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缺｜写作大赛作品展示

文｜吴芷静

（一）

46年以后的那天，再一次面对铜钵村东头那片刚沤了肥的田埂，刺鼻的气味攫住谢阿顺的肺，他于是想起为了抢猪粪而打的那一架。

阿顺本来可以跑——对面站的是三个攥着拳头的大孩子，领头的手上把了跟木勺，小臂肌肉突突地跳，手腕连着手掌的地方两三根细长的骨头突起，和青筋纠缠不清。

“没爹妈的，赶紧滚！这一片的猪粪我要了，明儿我家田还上肥呢！”

阿顺咬住嘴唇。心在喉咙底往上咚咚咚地撞，好像要跳出来，他怀疑自己的脖子是不是也像那个人的小臂一般忽大忽小。罢了，肯定干不过他们，家里后头的那座山，从西南进去野狗多，说不定能捡些狗粪凑合着用。他准备走开。

“顺哥！别跟他们争！咱走吧！”

她怎么来了？！

阿顺猛地一惊，转身的姿势僵在一半，梗着脖子，站桩似地定住了。

那人听了这话后仿佛很得意，和他的同伴扭作一团笑了起来，咯咯地像打鸣，怪模怪样的模仿起顺妹跺脚来。

“顺哥！快走！顺哥！我们走吧！干不过他们！”

阿顺没有回头。

对面的人继续笑着，“你某叫你没听见？”

“某”，在闽南语里是老婆的意思。

“顺哥！快跑啊，打不过的！”

阿顺像猛地吃了口闷气，堵得几乎要窒息。突然他发了疯一样地抡起拳头——

“顺哥？”

……

“顺哥！”

不青不肿，能看得见的也就两三个口子，却哪儿都往外发着疼。自从爹妈死了以后，这还是阿顺第一次和别人打架——其实爹妈没死的时候，他也不曾和别人打过架。但他总爱以这个作为时间的节点。爹妈死得突然，一个病了，另一个也病了，没能治好，走了，留下顺妹和他。他们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顺妹是爹妈早早从隔壁村抱来的童养媳，等着大了和阿顺结婚。

他俩都知道，谁也没捅破。结婚的日子应该是爹妈定的，爹妈突然走了，什么也没交代，阿顺不知道该怎么操持，顺妹更无从说起，但两个人从未怀疑的一件事是：他们一定会结婚。至于哪一天？也许是月初祭祀的那个早晨，也许是月末出去打渔捞网的那个下午，放一放活，他们就该结婚了。

（二）

爹妈走得早，什么时候结婚，怎么结婚，一概没来得及交代。但阿顺见村里摆席的也知道了八九分——要去隔壁村找跛脚的厨子和他那几个徒弟，到村里来炒几盘菜——猪肉是要的，家里猪杀不起，可能要找后头婶子借些吧。

他决定先去问问村里已经成婚的人。

阿顺首先想到的是谢老王。谢老王的妻子吴阿银是潮汕人，日本人轰炸广东的时候逃难到东山来，躲到铜钹村，后来在这儿就结了婚，两夫妻很是恩爱。

“……哎呀！你买石磨做什么？你治病的钱呢！”门内传来吴阿银的惊呼。

“这不看你每次都要管人家借吗……买了也好买了也好，以后就不会耽误事儿了！”谢老王憨憨地笑。

因为家穷，买不起昂贵的石磨，每次磨粉吴阿银都得去邻居家里借着磨，从村头借到村尾，可别家也得用，最后总是磨不了粉浆做不成糕粿，也误了过节拜神祭祖。每次看到妻子，急得满头大汗，谢老王总不是滋味。

阿顺在门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自觉来的不太是时候，便退了身，折去找到了已经结婚的黄阿庆。

“请上次那个王厨子来炒桌，要多少钱？”

“怎么，急着结婚？还没到法定年龄呢。”

阿顺一愣，正搓着脑袋的手突然停下，恰好把眼周和额头那几根细密的皱纹拉住了，脸上显露出有些滑稽的扭曲。

“我没想结婚！哪能呢……你说什么法定年龄？”

“就前两天刚颁布那个什么什么法？现在结婚都得写条的法。”黄阿庆伸手戳了戳东边的天，好像那个法就长在那儿似的。

“噢……”阿顺还想问些什么，却不想显出迫切。他终于记起放开束缚着那额头和眼角的那只手，脸又舒展开了。

（三）

阿庆别了阿顺，回到自家田里来——今天是灌水的日子，戽桶沉得厉害，得两个人操作才行，他是来帮妻子沈锦菊的。阿庆和锦菊一人一头，站在村西南池塘的两岸, 紧紧抓住桶绳, 猛地使劲，把戽桶砸进水中。水咕咚咕咚灌满了，绳子也绷得硬挺，直掸起一层灰来，在阳光下闪着亮，四散开去。此时再一起用力,将桶里的水拖上岸，灌进水渠。

