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少回忆录：与乘客打交道的100000种方法

多年的空中乘务员经历，让陈哲练出了如何一眼辨别乘客职业的本领，也掌握了无数种和乘客打交道的方法。“如果你想照顾人，你可以有十万个办法去照顾他”。

这是一份属于年轻人的职业，它和那种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生活范式，处在人生光谱的两端，时刻在空中经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考验。飞翔六年之后，陈哲选择了让自己的人生落地。

陈哲深吸一口气，拉开经济舱的帘幕，浑浊的气味扑面而来。至少300双眼睛注视着他。“我可以要杯橙汁吗？”一名乘客问。他折返，倒上橙汁。紧接着，邻座发问：“哎，我可以要一杯吗？”他再次折返，又从别处飘来一句：“那我也要。”“要杯橙汁”像个缓慢但感染力十足的病毒，在这个逼仄的机舱内层层扩散。

“上了飞机以后全部都变成儿童了。”陈哲有些哭笑不得。经济舱里什么幺蛾子都有：有人在卫生间洗澡，有人瞅准时机要捏一把空姐的屁股，还有一次，陈哲接过一杯小孩递来的水，还是温热的，他一闻，一股尿味。

陈哲就是那个要照料这些“空中儿童”的家长。他做过6年空中乘务员，作为男性，又被俗称为“空少”。

入行之前，他没想过这份职业每天要面对的是这些。他看过TVB的《冲上云霄》，羡慕剧里刺激新鲜的生活。他考上空乘，上岗培训像是航空版的“荒野求生”：迫降到极地，怎么保暖、怎么防止雪盲症、怎么躲避北极熊；迫降到海上，怎么机体分离、怎么钓鱼、怎么打信号弹；还有机上的各种意外情况，有人去世怎么办、有人斗殴怎么办、有人生小孩怎么办……

但这些意外，陈哲一次都没有遇到过。保险业把空乘列为“高危职业”，而“危”似乎只是被记录在飞行手册里。早年，他老是做空难的梦，满头大汗醒来，死活不愿意去飞。飞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要死也是一起死啊！

唯一一次紧急状况是突遇大雪，雨刷器和盲降系统都坏了。飞机在空中盘旋，他坐在公务舱乘客的对面，听到机长室的卫星电话不停在响，他的双腿也同频地颤抖。但在乘客面前，他还要微笑，假装无事发生。

陈哲喜欢待在公务舱，也不是歧视，单纯就是“空气好”。日复一日漫长的飞行里，他练就了一项识人的本领：穿着花哨的直男是娱乐公司老总，用ThinkPad盯数据看的是大公司高管，戴金边眼镜、时不时拿出小药盒吞药的是医生，“一上来什么事都不干，就在那坐着”又总有人跑来嘘寒问暖的是政府领导，至于同时戴大墨镜和口罩的，“认得出来的是大明星，认不出来的就是小明星”。

空乘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如果你想照顾人，你可以有十万个办法去照顾他”。入门级的，帮忙把包放到行李架上，乘客看书的时候打开阅读灯，咳嗽的时候拿条毛毯来。进阶一点的，递给乘客一个杯子，把杯把转到45角，方便乘客伸手去拿。

在起飞之前，乘务长会收到一份全机组的名单。如果你碰巧还是白金卡旅客，那你的行为偏好都会被录入系统。上了飞机，或许会听到这样的问候：“张先生，你这次还想喝红茶吗？”

但白金卡又是陈哲最讨厌的那类乘客，他们常坐飞机，喜欢在各个细节处刁难。即便他们挑不出错，也会去投诉“空乘全程无微笑”，而这往往难以核实。热烈欢迎的反而是旅行团，“他们所有的需求都是关于吃和喝的，没有其他需求。”

空乘们也有小小特权。豪华头等舱配的是顶级酒庄的红酒，一瓶两三千，凡有剩余，就会有空乘偷偷摸摸扛回家。航空公司就此出了规定，瓶子必须回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又把酒瓶开了，把酒倒进矿泉水瓶里。最后，公司被迫对每个乘务员都做开箱检查。

起飞前，乘务长会接到各种电话：“照顾一下我们亲戚呗。”乘务长心领神会，把客人免费升到头等舱。这招偷天换日很少会被识破，只有那么一次——有人被升到了豪华头等舱，除他之外，头等舱只坐着一个人。那人恰恰是航空公司领导，手里有全部乘客的名单。

