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营《姐姐》：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普通女性

近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女性精神”，包括女性的命运、女性的生育权、女性在爱与婚姻面前的选择、女性的社会地位等等。法律层面，女性得到性别上的平等和认可，但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发生女性被忽视或者被践踏。可是女性的力量并不亚于男性的力量，这是事实。很可惜，这些女性的力量没有被认知。这是一个新的性别时代，这个时代应该更深刻地认识那些我们习焉不察的力量，它应该被我们认知，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传媒日渐发达的语境里。

最近，小说家柳营的长篇小说《姐姐》出版。小说中的“姐姐”即被认为是女性力量的彰显：出生于小镇，最后在一次次的时代浪潮中激流勇进，她恋爱、遇到背叛，做生意，赚钱，她打开自己，面对世事，遇到爱的人也面临了爱带来的伤害，并最终蜕变为一个看似静水深流却又极具生命力的女性。

在4月21日举办的发布会上，作者柳营与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及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和批评家、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戴瑶琴就《姐姐》一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女性话题进行了讨论。

柳营，小说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浙江龙游。著有长篇小说《阿布》《小天堂》《淡如肉色》《我之深处》，以及《阁楼》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柳营现居纽约曼哈顿。

隐于时代中的个体的命运

柳营介绍，《姐姐》的写作非常缓慢，前后大约有7年时间。去纽约之前，她生活在杭州开始提笔尝试创作《姐姐》。“姐姐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普通的女性。她们在旧的城市或者乡镇长大，由传统的父辈或者祖辈养大，然后一脚跨入这滚烫的、变迁着的时代里。在旧与新里，在传统与现代里，在男尊女卑的男权世界里，她们是一群在寻求物质独立的同时，也在突破中寻求精神独立的女性们。她们被时代卷入，她们是见证者，也是旁观者，更是探寻者。”

柳营在小桥流水的南方小镇居住了几十年，2014年却带着女儿去到纽约开始并不容易的新生活。她害怕平静的生活对她的消磨和禁锢，因而主动转变了人生的方向。

“我移居去的那年冬天纽约特别冷，四月还下了一场雪。一到纽约后我特别想找个小镇生活一段时间。我在酒店住了一个月后，在一个叫贝赛的地方安顿了下来。它位于长岛与曼哈顿的交界处，离我喜欢的作家菲茨杰拉德曾经住过的大地方只有几分钟车程。一切都安定下来后，留给我的，是巨大的不适。小镇安静得要命，惟一一家咖啡馆里，坐着的都是退休老人，他们的动作和神态都是安静和缓慢的，就如我曾经生活过的小镇的气息。我怀着沉甸甸的思乡之情，试着想在新的环境里写作。我在公园散步时，那些远去的、早就忘记了的人，那些已经死去的长辈，正在老去的父辈，他们一个个都在脚步声里鲜活起来。”柳营回忆。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慢慢隐退或者消失，但大多数人仍旧身在其中，置身于期间，或沉或浮，或悄无声息。最终柳营决定把她散步时那些浮现在她脑海中的脸安置在一个叫湖镇的地方，并写出隐于时代深处的故事和个体的命运。

不能被淹没的个人性存在

之前海外作家写中国故事时，比较喜欢从父辈入手，柳营则将故事的主角锁定为“姐姐”。梁鸿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姐姐不单单有其在一个家庭中的客观身份，她身上承载着的是一个中国家庭内部特别重要的象征意味。在《姐姐》故事里，时代的转换，我们所看到的湖镇在变迁过程中，姐姐由一个客观的身份转变为承载巨大的责任和承载巨大命运的象征性的称呼。

“由人物串联出时代的变化，这样的写法非常常见。我们经常说用一个人展示时代的变化，但是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极容易让时代的变迁淹没人的变化、人的发展，或者说时代的变迁容易淹没掉作为个人性的存在，在一个小说里面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如果人只变成符号，小说整个的架构、整个的平衡感、整个价值观念就会发生了变化。”梁鸿说。