两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

“听说……谢老王家买了石磨？”

“是哩！听说是偷偷拿了自个儿治病钱去买的。”

“也是，阿银每次都满地儿去借，也不容易……”

田里哗哗的水声很快淹没了夫妻俩的对白。

半夜两点。

门外乍响起一阵激烈的锣鼓声。阿庆和妻子一骨碌爬起来，面对面对视着，他们预感到了点什么——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上一次，家里人偷偷换了还没有结婚的弟弟替阿顺去了，这次……夫妻俩谁也不敢出声。

门外是铁青的天，不知道哪家的鸡鸭乱叫成一片，搅和得人心里发乱。

沈锦菊死死地捂住嘴，示意丈夫不要做声。锣鼓越来越近，鸡鸭七嘴八舌怪叫着，远比锣鼓声更心惊肉跳，恨得人后悔没把它们掐死。沈锦菊忙慌地四下张望，目光落到了院子深处的草堆。

“快！这！”她压低声音，一把抱开成堆的杂草。黄阿庆赶紧猫了腰躲进去，沈锦菊再把草重新推上，摊摊开。正赶趟儿的，院门被人重重地叩响了。

“咚！咚咚！”

沈锦菊站在门后，微微有些发抖，沉重的呼吸声一点不落地被来人的耳朵捕捉。她提着气，一步一步想往屋里挪。

“开门！外边看着人了！”

沈锦菊已经退到院子深处。她看着那草堆，怎么也不放心，又搬来凳子挡住，松了松边上的蓬草，才觉得自然了些。沈锦菊深吸口气，拾起那双塑料的白色拖鞋，套上，跑着去开门，有意趿拉出吧嗒吧嗒的脚步声。

“刚睡着呢，没听见。”

来人没有接她的话茬：“你家男人呢？”

沈锦菊不做声。

“就查个良民证！仗快打过来了，怕政治关系不干净。”

“……就查个良民证？”

“对，就查个良民证。不要怕，不要躲，没事的。”

沈锦菊抬眼想看看对面的人，奈何天色实在黑得沉，那人的脸都斑驳起来，深一块浅一块交错着，不甚清楚。但听声音，不像个坏人。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往那草堆的方向挪动了脚步。说话人身后猛地窜出四五个黑影，更先一步闪到草堆前，拨拉两下的功夫，把黄阿庆生生揪了出来。

“啊！”沈锦菊失声大叫。

那几个人很干脆，拖住黄阿庆的胳膊就往外拽，什么也没解释。一开始说话的人此时也收了笑，冷下来的脸和天色越发地融洽起来，像是沉进夜幕里，深不可测。

黄阿庆就这样被抓走了。

那个天刚放亮的早晨——确切地说，是1950年5月12日的早晨，空气中酝酿着隔夜泥土的咸香。铜钵村的147个男人被绑上那艘大船，沿着平时打渔的这片海，疾驶过前一天布下的渔网，眼看自家靠着岸的渔船渐远……直往海的那头劈波斩浪。

掳走他们的，是准备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

（四）

铜钵村三天没有升起一缕炊烟。

第四天早晨，1950年的5月16日，沈锦菊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如果那三天的梦呓称得上“睡”的话。她翻身下床，穿过厨房，顺个盆舀上米，径直来到前院，握住水泵那根满是锈痕的柄，用劲往下一撑，水便汨汨地流进盆里来；再抓半把地瓜扔进锅里，等锅盖跳起脚来，粥就好了。

沈锦菊像从前那样操持完这一切，一边唤着家里老小吃饭，一边顺手抓起一摞碗碟，排开，摆好，往里兑粥。一家人默默坐下，各自端了自己的粥去，却还多了一碗。

“谁没吃？”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出声。

沈锦菊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明白过来。碗拿得习惯了，一伸手就是那些个数。她收了话头，站起身来，去把那碗往锅里倒了。回来闷头喝了两口粥，又站起来，再重打了一碗新的，端端正正摆到面前。

从那以后，黄家总会多摆一副空碗筷。

饭得吃，活也还得干。推石磨——这曾经是吴阿银最喜欢的活儿。每次磨粉的时候，她就在边上加水、放料，看着丈夫推着磨盘，手上的青筋一根根明晰可见，再时不时笑话他满头大汗，却总是及时伸手为他拭去汗珠。自从丈夫谢老王和叔叔被抓走去台，家里只剩年过半百的公婆和不到五岁的两个女儿。磨盘是纯石质的，沉得很，一个人推了又放，放了又推，常常要绕着小小的磨盘来来回回走上不知几圈。吴阿银总是呢喃着：“等他回来就好了，等他回来就磨得动了……”每每有经过的人听见，只能轻轻地叹息。

