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空间｜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用青春暖一块郊区地皮

2013年，我考入云南大学。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我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离开家乡到达昆明市区的火车站，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登上校车后，大巴跑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我看见自己乘坐长途火车后呆滞且疲惫的眼神映在车窗上，车窗外的景物飞驰般向后倒退，楼房在倒退，街道在倒退，行人在倒退，村庄也在倒退，最后窗外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荒地和硕大的校园。

最开始的兴奋感在第一个月就消退了，随即便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这大学四年，究竟要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呢？

钻狗洞去买东西

雨花大学城位于呈贡新区的南端，在地铁一号线修建之前，坐公交车从呈贡新区到昆明城区至少要两个小时。我还记得，那些深夜，一堆学生拥挤在公交站牌下，在高原夜晚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盼到公交车后，疯狂地塞进鱼罐头，因为错过末班车就无法回学校，学生单薄的身体与购物袋拥挤在一起，大家都沉默着。

即便后来开通地铁后，到城区也要一小时，而地铁站与校门之间还需要乘坐公交。校车的时间不稳定，班次有限，等待时间长，而且校车司机态度恶劣，和学生发生过几次冲突，也成为云南大学贴吧常见的吐槽帖。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铁站十字路口没有路灯和交通信号灯，虽然没什么车，但行人还是不安全。

2010年9月，位于大学城最南端的呈贡校区作为云南大学的主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校园占地4000亩，整体呈心脏形状。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校园南边是山地，而校园内部及周边，都存在大量的荒地或建筑工地。

校园西南角的高层建筑群是为教职工修建的家属楼。其南侧的建筑群称为“南都步行街”，据说是校园落成不久后几个宣威老板修建的，大量铺位出租给商贩，经过几年经营，餐饮、娱乐、住宿的门店，一应俱全。

通往南都步行街必须经过南门。学校以安全之名，常年关闭南门，而学生消费购物需求很旺盛。于是经常有商家或者学生，剪断一两根南门一侧的铁栏杆，形成一个人能俯身钻过去的通道，被云大学生戏称为”狗洞“，并成为空间权力博弈的焦点。商家开洞，学生钻洞，校方封洞，构成了一个循环，反复拉扯。

直到2015年，学生终于能通过正常的南门到达步行街。在此之前，云大学生钻了四年狗洞，一般下午5点到晚间，狭窄的狗洞两侧都是排队的学生，下雨天时，还要踩着滇中平原的红色泥土，道路泥泞不堪。

空虚的校园生活

截止目前，云大校园仍在缓慢建设中。2017年8月29日,昆明市规划局呈贡分局批准了云南大学上报的《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二期校舍建设项目规划方案》，项目总建筑面积537320平方米，而校园规划总建筑面积1585567平方米，容积率0.528，建筑密度15.2%，绿地率50.2%。

在4000多亩的校园内，最大的感受是空间尺度大，不紧凑，师生在各个功能区之间往来极为不便，所以自行车或电动车在校园里很受欢迎。空间尺度大还导致行人之间的距离很远，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不过，相比于2010年搬过来的第一批学生，我还是很幸运的。当时的学校宛如工地，校园基础设施匮乏，在大图书馆修建完之前，临时图书馆就挤在一个地下室。直到毕业，第一批学生都没看到新的图书馆竣工。我虽然看到了新的图书馆，但直到我毕业，学校周边都只有一个买教科书和打印材料的万言书店。

绝大部分学生的校园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回到宿舍，大家都花时间玩电子游戏、网购、追剧、看综艺节目等。面对空旷的校园、重复的生活，大多数时候我都会产生极度空虚或迷茫的情绪。这种情绪与挫败感往往转化为更严重的对游戏和娱乐的沉溺。

学生也很难获得师长的陪伴与辅导，很多老师上完课就坐车回市区了，每个学院虽然配有几个辅导员，但一个辅导员往往要带三个年级近1000名学生，已被行政工作挤占全部时间，很难成为陪伴学生的导师。

“入城难”增加了学生求职、就业的难度。大学城远离市区，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学生很难获得便利的实习、就业和社会实践机会。昆明的文化、学术资源主要集中在市区以及校本部。但参加市区的讲座、沙龙、公益服务，都需要漫长的通勤时间。

如果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孤岛”上，就会产生与城市文化的割裂，而人文社科的学生，更需要获得城市文化的滋养，融入市民生活，深入社会肌理，获得田野经验，才能获得更好的成长。

《西南联大访谈录》作者张曼菱2014年在北大的一场讲座中曾这样评价大学城：我去过那种所谓的大学城，那是对你们的遗弃。在遥远的郊区，没有人气，没有校园氛围，没有导师，没有高班同学，甚至没有街道和居民。除了小卖部，什么都没有，老师都不在那儿，一群刚入学的孩子们在那里，简直是“集中营”。他们夜里吼歌可以到零点，吃薯条吃到嗓子哑。因为孤寂，他们只能玩电脑。这时候，有很多同学成了电脑迷，甚至因为上网而耽误学业，而被开除。校园的辅导与关怀，引导学生建立积极向上温暖的小环境，这对初离开家庭的学子至关重要。

