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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乞讨流浪的妹妹, 我终于把你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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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都挺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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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皖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土地贫瘠,田地少,人口多,村民如果完全靠种地,一年人均纯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
2007年我16岁,妹妹宫小花8岁。家里虽然贫穷,但有爱我们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双亲。
妈妈身体不太好,爸爸农闲时跟当地建筑包工头在县城做点零工补贴家用。妹妹犯有一种叫“羊角风”的怪病,有时候会突然手脚抽筋,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失去知觉。醒来后又没有事。因这个缘故,学校也不敢要她,因此妹妹只是每天羡慕地看着同龄伙伴上学放学,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房前或者屋后玩。每当我放学回家时,妹妹老早就在家门口的路上等我,看到我她会欢快地跑过来,讨好地帮我拎书包,口齿不清地喊哥哥。
有一天,我在学校和一个同学吵架,那个同学冲我喊:“你妹妹是个癫疯婆,你家有遗传病。”
我怒不可遏,挥拳把他打出了鼻血。但从此,我自我感觉被同学们看不起,仿佛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而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成绩差,也不是因为我长得丑,而是因为我家有个得“羊角风”的妹妹。
我第一次因为妹妹而感到万分憋屈。
我忘不了那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妹妹照常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帮我拿书包,我生平第一次朝妹妹厌恶地低吼了一声:“你走开。”妹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站在那惊愕地看着我,大颗的泪珠在眼眶里转了好久才委屈地滚落下来。
我一直成绩不错,07年终于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爸妈在开心之余更是为我的学杂费、生活费发愁。07年8月的一天,爸爸在骑摩托车去工地的路上,因疲劳过度,把腿骨摔断了。
工地上的活是干不成了,爸爸一直在担心我开学后的费用凑不齐。没过几天,一个远房表叔来探望爸爸,并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以让妹妹小花跟他去杭州卖花挣钱。第一年给3000元工钱,包吃包住。熟练后继续干的话,以后一年增加1000块。
在我老家,一个劳动力在家一年也就挣这个数,这条件无疑相当有诱惑。
自2005年左右开始,村里有些人建起了漂亮的小洋楼,有的还开上了小轿车,让村民十分眼红。在村民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中,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人是靠“带乡”发的财。
所谓“带乡”是指组织携带儿童,主要是残疾儿童外出乞讨。曾经一度我们这个镇这个县以这种不光彩的职业闻名全国,我们村被冠之为“乞讨村”。
爸爸当然知道我们当地的这种风气,但他还是答应了表叔。原因有三:第一家里急缺钱用,他身体受伤后做不了工。第二只是去卖花,见见世面,又不是去乞讨。第三带妹妹出去的不是外人,是远房表叔,多少沾亲带故,量他不敢把妹妹怎样。
于是,我那年仅8岁的妹妹,从未出过小镇却犯有癫痫病的妹妹,在我高中一开学的同时,随表叔踏上了去杭州卖花的长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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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高中,由于有妹妹一年数千元的收入帮衬家中,我的生活略微跟上了节奏。只是和妹妹相处的时间太少,往往腊月27、28回家,大年初几就出门了,因为表叔说,过年是卖花旺季,买的人多,不能错过了。
看着妹妹瘦弱的身体,被冬天寒风吹到粗糙开裂的脸和小手,我问起妹妹卖花的经过,妹妹却不肯多说,只说还好。只是出门时她会对奶奶对妈妈和我不停抹眼泪,毕竟是个不足十岁的孩子,我也没有多想。
2010年高考,一向成绩拔尖的我发挥失常,清华北大梦碎,仅仅考上了河南郑州的一个专科院校,我不愿意去补习复读,怕老师同学笑话,再说明年也没有把握。我对爸爸说我不想去上,想跟表哥去南京学做房屋防水。很少发火的爸爸狠狠扇了我一记耳光,“全家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说不去就不去?你对得起在外面风吹日晒乞讨的妹妹吗?”
闻听此言,我如遭电击,什么?我妹妹她不是跟表叔在杭州卖花吗?