   磨石磨已经算是轻的活了——农事对妇女们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没有了丈夫的帮忙，沉重的戽斗一人是断断提不起来的。女人们找来一根扁担，瞄准了地儿，牢牢插进对岸的土里，在上面拧上几股绳子，拉紧，自己则拽住另一端的绳子，一个使劲，桶就晃晃悠悠地提起来了。这时候的心总是悬着的，劲儿使大了，对面的扁担突然从土里松滑开，好好的一桶水就蔫了劲儿，猛的往前一扑，撒回池塘里去了。这样的打水一场空，也是常事。

对瘦小的顺妹来说，要更麻烦些。桶拎上来实在沉得很，没了人搭把手，顺妹只能拖拽着那桶，生生拉到田里去，再蹲下来，决绝地一搡，“咚”地一声，水桶倾翻在地。

水漫过田埂，一直渗下去，太阳一照，从土里边冒起烟来。

不久前还在冒着烟的土地，地里曾站着的那个人，这时候都远得像一个梦。

（五）

铜柏村的女人们怕农忙，更怕农闲。

为了给黄家传宗接代，沈锦菊抱了个女儿，日子总算忙活了些。闲下来的当儿，沈锦菊只是躺在自家那张木床上，睁着眼看墙上贴着的“毛主席万岁”，看毛主席那身绿色的军装，看他那双大手，看他身边簇拥着的欢欣鼓舞的五彩的人，看那刷得方方正正的几个大字，想着应该从哪边读起。看着看着，那张画儿翘起了边，颜色也仿佛暗淡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画被揭下来，又重贴了张上去，更鲜亮、更明丽——看画的人也老了十岁。

这一年，顺妹嫁了。

沈锦菊听说后，一时想问问嫁了什么人，什么时候的事，一出口却是念叨着：够情分了，也该嫁了。147个女人，等一年，两年，三年……九年也不觉得有多长，到了第十年，仿佛咯噔地到了什么坎，等待的光阴被叩醒，清晰可见地绵延出那样远的路。

墙上方形的老钟继续沉重地摇摆，摇摆，越来越慢，好像快要喘不过气。

挂历新撕去了24页，红头字换到了1963年。

“来信了！那边来信了！”

一个被抓去台湾的同乡，通过新加坡辗转从台湾寄回了一封信！这个喑哑的小渔村一时被惊起千层浪。十三年来，这是第一次收到男人们的音讯，整个村庄欣喜若狂。信是试探着寄出的，寄信的人对能否到达家乡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却给铜钵村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路：虽然大陆和台湾无法直接通信往来，但可以把信件先寄到新加坡，由新加坡的线人转手寄往台湾。一时间家家户户都热切起来，张罗着找信纸、找人，给儿子、丈夫和爸爸寄信。

沈锦菊第一时间找到了丈夫的堂弟黄镇国——黄阿庆被抓走时，黄镇国仍是孩提；而今已长成强健的小伙，也上了学，能够识文断字，很有些文采。虽然当时尚在襁褓的黄镇国，对十几年前那个惊涛骇浪的夜晚并没有明晰的记忆，但堂嫂、顺妹，铜钵村的家家户户残缺的那部分，他都一一看在眼里。

这边黄镇国还没动笔，又一份突如其来的喜悦降临这个家庭——堂兄也托人捎来了一封信。说是信，还倒不如说是半张字条：“锦菊贤妻，夫在外平安，请勿挂念。吾作为人夫而不能尽其人夫之责，问心自愧，望妻保重，但愿后会有期。”

沈锦菊把字条捋了又捋，看了又看，又哭又笑。坐立不安一整天后，终于还不还是按耐不住，又找到了堂弟黄镇国，请他尽快写好信、能寄出去给黄阿庆。

“信去晚了，他以为我们没收到，会灰心哩！”

黄镇国提着笔，眉头紧锁，脑海中飞快闪现出独自挑起戽斗的农妇、背着孩子一边满头大汗翻炒的身影、海边时徘徊不忍离去的老人、中秋节桌上多摆出来的那副碗筷……离情绵密，下笔难书。

此刻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这封信始，出自他的代笔多达成百封，自己更成了乡里人和台湾亲人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为这一份份迢远的爱，笔耕一生。

他只是坐着，斟酌着该如何落下第一画。

“……阿庆，收到来信非常高兴，知道你在那边很好就安心了……但是你信上说的，‘做人夫不能尽人夫的责任’，这个不怪你，我会等你的。但你若是在台湾有重建家庭，一定要来信，报喜，毕竟你老了是要有人照顾的……”

