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故乡的旅外徽人与并非封闭的徽州社会

傅衣凌先生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忆说：“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特别是接触到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等等，发现有关徽商的记载甚多。……因而决心进行徽商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曾于1947年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序言》，载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说明了伴当和世仆是引起傅先生关注徽州的直接原因，而真正做出成果的则是徽商，这一情形表明，有关徽商的记载十分突出。时至今日，徽商的研究也是徽学领域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之一，对他的研究亦最为充分。

徽商，这支崛起于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而达顶峰的商人集团，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力在当时皆称冠于全国。因此之故，在明清历史文献中对其的记载不绝于缕。这些丰富的文献，为我们研究这一群体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继傅衣凌、日本学者藤井宏之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张海鹏先生为代表的安徽师范大学的学者们集中精力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先后出版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年）、《中国十大商帮》（1993年）、《徽商研究》（1995年）等一批学术成果，无论是有关徽商的资料搜集，还是徽商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徽商生长于徽州、生活于他乡的特点，在徽商的研究中形成了“两头大”的特点，即从社会史的角度，主要研究徽商对于故乡徽州本土和其生活之区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年）一书是徽商与其所生活的社会之间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在徽商跟徽州本土之间的关系中，唐力行在胡适先生所指出的“大小绩溪”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内外两个循环”的论断（2005年）。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张小坡所著的《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研究》（2018年出版、2019年发行，以下简称《变迁研究》）一书则是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对于本书，王振忠在“序言”中已指出了两个特点：“大批新史料的利用”和“长时段的细致考察”。笔者在通读全书学习之后认为，较之于既有的研究成果，除了以上两大特征外，尚有其它的创新之处。故而不揣谫陋，将自己的学习体会连缀成篇，以期就教于方家。

故事中的徽人

1988年，年鉴学派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法国史家罗杰·夏蒂埃在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场对话中提到：“我觉得，目前的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都在设法走出一种两难境地（这可能是个伪命题）：一方面是在1960年代主导它们的东西，即注重结构、等级和客观立场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是复原个人的行动、策略和表象以及人际关系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在各学科的表现形式和追求目标不尽相同。历史学方面的情况很清楚：以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力图通过税收和公证资料来再现社会的客观等级，并将其置于总体的分类当中。而目前人们又开始转向旨在思考主体作用的研究方式。”（〔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著，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夏蒂埃的话表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界正经历着一种转向，他们放弃了布罗代尔时代的那种对总体史的野心追求，不再局限于对社会框架的结构分析，而是追求对“主体作用”（人）的研究。事实上，在史学领域，无论中外，都在很早时期就确立了以“人”为研究主体的书写传统，只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学对史学的影响，才逐渐忽略“人”的历史。近些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对这一情形进行了反思，如刘志伟就认为：“历史认识中的地域观念，不只是历史学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自己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线，历史学家的睿智是将这种流动性呈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研究人的活动、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为中心，通过人的历史活动区把握历史时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历史时空固定化、概念化之后，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刘志伟：《区域史研究的人本主义取向》，载姜伯勤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这种以“人”为叙述主体的研究取向，在《变迁研究》一书中体现的十分明显。

该书的前五章主要讨论在外徽州人为应对各种现实问题而组建的各种地缘性的组织及其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其中，前四章重点讨论了由旅外徽人建立的四种组织：会馆、同乡会、同学会以及同业组织，第五章讨论的是旅外徽人为解决疾病和客死异乡的同乡问题而建立的医院和善会善堂组织。在相关讨论中，著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诸多创新之处，如厘清了会馆的不同类型（考试与商业）、会馆与同乡会的异同，并就如何区分会馆（公所）与同乡会的差异提出了研究方法等等。然而，每一部分所记载的一个个故事、每一位身在异乡的徽州人以及他们所传达出的喜怒哀乐则是让读者最为感动的。

本书所探讨的对象如会馆、同乡会、同业组织以及善堂，学界皆有研究成果，尤其是会馆、同乡会的讨论已经非常充分。然而，本书与以往研究最大的不同是研究路径的转向。无论是这些组织的建立、管理还是功能，都饱含着众多徽州游子的感情。在北京歙县会馆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旅京的歙县吴炜、吴宽、许荫采等人的热心与责任（页31—32）；在管理北京绩溪会馆的过程中，由于勒捐而同乡交恶，既体现了因寄籍考试而产生的矛盾，又表明会馆运作的不易，而胡培翚的出众能力和苦心经营也让我们感叹（页32—37）。在所有讨论中最精彩的当数上海的同业组织为处理徽馆员工伙计、墨业工人以及婺源茶工与商人之间的纠纷所做的努力。

