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痂的伤疤为何又被撕开？斯里兰卡袭击发生的土壤与催化剂

4月21日，斯里兰卡多起、多地、短时内连环爆炸袭击事件再次引起世界目光的关注。曾经战火下满目疮痍的场景才从斯里兰卡人民的视野和脑海中逐渐淡去，距离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十年的纪念日仅仅还差三十天，意料之外，世界为之愕然，人为的暴力和恐怖色彩再次侵染这片土地，犹如刚结痂的伤疤又被无情地挖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新闻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系列袭击已造成359人死亡，近500人受伤，近38名外国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中国公民遇难、5名中国公民受伤和5名中国公民失联。在这一连串悲伤的数字面前，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出现？

斯里兰卡当局对这一事件仍然处于详细的调查过程中，很多因素和细节渐显端倪。较为明朗的是：斯里兰卡政府新闻发言人兼卫生部长在22日下午的公开讲话中确认了实施这一系列袭击行动的组织是“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ational Thawheed Jama’ath”，NTJ）；23日下午路透社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宣布对斯里兰卡的袭击行动负责，随后“伊斯兰国”宣传机构阿玛克（Amaq）提供了策划和参与袭击者团队的照片。那么，NTJ和“伊斯兰国”有何联系？为什么斯里兰卡国内会有极端组织存在？

反恐预警机制有效性成隐忧

斯里兰卡曾经的民族冲突历史给这个国家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烙印，过去，人们只要一提起“斯里兰卡”，总会将其与冲突相关联，而如今，“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所剩无几的残余影响力在斯国内已近乎消失殆尽。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作为斯里兰卡两大主体民族，在内战结束后的近十年时间里，以接近于和谐的状态相处着。内战后的和平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完善，如在斯里兰卡北部省修建的A9、A32公路以及在玛纳尔地区援建的学校项目等，都给泰米尔人聚集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明显的改善。此外，斯里兰卡国家军队在各地区的驻防使这些地区的安全稳定系数得到加强。换言之，“猛虎”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大部分泰米尔人已经失去了再次反抗的动力，并且缺少组织动员和政治煽动的条件。而从当前得到的消息也能证实，这一系列袭击与曾经的“猛虎”无关。

在族群冲突的视野之外，斯里兰卡政府在长达近十年的和平环境中将重心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政客们围绕着政治权力和政府决策而各尽其力。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就之时，斯里兰卡政府也对国家安全问题产生了组织惰性。

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在4月22日承认收到外国情报机构发来的即将在星期天的复活节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消息，并且表示情报机构甚至在袭击发生前十分钟就向当地防务机构发出警报。在更早前的11日，就已有情报信息发出了警告，由国家情报局局长代表国防部长向警察总长通报了可能即将发生的袭击事件，并且告知了具体信息，包括发动袭击的组织的名称和具体实施者的姓名等。笔者在阅读原文后发现，针对香格里拉酒店的袭击者扎赫兰·哈希姆（Zahran Hashim）在情报文件中赫然在列，根据资料得知，他是一名伊玛目（伊斯兰教宗教学者），并且在NTJ组织中担任宗教讲师，同时也是IS策划此次袭击的主要头目，这在24日IS提供的照片中得到证实。情报文件的第三页内容也指出，NTJ成员与扎赫兰·哈希姆通话记录的内容涉及到新西兰清真寺袭击事件，这也在23日斯里兰卡政府的初步调查结果中得到证实，调查显示，复活节袭击是对新西兰清真寺袭击事件的报复。由此可见，在如此详细的情报面前，斯里兰卡的反恐预警机制是否有效成为了一个隐忧。

IS所呈现的国际力量对斯里兰卡国内极端组织的渗透是值得深思之处。在2016年就有报道显示，曾经有大约32名受过教育的斯里兰卡穆斯林前往叙利亚加入IS，直到2017年IS在中东溃败后，其成员四处逃散，大多数斯里兰卡籍成员返回了母国。这就为本土极端组织与国际极端组织的联系开辟了一条暗道。回流分子具备的制造炸药经验应用于本土，使得本土极端组织获得了技术力量。2019年1月17日斯里兰卡当局挫败的一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缴获的100公斤炸药、100枚雷管和枪支等武器，就是国际极端势力回流后获得的技术力量。可以说，国际极端主义及其回流分子的经验，是复活节袭击事件的催化剂。而其根源，则是斯里兰卡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本地土壤。