乘务长被罚了20万，打电话去向“肇事者”哭诉，人家表现得足够无辜：“我让你照顾人，没让你照顾他升舱啊？”

陈哲那会是所在航空公司的400名空少之一，而他的女同事则有6000多个。一架飞机上最多只有一名空少，在911事件之后，男生们大多被派向国际航线。公司的规定是，飞两年欧洲，换线，飞两年北美，再飞两年大洋洲和东南亚。他去过50多个国家，护照都有厚厚一沓。

那时候真年轻呀，冬天飞澳大利亚，又回到夏天，“你永远会兴奋”。零几年飞大洋洲的航班不多，下一班七天后才来。他坐在悉尼歌剧院旁喝咖啡，看年轻人在海边跑步。白天出海，晚上就去夜店跳舞。去的多了，认识了一帮当地的朋友，说走就走，去大洋路自驾，去企鹅岛看企鹅归巢。

这份职业属于年轻人，它和那种婚姻幸福家庭圆满的人生范式是光谱的两端。陈哲飞过一个航班，从北京到欧洲、欧洲到南美洲、南美洲到欧洲、欧洲再到北京，共计14天，他们称之为“妻离子散班”：这一班飞出去，老公也跑了，儿子也不认了。

身体也会受不了。空乘都爱飞新加坡，没时差；飞个美国一下就日夜颠倒。当空乘时，陈哲常常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褪黑素，吃了以后身体软软的，“像得了病一样”。在飞机上工作消耗的体力是地面上四倍，“走路永远都是飘的”。

北京到纽约的航班要经过极地，辐射很高，据说“飞一次相当于过一百次X光”。机组人员都要背一个检测辐射的机器，但会把显示数字的屏幕用胶布贴起来，不让他们看到。飞一次能拿到三倍的钱，是用身体换来的。

尽管陈哲喜欢待在公务舱，但很少有公务舱客人愿意和空乘聊天。明星就不说了，一般都是通过经纪人带话；其他客人也都是日理万机，把空乘当作漂亮的摆设，如果有搭讪，大多抱着发展恋爱关系的目的。

这也没错，空姐们聚在一块，话题绕不开化妆品、老公和小孩。陈哲说，空乘们有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听到有人叫“服务员”就炸毛。曾经这也算是一份高薪职业，十几年前，陈哲一个月就能拿到两万多块了。空姐们不少都是和头等舱客人结婚的，但离婚率也高，双方经常聊不到一块儿。

派餐结束了，灯光熄灭，机舱重回黑暗。机组人员开始四班倒的休息，一个半小时一班，陈哲睡不着，眯着眼睛想：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我不是在浪费时间吗？他想到刚刚服务完的头等舱客人——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他们？

在26岁的时候，陈哲选择让自己的人生落地。那时他已经当了一年的乘务长，乘务长和乘务员的工作内容没多少不同，他能看到自己往后的许多年。

他转投其他行业，不到十年就做到了不错的位置，他总结原因是“情商高”和“努力”。空乘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推销机上免税商品，陈哲的业绩总是领先。这种能力在后来的销售工作里派上了用场，卖出一笔免税商品，和谈成一笔商业订单，在他看来，本质上考验的都是同一种本事。

空少六年，他既见过亿万富翁和娱乐明星，也为经济舱的普通人服务，懂得如何和不同群体打交道。飞机延误一小会，乘客就骂骂咧咧，意味着这是一个重点观察对象，服务时要加倍小心，不能给他留下发脾气的由头，“要让服务的流程无可挑剔”。现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大多对陈哲赞不绝口，他觉得都是当年学来的本领，“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察言观色”。

他成为了自己当年服务的头等舱客人，也经常会碰到曾经的同事。一次，一位前同事见到陈哲，热情地上前迎接，问：你能不能让吴亦凡发条微博，帮忙卖下我家的燕窝？

他打听了一下，得知他们的工资十多年都没什么变化，空乘不再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高光职业。陈哲给自己立了一个小小的原则，无论乘务员服务得多么糟糕，坚决不会投诉——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只是从A点抵达B点，那么中间的一切都可以忽略。

（应受访者要求，陈哲为化名）

采访、撰文：吴呈杰，编辑：何瑫，插画：GoodJob视觉，运营编辑：佟通通  ，微信编辑：尹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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