以要编着《通鉴》，其中一项重要的技术性原因，乃是读史者碍于历代史书篇帙繁博而“不暇举其大略”（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引言），可《资治通鉴》成书后卷次几近三百，常人依然不易骤然“举其大略”，故编此《目录》，以备检寻“事目”，也就是逐时查找史上每一个年头发生的大事，这对查阅具体史事，自然会提供很大便利。在阅读《通鉴》时，最好还是能够有一部《资治通鉴目录》放在手边，与之并读。这一点，张煦侯等人都已经指出，张煦侯先生并且还特别指出，司马光在《通鉴》正文中，于“天文现象不备书，书于《目录》”，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一个重要事项（司马光这一做法本身，是所谓“唐宋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表明北宋中期以后，精英知识阶层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抛弃天合一的说法，所以在《通鉴》正文中多略去天象记录而仅将其列入《目录》以备查）。不过我在这里强调要重视这个“大目录”，还有如下两点原因。

首先是除了便于查找特定的内容之外，若是通读《通鉴目录》，对通贯认知历史大势，也会很有帮助。《通鉴》的纪事，从战国一直持续到五代末年，事项纷杂。阅读《通鉴纪事本末》，可以帮助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段历史的大势，但那是以大事为单位，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通鉴》自身的轨辙，而《通鉴目录》只相当于《资治通鉴》的浓缩。故披览《通鉴目录》，也可以帮助读者寻绎历史在时间轨迹上行进的脚步，获得的印象，宛如逐时延展的一个个大脚印，就是两个脚印之间的空档大了一些。

至于司马光在每一年份下对史事的取舍，更因直接体现司马光的看法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譬如匈奴浑邪王太子金日磾得以进入汉朝政治中枢，缘于其身没入官，为汉庭养马，武帝携后宫游宴察看，当时“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从而引起汉武帝注意，召问应答得体，拜为马监，由此一路升迁，被武帝用为心腹，“出则骖乘，入侍左右”，临终时又被命为顾命大臣，辅佐少主昭帝（《汉书•金日磾传》）。金日磾因谨守规矩不乱窥视而引起汉武帝注意这件事本身，不管对武帝一朝，还是对整个西汉历史来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司马光虽然在《通鉴》本文中特地予以记述，胡三省却以为这只是“为金氏贵显张本”。但这段史事在《通鉴》中只是附着于浑邪王降汉事下，并不显眼，可我们若是检读《通鉴目录》，却可以看到，在元狩二年栏下，继“浑邪王降”这一大事之后，竟然写有“金日磾牵马不窃视”这样一条纪事。这就提示我们，司马光如此重视其人其事，个中缘由，相当耐人寻味。

由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阅读《资治通鉴》一书时，若能在必要的时候，同时参看一下这部《通鉴目录》，将会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司马光的主观价值倾向，而且可以避免因受其观念左右而对历史事实产生错误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