而在如何不让人只是沦为一个时代中的符号，梁鸿认为需要作家有充分的理解生活内部的能力：“作家需要对家庭内部有理解力，对湖镇那个地方有理解力，比如《姐姐》里面写到那个卖馄饨的老汉，这个人物特别有意味，那个小镇上不管怎么变化，这个馄饨铺子在这，这个人也在，它变成变中不变的象征物。而且姐姐跟他的交流往往成为心灵净化和重新出发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语言是完全一致的，语言和馄饨铺中这种安静的、永恒的基调，这种基调恰恰是我们生活中慢慢被抛弃掉、缺失的一种东西。”

而姐姐的一切选择也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她爱情失败，当姐姐作为一个长女要承担很多责任的时候，她选择离开家，跟时代步调相一致。但是这本书里始终姐姐还在前面，始终在做自己的事情，她在做服装店、饭店、养老院的过程中，她的所有努力、她的所有挣扎，包括她后来的婚姻，都在前面。而时代的变迁，时代给湖镇带来的变迁，都是在后面。她都是依托人往前行走，它的情节是让人来推动，而不是让时代发展推动人，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姐姐》与女性精神

张莉谈道，一个人，一个女人与时代、与时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成全。

什么样的女性是真正的现代女性？很多年前人们喜欢说女强人，似乎觉得强大的女性应该像男人一样。但《姐姐》告诉你，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女性不需要改变成别人的样子，她只需要成为她自己。不是让女性成为男性一样的人才是理想的女性，而是说让女性充分地发挥她本身的能量。

梁鸿说：“在这本书里面，姐姐的形象不单单是母亲的形象，也不单单是独立自强所谓的女强人的形象，柳营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注重姐姐内心对世界的坚定的守成的东西，没有所谓的女权的风风火火要战胜整个世界的强大强悍的东西，她是靠她内在的温柔、内在的宽厚来完成她对世界的交流，这点恰恰是女性形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这种内在的温柔和宽厚不是男性给予她的关照，而是她自身对世界的理解，她对世界行为方式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姐姐这个形象不是在男性眼光关照之下完成的，姐姐非常独立，她的独立来自于她自我的判断，不管小镇人怎么骂她，她自己虽然也有失败感，也有挫败感，也有巨大的悲伤，但是她总能自我爬起来救赎自己，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自我完成恰恰是今天女性精神特别重要的一点，不是跟男人对抗的过程中完成的，而是跟自我与世界的对抗中完成的。

“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的爱和爱情？当然是给予，但更重要的爱是主体，不沦陷。阿伦特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张莉说。

承上启下的七十年代

现场大家也谈论到1970年代与改革开放在一代作家写作中的呈现。

柳营谈道：“我最初写《姐姐》的时候是把这些人物放置在杭州写的，到纽约后，我删掉之前的四万字，用湖镇代替了杭州。我在南方长大，小镇大都沿江而建，千年传统观念与文化或在青石板路上沉淀，或弥漫于小镇的空气与镇里的声音之间。我认为1970年代，更多的是承上启下的年代，这一代人还是受很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与禁锢，又怀有理想的色彩以及开创性勇气。大都一穷二白的父辈，物质并不富裕的童年，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曾反复写到那棵镇头的大樟树，树就是时代的见证者，小镇的起伏就是人的命运的起伏，也是个体在一个时代里的起伏。”

梁鸿说：“每个个体身上都必然包含时代的全部，每个个体的生活内部都有时代的元素在里面，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写作者，可能就是要把个人身上包含的时代元素呈现出来，而不是把它抽象出来。文学最大的任务是要把这个时代的元素呈现出来，同时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一定知道这个故事的背后，这个人物一步步行走的过程中，他的语言、他的行为，甚至他的表情，里面都包含什么东西。”

从《姐姐》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来1970后一代，因为上承传统社会的某种根基、某种价值、某种古典意象，那种秩序感还在，但这不一定是好事情，可能趋于保守。“而我们同时经历社会爆炸般的巨大晃动，所以这本书有一个双向的同时并存的东西，一方面你自我的内心是倾向于这样的守住，这种东西对于1970后这一代人是一种承诺，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看法，这也是我们这代人重要的地方。同时你又经历巨大的毁灭，当爱泛滥的时候，你发现爱很难寻找，所谓的我们少年时代男女之间的神秘，今天通过电视什么都知道了，已经不需要再经过那样的过程。”梁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