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唐杰：深圳如何扛过三次周期调整

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对深圳现象有不同的解读。很多人将其归功于深圳是移民城市，为什么移民城市能上去？社会学解释比经济学解释更好，社会是分层的，一个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我们很难想象复旦经济学院的院长会和一个普通工人能在上海讨论创新。但是在深圳就可以，因为大家都是移民，这两人可能是老乡，可能是战友，虽然你现在当院长，但是咱们还可以以同学、同乡或者战友的名义聚在一块。深圳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是说深圳野蛮生长、草根生长，这是城市化的化学现象。

深圳内在的东西有一条，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政府不会到企业去教怎么办企业。深圳是从加工装备开始，然后走自主品牌模仿，没有深圳没模仿过的品牌。

每十年深圳有一个周期。中国人特别怕周期，讲周期危机是资本主义，其实我觉得周期是个创新的过程，高潮是大家看到一个风口，大家都去投，投了之后就会看到大量飞起来的猪死了，真正的鹰飞起来了。

1994年到1996年深圳大衰退，很多人说深圳特区是政策养大的。其实1995年特区办就没有了，那一回深圳大衰退有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高速向东莞去了，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就再也没有“三来一补”（编注：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了，深圳走向模仿，东莞走向“三来一补”。结果东莞在2008年大规模衰退，而深圳走向创新。

深圳再一次衰退是2003年，那时广州成功向重化工业转型，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那一轮都在说“深圳被谁抛弃”；深圳最近一轮转型是2010年到2013年，深圳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深圳当年做了什么？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外迁造成经济下滑，但后来的实质增长率超过16%、17%。因为这样一个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深圳腾笼换鸟。

我从宝安回市区，有几次感觉都很恍惚，走宝安大道回市区进到南山，我不知道哪个是特区、哪个是原来的关内、哪个是原来的关外，8500家企业走了，宝安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区，宝安现在成了前海强大的支撑。

所以这是一个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过程。从一个空间角度看，它的比较优势走向转换的时候是不断聚集扩散。

1980年到2016年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了1000万，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三分之一在企业，三分之一在非企业，包括自然村、小镇。那时候国企员工占比83%，深圳国企员工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90年代，深圳大国企都破产的时候，国企员工比例达91%，从那时开始，国企员工比例稳步下降。到2000年之后，下降到20%，目前，国企员工占全部劳动力的9%。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深圳企业数从830家，经过十年到了1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10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36万家，现在是150万家，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

汽车制造是民用产品最复杂的，有数万零部件。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深圳这样的产业复杂程度。现在做的是互联网、数字经济，互联网产品做好就可以卖了，分工极细，关联企业构成复杂，这就是深圳的特征。

印度最好的企业创新贡献0.2，美国最好的企业创新贡献40.4，美印之间的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不创新可以活着，美国企业不创新就不能活。中国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深圳一定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经营数据，最后发现深圳企业创新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是两个制度，一个是创新制度，一个是竞争制度，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天津媒体出版的报纸，说天津十年磨一剑，成就了1000亿的大飞机产业。我想，深圳五年成就了无人机产业，这个产业怎么五年就能冒出来？

当年深圳搞无人机的时候我问碳纤维哪儿来的，他们笑我说什么叫碳纤维，深圳最早加工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就是碳纤维，深圳最高峰时有10亿只手机产能，手机外壳就是碳纤维，边框是比亚迪生产的，王传福说把这个手机扔出去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我试过真不散。这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

还有特种塑料，当年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当无人机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再是电池电控，这就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深圳曾经做了一件事，投入了五千万元研发伺服电机，当年不知道有无人机这种东西。但是深圳还是支持研发成功了伺服电机的磁性材料。

为什么广州没有做成无人机，他们说广州没人做钓鱼杆，广州也没做这么多贴牌手机，虽然广州政府也支持机器人，也支持伺服电机，但广州做机器人是用在汽车产业上，要求力量很大。深圳的机器人都用在精密仪器上，它力度很小但很精准。所以大疆就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这些将要被淘汰的行业，突然可以给无人机做产业链，很多部件，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连螺丝钉都不用生产，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价格又低质量又好。

这里要强调下，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政府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我平时在人大工作，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而是立法技术，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某个事没看清楚，那先说拿法律当教育文本，如果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错了可以不罚。立法过程是不成熟的，深圳这些年和全国不一样的是这个地方。

深圳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叫支持非共识创新。2007年提出的，当时引起一片哗然，支持非共识创新不就是政府说了算吗？但现在看这个口号多哲学，要共识了还叫创新吗？怎么支持非共识创新，你向政府要钱，一个团队可以要到一亿，先要说清楚五件事，项目创新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技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哪个企业做的原样开发？你的产品和原研企业的哪个重要？你怎么来确保产品？没人知道谁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条件离不开这五个。

深圳还有一个“湿地效应”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湿地需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高了湿地都会消亡，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持这块地千分之三的盐份，至于里面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虫，政府不管。重大的科学方向深圳绝对不会做指定，这个让他做，那个让你做。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来找过我，说你们引进了这么多生物团队，但是每年发的国际论文我们占60%，那经费你就直接切一块就行了。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说你去问问，他不也是从六七个人搞起来的，为什么要欺负别人。

联合国刚刚发布的报告，从2005年到2015年，把每一年的产业分成低端、中低端、高端。在过去十年我们中高端的产业上升了2.6个点，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和日韩还是有差距，这是我们要转型的方向。

深圳曾经有五家做屏幕手写笔的企业，控制了全球手写笔行业的90%，突然有一天苹果不要手写笔直接手写，轰一声这五家企业就没有了，虽然现在在提倡工匠精神，但是工匠打不过科学。

爱迪生模式是说爱迪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利用工程技术不断地做创造。巴斯德模式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发酵的知识，看到发酵产生推理出其中的免疫作用，成熟知识得以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这就是现代化，深圳下一步要做的是纯基础研究。

如果不办大学，没有科学思想永远不会成功。麦肯锡做了AI技术对产业渗透的研究，汽车近50%会AI化，汽车将是可以行走的超级计算机，这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工业化的看法，传统工业化从科学发现走到产品要经历漫长的小试、中试、批量生产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工艺创新和模具制造，现在的生命科学、数字科学会改变这个模式。

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个月，天天来回走在波士顿大街上，论市容，比深圳差远了，但论产业密集，它是世界之巅，那里有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条街，产业结构丰富、价值链完整、人才多元、资金充足，因而吸引了大批生物企业。那里曾经是麻省理工大学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现在成为生命科学最顶尖的地方。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学，且不说哈佛、MIT、波士顿大学，这三所大学拥有三所顶级世界医学院和两所药学院，拥有全球最高端的医疗资源。一条街出现了全球1/3的生命科学创新公司。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原深圳市副市长。本文为作者在2019年4月20日“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暨《深圳奇迹》新书首发式”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