一字一句，皆按沈锦菊口述而成。

（六）

距第一封信寄出，一晃又有五六年。这天，天还没亮，沈锦菊就把家里上上下下都仔细地打点了一遍——丈夫用过的搪瓷杯，杯口掉了色，围绕成断断续续的一个圈；那把锈迹斑驳的锄头已经很久没用了，掂了掂，似乎比以前更沉；那些没能被带走的衣服，完好地叠放在角落，看起来总疑心明天就会有人拿了一件套上，像往常一样出门……她拖着扫把，从院门口把灰归整着赶进屋里去，又从屋里往外扫，“刷刷刷”，一句话也不说，来来回回四五趟。

“阿妈，走了！”

女儿从大门口探出头来，催促着。抱来的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肩膀宽了，个头也冒了尖儿，出落成标致的姑娘，看久了竟然也觉得和沈锦菊有几分相像。女儿结识了心仪的小伙儿，是个当兵的，退役后被安排在江西铀矿工作，全家人犹豫再三，终于决定搬住江西。

沈锦菊放了扫把，拍拍手，进屋把整好的东西背上，轻轻的拉了合上门闩，木门一声呜咽。

“阿庆回来还有家。”

另一边，吴阿银正在和筹备建立“寡妇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僵持着。

“……不给不给，这是他走之前买的哩！”听到工作人员提出能否将石磨作为展品，吴阿银急了。“你们拿去了，他回来我怎么说？他留的东西不能就这么给人拿去了！”

这  方石磨已经摆了几十年了，别人家早就不用磨子来磨粉，可这磨依然好好的摆在院子正中，吴阿银时不时就抓起块布，擦上一遍又一遍，要么是摩挲着坑洼不平的边角，长久无言。

老人紧紧抓着石磨的边不放，眼泪似乎随时就要落下来。工作人员本来只是征询意见，见老人如此激动，赶紧不再坚持。可没想到，过了一阵，吴阿银又自己找到了他们。

“……算了，这石磨现在也没用了，如果他活着回来，我就叫他去那馆里看看，看看这石磨被我磨矮了多少！这么厚哩……”老人伸手比划一段距离，眼里依稀闪着晶莹的光。

海的那边，同样有微光闪烁。

阿庆终于还是回了家。

谢老王也看见了那方被妻子磨矮了的磨。

（七）

而阿顺和顺妹的重逢，似乎又有些微妙的不同，因为他们并没有成为夫妻。

“……还好你结婚了。”

这是分别几十年后两人说的第一句话。

阿顺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语气也很平静——只是因为常年抽烟，透着些沙哑，和年轻时候清脆的嗓音不同了。第一年，阿顺没回来；第二年，阿顺没回来；第三年，阿顺还没回来……    第十年，顺妹嫁了人。

人们只知道顺妹嫁了人，却不知道阿顺也娶了亲；至于什么时候娶的，他自己没有说，也没人想起来去问他。顺妹是否开口问了呢？没有人知道，但从他的眼睛里，早已读出了答案。

顺妹于是彻底的变成了阿顺的妹妹。知情的老人家大多死去，年轻人也几乎遗忘了顺妹曾经是阿顺的童养媳，他们会结婚的。但阿顺也没有忘，顺妹也没有忘，只是都隐隐地觉得，那样遥远的事情，上辈子的事情，好像不该再记得了。

见了阿顺后几年，顺妹病死了。

阿顺得了消息，立马从台湾赶回来，要给妹妹扫墓。那是一方土堆状的坟墓，下边是沙，估计是海边铲来的，上边堆着黑色的土，和旁边的墓一个样，阿顺盯住这一堆土，总疑心妹妹是否真的躺在这土堆之下。怎么能确定里面埋着的就是他的妹妹呢？连个碑也没有的，只散着五颜六色的纸钱。阿顺于是想起自己也带了些来，默默又从兜里掏出一把，冲着土堆上使劲一撒，一阵风过来，那一条条便纠缠着拍到后面的墓上去了。

空气里弥漫着刚播下去的肥沤烂的刺鼻气味，呛得阿顺有些想打喷嚏。不想破坏某种微妙的气氛，阿顺忍住了，那个没有出世的喷嚏，被他的压制酝酿成眼泪，在眼眶里充盈。

阿顺最终和台湾的妻子离了婚，原因不详。

（八）

今天的铜钵村历史公园立着几座铜像。佝偻的老妪拄着拐杖，身旁是搂住七八岁光景孩子的年轻妇女，一齐望向海峡的那头。雕塑不知是什么质地，闪着铜黑的光泽，恍惚中觉得那就是写实般妇女们被岁月磨洗的脸。

雕塑旁簇拥着艳丽的三角梅，开得灿烂而热烈，像是烧起一团殷红的火焰。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