三次纠纷皆发生于民国，涉及到徽州在上海经营的三个产业：餐饮业、制墨业和产茶业。与发生于此一时期的许多其他劳资纠纷不同的是，纠纷的双方皆为徽州同乡，因此，在处理这些纠纷的过程中显示出了与其他纠纷的不同特点。本书在讨论三次纠纷时并未按照阶级、社会结构等来进行分析，而是将事件的过程详细地复原出来。透过三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徽州商人、员工伙计、同乡会（公所）、上海市政府五方力量。其中，同乡会（公所）在三个事件中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徽馆业纠纷中为安徽同乡会和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制墨业纠纷中是徽宁旅沪同乡会，而制茶业纠纷中主持处理的则是婺源星江公所。在事件中，我们既看到因“工潮决裂，调停乏术，无颜见人，愿以死谢各工人”愤而投黄浦江的墨业工人代表朱润斌，又看到为解决同乡之间的纠纷而奔波斡旋的同乡会代表汪莲石、汪允辉。而当安徽同乡评议员俞郎溪看到失去工作的同乡工人露宿街头、食不果腹时，先是冒雨到墨店调解，不果后又极力劝说安徽会馆收留工人，并每月捐送洋50元以解决工人们的吃饭问题。从中，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桑梓之情与纠纷各方的需求。

徽州真的封闭吗？

清末以来，因徽商在商界的影响力江河日下而至于式微，徽州这方偏僻的区域也渐为世人所“遗忘”。因此，她给世人的印象是封闭、落后，乃至于成为多数学者对她的评价，即便是本书中也有这样的认识：“近代徽州社会因交通闭塞日趋落后，社会风气沉沦败坏，民众吸食鸦片、聚众赌博者屡禁不止。”（页480）然而，这一带有想象且较为刻板的印象，很难成立。《变迁研究》一书所揭示的诸多事实告诉我们，此一时期的徽州虽然偏僻，但并非封闭。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盐法的变革，曾经在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徽州盐商急剧衰落，而其他行业的徽商也随之式微。然而，衰落并不意味着徽商退出了历史舞台，其衰落的仅仅是在全国的影响力，而非从商人数。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民国时期，经商的徽州人依然大量存在于各个行业，且经济实力依然不俗，而且从事商业之外的徽人亦有不少。本书中有一组对1927年《旅京歙县同乡录》中对当时在北京谋生之徽州人职业的统计，登记者共有330人，其中：“茶商146人，笼统标为商界的25人，药房商业2人，杂货商1人，菜馆业2人，笔墨庄4人，开设塘坊者1人，银行业11人，金银号店员3人，报馆编辑1人，学界14人，学生21人，政界45人，医生2人，军界11人，警界5人，电报局职工6人，铁路职工8人，煤矿文牍1人，火柴公司任事1人，飞艇厂技工3人，纱厂实习生1人，德商颜料化学厂任事1人，农务1人，职业不详者14人。”（页6）另据书中所引许松如对1945、1946年旅居上海的徽州人、婺源一县人员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旅居上海的徽人从事的职业也十分丰富（页7）。其中，从事商业者依然占主要地位，旅京徽人中商人占59.7%，旅沪歙县人中商人占82.29%，而旅沪婺源人中商人占93.5%，比例非常之高。

这些旅居外地从事各种职业的徽州人，文化水平较高，见多识广，身处中国最发达之区，思想的通道，有力地改变着徽州的经济、文化面貌。这一点在旅外求学的徽州学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他们所组成的旅外徽州同学会一再强调“对外则督促家乡教育、行政等事业之改良”（页207），在“服务桑梓”的宗旨下，他们的目标是创办刊物，撰文揭露家乡社会在教育、实业和风俗等领域的诸种负面问题，号召同乡积极改造家乡社会，改变家乡闭塞落后的面貌。为此他们认为：第一，要把故乡的实际状况描述出来，让旅外同乡知晓；第二，把现代思潮、新的学说以及各种新的学术传达给故乡父老；第三，把他们对故乡的研究结果报给徽州的父老乡亲，让他们知道（页208）。在行动上，他们利用每年的暑假，回到徽州进行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陆续在他们所创办的报刊上加以刊发（页210）。