高速扩张的高等教育似乎并不在乎学生的成长。郊区大学城仿佛一块寄生的巨大机器，大批量制造贬值的高等教育文凭，从流水线下吐出来一个个盖过章的低成本产品。

1999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这是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之前，中国主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园博会使昆明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为缓解昆明主城的人口压力，盘活土地存量，呈贡新区的开发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突破口。

其实，昆明在新城区的选址上曾有争议。虽然呈贡县土地存量大，开发难度小。但呈贡是当时昆明最大的鲜花、蔬果基地，大量磷肥排放到滇池，导致其富氧化严重。而新城的建设可能进一步破坏滇池周边的湿地。

2016年，中央巡视组在对云南的反馈中明确指出，土地城建是云南腐败重灾领域。2015年3月15日，云南省委副书记、原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落马。仇和曾是全国闻名的“明星官员”，在云南任职时期，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出售公立医院和学校，贱卖公共部门与矿产资源。其在任期间，呈贡撤县并区，让昆明市有了更大的土地腾挪空间，而城中村改造提供了大量可供招拍挂的土地，成为重要的土地财政来源。2008年，仇和以铁腕手段，决定对全市336个城中村进行拆除改建。直至其任期结束，已完成一半以上的城中村改造。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带昆明福海社区失地农民“公车上访”，引起热议。

杨维骏是云大老校友，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曾担任西南联大时期的学运领袖。建国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杨老年轻时参与革命运动，建设新中国，离休后依然心系民生政策，是一名铁骨铮铮的老英雄。

当年，杨老对昆明“全域城镇化”持反对意见，已年过九旬的他接待了大量失地农民，借北京治病期间向纪检委举报贪腐官员，他所举报的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一干人业已落马。时隔多年，杨老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weujun88）依然在更新，讲述失地农民的故事。

土地财政一度是快速城镇化的强动力。曾有云南省官员表示：“一任领导要想在其任期内迅速实现施政目标，尤其像昆明这种迫切需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的城市，就要花大笔的钱。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杯水车薪，专项资金有限，昆明这样的西部城市，之前也经常轮不到。而依靠产业发展增加税收的速度太慢，唯一的办法只剩下卖地。因此，考察一个官员的执政能力，就指向了卖地的能力，以及怎么卖地和卖地的钱怎么花。”

目前，中国投入建设的大学城已经超过半百，大多远离市中心，大学城不仅多，且占地面积大，动辄50平方公里。“毗邻大学城”也成为楼盘广告的新词。按照房地产的逻辑，大学可以带动房地产发展。一方面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提升了楼盘的配套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大量的学生是消费力旺盛的消费人口，可以带动商业中心的发展，将来也可能转化为新市民。可以说，大学郊区化让地方政府左手政绩，右手税收。

前段时间，我翻到自己2016年的 朋友圈，不禁泪流满面，那是考研前最后一次去市区的读书会，与朋友告别：

今天最后一次参加昆明读书会，托一笑君捎一些玩具给矣六村的孩子，还有小猫玩的机械老鼠，骑车离开师大，路过西南联大纪念碑，想起无数次骑过这些马路经历的种种，还有曾经走在一起的朋友，小嗨去了南方讨生活，林女神去复旦交换了，罗兄也毕业了。夕阳正好从左边照过来，把一个身影拉的很长， 心里响起的是don't you cry 的旋律，差不多两年过去了，曾经最热爱的东西也会烟消云散。出校门，空气中弥漫着黑色料理的味道，柏油路面被排泄物腐蚀着，诺大空旷的呈贡街道，裸露的红土，萧条的“商业广场”诡异的气息。虽然现在街上安了红绿灯，可是大学城地铁站那个路段依然没有路灯，没有路灯。

看着这条朋友圈，我想起自己大学时光的种种：阅读西南联大历史并探访市区遗址，参与宏仁村的乡村文化实践重建，在矣六村开展社会服务，与校工大哥大姐们打成一片，与失地农民和杨维骏老先生的访谈，还有徒步调研滇池河流污染，以及一次次与好友绕滇池湖畔骑行，呈贡清凉的晚风与西山睡美人夕阳。

我也无法忘记，在晋宁，失地农民手捧着材料，绝望的眼神。在金牛校区的凉亭，太阳快下山了，杨老坚持要和我们站着讲话，最后站不动了，便倚在漆红的亭柱上，夕阳打在他的脸庞，他目光矍铄，一字一顿地说：“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这就是政治。”

土地财政的急功近利，民众的苦难与挣扎，这种空间权力的撕扯，切身作用在自己身体上。我感受到自己的脉搏和痛苦，也与这片土地与更多人有了连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曾说：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少受这个场域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少受我们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我们身体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只要你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就为自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并因此踏上塑造小范围的谦和的、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命的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时，使可能性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

“文明允瑧，以祚我民”是云大校歌最后一句，熊庆来先生所作。相比“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校训，我一直觉得熊庆来先生的题词质朴且深刻，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异曲同工之义。每当默念这两句，总是心里翻腾，百感交集。

参考资料：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40215/005218219188.shtml

http://news.163.com/17/0104/10/C9UAIQKT000187VG.html

http://km.house.qq.com/a/20150409/017577_al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