斯里兰卡极端组织：袭击发生的土壤

种种消息和分析表明，极端势力是这一系列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么，斯里兰卡存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吗？

斯里兰卡穆斯林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9.3%，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分布。在斯里兰卡，穆斯林不仅是一个宗教范畴，还是一个民族范畴的概念（参《暗流的裂口：“猛虎”之后，斯里兰卡为何再陷民族冲突困境？》）。斯里兰卡穆斯林整体地域诉求虽然没有泰米尔人强烈，但是在各地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虽然大部分关于斯里兰卡穆斯林的论调认为他们的财富和阶层水平居于中产地位而减少了发生冲突的原动力。但是，斯里兰卡的另一个现实是，贫富差距和地域差异的分化也使得斯里兰卡各地的穆斯林产生了阶层差异，所以当少数族裔感受到来自主体民族的压力时也会表达不满和发泄愤懑。特别是当持有原旨教义和极端主义倾向的穆斯林群体在暗流涌动时，可能导致的冲突烈度将更大。

上文提到的“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在斯里兰卡长期保持隐匿状态，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对其溯源，我们可以管窥斯里兰卡极端主义思潮的一二。

除了贫富差距和地域差异，斯里兰卡穆斯林群体的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化也是极其多样的。在斯里兰卡，尽管穆斯林被认为是一个同质群体，但它由多个教派和不同学派组成，并且根据意识形态进一步分裂成了不同的团体。根据对古兰经和圣训的不同解读，这种内部多元性导致了他们内部有着不一样的伊斯兰实践。

根据当地学者的僧伽罗文著述，斯里兰卡穆斯林的教派分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影响，到了70年代末期斯里兰卡实行改革开放后，教派分化也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并且影响更大，这恰好也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近代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迅速向外输出和扩张的关键时期。伊斯兰教苏菲派自斯里兰卡殖民时期以来长期占主导地位，受到国际伊斯兰力量的影响后，在斯里兰卡出现的瓦哈比教派分散了其部分力量。瓦哈比派多以青年为主要活跃分子，这些年轻的瓦哈比主义者聚集后，组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组织，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属Thawheed派。随着Thawheed派内部分裂，产生了“斯里兰卡认主独一组织”（Sri Lanka Thawheed Jamath）和“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等分支。这就使得这些穆斯林群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每一个群体都试图在虔诚上超越对方。

极端的瓦哈比主义经常实施以奉行净化信仰和反对偶像崇拜为由的非理性行为，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属于极端瓦哈比主义的NTJ在档案中仅有的记录是对各种不同的宗教雕像进行破坏了。

斯里兰卡穆斯林在人口上占少数的劣势也使得他们增加了与世界其他穆斯林的互动，在这种状况下就引发了斯里兰卡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近些年，斯里兰卡各地的穆斯林随处可见，他们也在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例如服装的变化，在过去，穆斯林主要穿着斯里兰卡传统服饰，而现在戴面纱和穿黑袍等服饰都是在过去十多年吸收了中东伊斯兰文化后才出现的现象。除服饰之外，还有伊斯兰学校、精心建造的清真寺和穆斯林金融机构等，这些变化并不是孤立的，有可能是与意识形态的改变相伴随的，以使斯里兰卡穆斯林符合全球伊斯兰身份认同。

必须指出的是，主流的伊斯兰教提倡文化宽容，在教义思想上承认不同的教派和学派。因此，斯里兰卡穆斯林在上述变化过程中所体现对更纯粹伊斯兰身份的认知，绝不意味着斯里兰卡穆斯林的极端化。此次袭击是少数伊斯兰极端人员在此环境下借题发挥、兴风作浪造成的惨剧。

因此，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的存在为这次袭击事件的发生培育了土壤，是深层次的内在因素；而国际极端势力的回流与影响为恐怖袭击提供了技术条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虽然斯里兰卡正在经受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侵袭与阵痛，但是我们不应该以偏盖全，需要认识清楚的是，斯里兰卡的多数穆斯林群体仍然是友善且包容的，他们长期以来在斯里兰卡国家和平建设和经济发展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极端主义势力只是少数群体的非理智行动，必须将他们完全区别开来。

善良的斯里兰卡百姓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呼唤，阵痛之后，希望斯里兰卡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快步前行。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