本书的后三章主要描摹了徽州本土社会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第六章从教育改革与宪政建设两个方面描述了徽州社会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的变化。徽州向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其原因除期盼借此步入仕途外，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从事商业现实需要。随着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在徽州社会纷纷建立。进入民国以后，旅外徽州学子更是利用假期回乡从事教育状况调查，聘请著名教育家、徽州人陶行知开展平民教育讲座，在家乡创办暑假补习学校，举行演讲会，大力宣传平民教育，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故乡（页210—211）。其次是在时任徽州知府刘汝骥的主持下，徽州进行了宪政改革，并做了大量的切实工作。在推进宪政的过程中，许多有着出外经商经历的徽州地方士绅成了执行者，如婺源的末世秀才、木商詹鸣铎即是其一。他曾游学于上海，经商于浙江，对许多新鲜的事物和思想有着切身的体验，后来成为地方宪政中的组织者之一（詹鸣铎著，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十三回《办自治公禀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每当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时，旅外的徽州人就会积极地开展募捐以回报家乡。第七章即是对徽州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两次特大洪灾时，旅外徽州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利用近代的传媒手段动员组织各方力量对家乡进行赈济的研究。为了能广泛动员旅外徽人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及时有效地与故乡沟通信息，旅外的徽人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告示，利用电报等信息手段，正如书中所总结的那样：“在同其他城市的徽商联系时，劝赈所同样积极利用徽州会馆等同乡网络组织，接收电报转达信息多由当地徽州会馆负责，这样就构建起了一张能够互相沟通的网络，使得赈捐行动始终处于一种良性互动之中。”（页439）

民国元年，休宁县的屯溪小镇上就招股兴办了一家报纸——《新安报》，并根据“徽州处万山之中，弊在风气闭塞，不能周知外事”和“侨居各省谋生生业，关心桑梓，弊又在于消息不灵”的特点，决定传播内地新闻和外界电讯并重（第八章，页446）。显然，徽州知识分子对于徽州地理上的偏僻十分清醒，因此，他们很自觉地利用报纸这一新式媒体沟通内外，将徽州本土与旅外徽人及时地联系起来，所以才“决定传播内地新闻和外界电讯并重”，其办报的目的十分明显。

第八章重点讨论了徽州本土和旅外徽人所创办的报刊，通过报刊，旅外徽人对于徽州本土的教育、政治等等问题都进行了热烈的评议，并将各种先进的理念传输给故乡。据统计，旅外徽人在民国年间在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多达14种（页447），而徽州本土创办的报刊也将近十种，其中尤以《徽州日报》影响最大。徽州内外的徽人广泛搜集各种消息、事件，及时地将徽州的社会状况传达给全国各地，同时也将全国各地的新闻、思潮传入徽州。特别是由徽宁旅镇同乡会创办于镇江的《新安月刊》在全国各地及徽州各县设置代派处，聘请代办人，推广宣传自己的报纸（页453），让徽州了解全国，让全国了解徽州。而在内容上，如《微音月刊》《新安月刊》《黟山青年》等等报刊，针对徽州的教育、治安、陋俗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讨论，将先进的观念带入徽州，有效地改变了徽州的社会面貌（第八章第二节）。而影响最大的徽州本土报纸《徽州日报》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创刊于屯溪，其宗旨是“宣扬文化，促进地方建设，沟通地方消息，冀内外徽州人士，共同努力创建新徽州”。创刊后，面向全国发行，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国内22个大中商埠出售，更甚者还直接向欧美及日本等国外寄发报纸，在徽州内部的六县重要市镇也广设办事处，可以想见其读者之众。该报还专设广告版面，专门登载香烟、香水、药品、皮鞋、电池、点灯、电报、电话、汽车、彩票等商品广告。还先后创办副刊，如“徽国春秋”、“科学月刊”、“妇女园地”、“汤泉”等专刊，其中“汤泉”为不定期刊，转载一般学术常识，凡探讨国际、国内时事，介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妇女、家庭，教育问题等类文字都采纳其中。由此看来，藉由报纸这一媒介，徽州与外界的沟通十分及时广泛，各类新式商品，思想潮流皆能及时地进入徽州，为徽州民众所了解，而外界对于徽州的了解也是如此。（第八章第三节）因此，说“封闭的徽州”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

本书在学术上的意义尚有许多，如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旅外徽人作为一个文化水平较高且生活于大城市的群体，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时刻关注着国家的重要事件以及对故乡徽州的影响，因此，本书的切入点虽然是旅外徽人组织以及对徽州社会变迁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又与诸多重要事件交织在一起。除上面所提及的晚清教育改革、宪政实践、影响广泛的光绪三十四年洪灾外，还包括1923年的直皖战争、徽杭公路的修建等等。这些重大事件将旅外徽人和徽州社会的变迁紧紧地系在一起，描摹出了清末民初的国家、徽人与徽州社会的宏大图景。当然，作为一部多达47万字的巨著，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如书中的五、六两章，在内容上与本书的主题上有些差距，并未将“旅外徽人”与“徽州社会变迁”有效地联系起来，使其在整体上与全书不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