爸爸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双手捂着脸颓然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从妈妈嘴中我终于知道,妹妹和几个小姑娘刚开始是随表叔在杭州卖花。说是卖花,其实就是在傍晚到深夜在小区广场、公园、茶座酒吧等人多或者情侣多的地方,死缠着人家买。玫瑰花批发1-3元一朵,她们被规定统一卖10块。表叔规定每人每天要卖到30朵,后来加到50朵,不卖完不许收工。
而我的妹妹似乎知道家中爸爸治病、哥哥读书需要钱,一天能卖同伴双倍的数量,最多的一天卖过120朵。而买花人的概率十分之一不到,也就是说妹妹每天要向上千人推销才能做到这个业绩。这得走破多少鞋底,喊破嗓子叫多少声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才行啊?对于一个才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这未免太残忍了。
更恶劣的是,表叔的卖花生意才做了一年不到,就因为同行竞争激烈、城市管理不允许等原因做不下去了。可他又不想失去这批能为他挣钱的小孩子,真把他们送回老家,他可就什么钱也捞不到了。在思索一阵之后,表叔直接教我妹妹她们几个小孩乞讨,每天天不亮把她们几个放在固定的人多的几个地方。不打牌的时候他直接去收钱或者送饭,有时候他牌桌上忘了,妹妹她们只得在饥寒交迫或者严寒酷暑中继续不停跪地磕头行乞。
而这一切,爸爸妈妈早已从表叔吞吞吐吐的通话中心知肚明,没有制止,也算默认。当然妹妹的工钱从最初的3000块一年变为了8000。
我十分气愤地对爸爸说:“我妹妹是一个有病随时会发作的人,你们照顾不好她也就算了,还让她去乞讨,如果我妹不回来,这大学我坚决不去上了。”我妈妈不停抹着眼泪,爸爸彻底慌了,答应我马上联系表叔把妹妹带回家。
但是直到我开学,妹妹也没能回来。我要报警,爸妈死活不同意,一是这样说不定会害了表叔吃牢饭,二是我们也收了人家的钱。只是以后不再让她出去就行了。后来才知道,表叔担心干这一行有风险,已经偷偷把妹妹和其他伙伴“租”给了另外一个同乡,租金是每人每年12000。
他们已经辗转到外地去了。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和带妹妹的“老板”通了电话,我要求他赶紧带我妹妹她们回来,并警告他要绝对保证她们的人身安全。和妹妹通话时,妹妹故作轻松地笑着说:“哥,其实我……我挺好的,我还胖了呢?就是想家,想……你们……”妹妹最后的声音是哽咽的。我流着泪叮嘱她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并向她保证,很快我就会去接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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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大学,我就连找了数份兼职,可以不依靠家里自己边读书边养活自己了。我最大的心愿是努力攒钱尽快把妹妹接回家,不能再让她在外头乞讨流浪了。
开学一个月不到,我就接到湖南长沙某收容所的电话,证实了电话中的人是妹妹后,我买了当天的高铁票,恨不得立刻飞到妹妹身边。第二天,在收容所工作人员陪同下,见到了过年分别后大半年没有看到的妹妹,她个子明显高了,但没有像上次通话中说的胖了,而是又黑又瘦。乍见到我,妹妹乌黑的眼珠里泛着晶莹的泪光,一头扑进了我的怀里。
从妹妹的嘴里,我得知,自从离开表叔后,妹妹他们不知道坐了多少火车汽车,到过了很多不知名的城镇乡村。这次他们老板不知道为何被抓了,她才被送到收容所,怕爸妈担心,妹妹向工作人员报的是我的手机号码。我紧紧握住妹妹满是伤口开裂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泪湿眼眶,这哪是一个十一二岁小姑娘的手啊!
同时妹妹也告诉我,在乞讨时也得到过许许多多好心人的帮助,几次她发病都有人把她送到医院,在冬天很冷的时候,有的人买热馒头往她手里塞,有的给买新棉衣。有一个奶奶连续三天给她端来了饭,直到她离开……
这一幕幕,年少的妹妹竟然记得刻骨铭心,讲起来是那么的动容动情。
“哥,以后你也要做帮助别人的好人。”
“妹妹,哥哥答应你,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你离家乞讨了,相信我。”妹妹“噗嗤”一笑,紧紧抱住了我。
后来,我拼命勤工俭学,除了自己上学开销,还能结余一部分寄给家里。而我的妹妹,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在家里陪着父母,陪着爷爷奶奶。可是她曾经经历的苦难我终身难忘。
上大学开始,我就加入了志愿者行动,参加工作至今,每当在大街小巷碰见了乞讨的老人、残疾人,我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五块十块表示心意。而当见到年幼的伤残的儿童在乞讨时,我会详细问询他(她)的籍贯、家庭地址,对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遇到感觉可疑的,会立即报警求助。不这样做,我的良心就会感到不安。
我所做的这一切,曾经是为了弥补对妹妹当年四处流浪乞讨的亏欠,但现在已经成为净化我灵魂的一部分,我将践行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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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魏伟,一个走过大江南北热爱文字阅历丰富的文艺中年。
(本篇题图来自《都挺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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