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搅动中东北非政治变局，中外专家激辩真正转型之路

“当突尼斯正迈步向前跋涉时，我们从阿尔及利亚朋友那里重温了我们的突尼斯革命。重返基本诉求不失为一件好事。”在听闻邻国执政20年的老总统在两个月内被民众推翻的消息后，8年前亲身经历类似政权更迭的突尼斯政治学家塞利姆·哈拉特（Selim Kharrat）在社交网站上有感而发。

2019年的北非再度经历了一场“多事之春”。4月3日，执政20年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民众的抗议呼声和军方的压力下正式宣布辞职；4月11日，执掌苏丹30年之久的时任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迫下台。

这仿佛历史重演。2010年12月，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迫于生计压力，在街头抗议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燎原之火。数月之内，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国纷纷爆发民众示威游行，其中，突尼斯、埃及基本实现了政权和平更迭，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抗议运动最终演变为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武装冲突。

时至今日，当外界已经“宣判”了8年前那场“阿拉伯之春”进入了“寒冬”之时，阿尔及利亚与苏丹的两位政治强人又再度倒台。这究竟是不是另一场“阿拉伯之春”？这种动荡局面是否会继续扩散？中东政治转型近十年，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采访了处于变革地区的民众与官员，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 “转型中的中东与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学术研讨会上获悉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

阿拉伯之春2.0？

4月1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阿拉伯之春2.0’是一次充满缺陷的重启”（ ‘Arab Spring 2.0‘ is a reboot full of bugs）为名，对近日从阿尔及利亚蔓延到苏丹的政治动荡作了评析。文中虽未对此次危机的性质下明确定论，但却指出了8年后民众诉求的变化——“更多的愤世嫉俗（cynical），更少的意识形态（ideological）”。虽然在形式上存在相似性，但经历了8年的痛苦转型，北非国家已变得更加“理智而实际”。

2011年，当中东多国民众看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短短29天内仓皇下台后，纷纷开启了一场场激烈而“狂欢式”的抗议。而反观今日，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苏丹，民众已不再盲目乐观，表达诉求的方式也更为温和。“我们和埃及的情况很相似，但我们有秩序，我们拒绝暴力，抗议口号也是和平的。”阿尔及尔大学研究生玛丽耶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辞职当晚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经历了十年的血腥内战后，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待政治的态度早已趋向理智。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8年前插手动荡各国内政的欧美大国，如今也偃旗息鼓。由于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输出民主”的前线阵地，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也进一步成为“代理人战争”下地区强国博弈的棋盘。8年后的今日，危机前线的民众不希望悲剧再度重演。

苏丹反对派组织之一“苏丹全国联盟党”（Suda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发言人穆阿泰齐·阿明·阿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苏丹反对派并未与外国力量接触，也不希望依赖外部力量实现变革。“如果依靠外国力量，那么（冲突的）程度和形式都会不同。”穆阿泰齐·阿明表示。

“苏丹人民应该自己决定由谁领导他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Robert Palladino）在一场新闻例会中如是说，“苏丹人民很清楚，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平民领导下的过渡。”虽然白宫仍对苏丹施加着经济制裁，但这次没有通过“颠覆”和“重塑”介入。

对此，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林聪在 “转型中的中东与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此次危机属于2010年以来同一轮次中东变局在地域范围内的扩展和延伸，“显示了许多阿拉伯国家面临问题时的相似性，属于同一轮中东变局的不同阶段。”但王林聪认为，此轮变局还构不上“2.0版本的阿拉伯之春”。

王林聪认为，只有在这些国家的军政关系、政教关系的矛盾得到完全解决，治理质量得到全面提高时，才算是真正新一轮次的“阿拉伯之春”。

从“黑天鹅”到“灰犀牛”

那么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危机为何在8年后的今天“错峰爆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研讨会后余建华主编的《中东变局研究》新书发布会上指出了影响了这两个国家变革的特殊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力量崛起及随后产生的动荡、8年前南苏丹独立的重大事件。这两次事件让两国国内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2011年没有释放的压力到现在才释放出来。”刘中民表示，“苏丹民众期待两兄弟分家后自己可以过上好日子，但谁也没过上好日子。”

除了内部矛盾，更为关键的是外部经济形势。8年前冲突集中爆发的国家，如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基本都属于贫油或少油国家。而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都是产油大国，在石油价格（每桶）从140美元的天花板一路跌下70美元时，两国都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

“阿尔及利亚在1976年布迈丁去世后，一直就没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上下定决心，到现在都不让外资直接进去，就依靠卖石油天然气维持，现在维持不住了。”刘中民表示。据Trading Economics的报告，过去五年中，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持续放缓，接近停滞状态，2018年第三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率仅为0.8%，而失业率已达到11.7%，其中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29%。

苏丹中国商会会长王新智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曾解释了此次危机背后的经济动因，他认为，南苏丹独立分走了75%的石油资源，加之近几年石油市场行情不景气，苏丹的外汇收入一路锐减。“但之前的政府补贴政策一直在实施着，导致严重的入不敷出，国家意识到必须要逐步取消补贴了，第一轮抗议就是从总统取消面包补贴开始。”王新智表示。

国际油价的走势似乎已经成为了预测产油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近两年，即使是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地理上远离中东的委内瑞拉，政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石油行情的影响。

“国际油价下跌之后，外汇储备能力下降造成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民生问题，也揭示了经济最终决定政治，特别是决定政权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王林聪表示，他认为变革并不会止步于此，由于能源革命的推进，漂浮在石油上的“食利型”富国——沙特等海湾国家可能也将再受波及。

“民生搅动政权，民生问题撼动政权。”王林聪表示。如果说8年前突尼斯小贩自焚事件造成的总统下台是一种 “黑天鹅”现象，那么在今日以至未来，民生问题都会成为搅动中东政治变局的“灰犀牛”，并且将转化为政治问题而推动政权更迭演变。

此轮北非变局，再次证明了中东政治发展背后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然而，在“灰犀牛”的已知风险下，地区国家如何能实现国家的真正转型、避免悲剧？

对此，此前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i）在中阿改革发展论坛期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给出了一种答案：“阿拉伯世界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实现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应该接受渐进变革的方式。”这位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统领过渡政府外交事务的资深政客又进一步指出，“而这种渐进变革的方式，就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