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隐退之后，改造十多年的大同古城遭遇最严厉官方批评

“北青深一度”微信公号4月22日消息，在大同古城改造进行十多年后，正遭受着来自官方最严厉的质疑批评。

2019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下称《通报》）。大同、洛阳、韩城、哈尔滨等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因“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而受到通报批评，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相较于其他几座遭遇批评的城市，人们在谈起大同时，仍然习惯将这里的改变与曾经的“明星市长”耿彦波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大同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建。

在深一度记者采访时，有文物专家提出批评，耿彦波对于大同古城的改造，违背了文保工作“修旧如旧”的原则，过于“理想化”。有当地官员则表示，古城改造之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而站在大同民众的角度，则认为在改造工程推进之后，民生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之上，对于一座古城的文保开发，学者、官员和民众的观点，矛盾的交织在了一起。

被批评的古城

3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通报，包括大同、洛阳等几座城市被点名批评。《通报》里的话说的“很重”，这几座城市被指“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如果限期整改仍未达标，将提请国务院取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据媒体报道，这则通报的背景是，自2017年到2018年，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评估检查。此次检查，由各省上报各自历史文化名城情况，再在每个省选一两个城市抽查。《通报》中具体到大同的问题是，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一方面是历史文化名城面临“摘帽”的可能，这是史无前例的严厉警告；另一方面，耿彦波的名字也被再次提起，作为曾经的“明星市长”，他努力在大同构建起的这座“古城”，再次遭遇了严重的质疑。

时间回到2008年2月，耿彦波来到大同，当时这座“煤都”正面临着煤炭资源枯竭和环境严重破坏的双重挑战。大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耿彦波试图让这座资源枯竭的城市找到转型的突破口，他提出了“一轴双城”的设想，以御河为中线，西边建旧城，东边成新区。将大同城内残破的古城墙修复，并拆除城内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建设成复古建筑群。

这一巨大的工程计划投资500亿，拆迁约10万户，其中，当时大同最繁华的商业街大西街、大同重点中学大同一中，以及城区占地面积最大的景点华严寺均在老城改造范围之内。

“大同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在后来那部让他声名鹊起的纪录片《中国市长》中，耿彦波这样阐述他的造城意义。

热爱文物的市长

1995年3月，耿彦波担任灵石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刚一上任，这位36岁的年轻官员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五千万修葺王家大院，而当时，灵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一个亿。

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灵石，有人把耿彦波称为“疯子”，县里不少领导也反对此举。但耿彦波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他还把自己写的那本《王家大院》带在身边，每次外出都要发放宣传。

一位山西古建所的专家告诉深一度记者，1996年，第七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在太原举行，全国各地甚至外国的专家都汇聚于此，开会期间，灵石宣传部部长主动来太原，邀请专家们去王家大院参观。

“王家大院名声鹊起，跟我们这个会议很有关系。”这位古建专家回忆道。“在我看来王家大院是耿彦波最成功的项目，那才叫原汁原味，基本上没动。”

后来这位专家又参与了灵石县另一项目规划设计，他也第一次见到了耿彦波本人。“当时是半夜12点，我们都睡下了，城建的人找来了，说耿县长找你们看方案。”

到后来耿彦波调任榆次，这位专家又与耿彦波有过一次相遇，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耿彦波的腰已经弯成了九十度，“他就弯成这样跟我说话，没过多久就去北京做手术去了。”

耿彦波从不讳言自己对文化古建的热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传统文化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保护文物是他的使命。而且以一个官员的身份，他也认为，文物有价值，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是可以共享的。

造假了吗？

3月25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报批评中，大同被指出的问题是，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对于耿彦波而言，“造假文物”的指责他并不陌生。

在大同的改造过程中，老城片区由古城、铁西，十里河、城南四个城市组团构成，古城就依托于城建而形成，城墙总周长为7270．7米，城墙里面是两块历史文化街区，即广府角历史文化街区和鼓楼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在这其中，不乏仿古形式的商店和民宿。

但有专家指出，这些新建的民宿并不是大同雁北地区的房屋样式，而是仿照晋南榆次那边的类型。具体差别就是雁北地区房屋都比较矮，但是晋南的房屋挑得很高。

据深一度记者了解，在拆迁的过程中，有一些呼声，要求保留当地名人的故居。大同曾有一位彭姓名医，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在雁北地区颇为有名。文革时期，他的大宅大多分给了别人，只有一处作为妻儿住处留存。在2008年古城重建时，这位名医的儿子专门给政府递交了材料，希望父亲的故居能以当地文化历史名人故居保留，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像我父亲这种级别的人太多了，政府顾不过来，就很客气地收了材料，但还是拆了。”

“他在文物保护和古建方面的造诣，到王家大院算顶头里，拿那一套来搞大同，其实不太行。”在大同政府部门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一位曾在文物局任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个古城，你要城里有人居住，有老人，有生活气息，这才叫古城，你把人都迁出去，这哪叫古城，这就是个死的古城。”

“只能说他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你看别人谁这么干？”这位曾在大同市文物局任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重修大同古城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但没有人敢当面提出。在耿彦波的设想里，曾经想恢复古城外护城河“河中有水，水上行舟”的景象，修建一条渠，引来活水，最后引到当地的桑干河去。但这对于缺水的大同来讲，工程量是巨大的，在实际测量中才发现，古城的东南角比西北角高了20米，想要流动，就先得“填坑”，最后，这个设想不了了之。

“哪里烂了就保护住，让它不要再继续烂下去，不会把塌了的东西补起来，再做旧。”一位古建专家介绍道，文物保护的工作原则是“修旧如旧，具体到城墙的修建，一般是在原墙体的基础上包一面，但耿彦波要求将旧城墙完全包在新城墙里。

对于城墙的修复，耿彦波有自己的理论，他曾说：“就是现在新修的城墙，几百年后也是文物”。这引起很多文物专家的争论，“造假文物”的名号也因此而来。

前述山西古建所专家说，学界与大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很难统一，“站在我们的角度讲，肯定是不能这么做的。站在弘扬中国文化这个角度讲，不能说他合理不合理，专家可能不认可，但老百姓喜欢这个东西。”

在两部委的通报批评发出后，反对的声音同时出现，有人指出，“修旧如旧原则“如何操作，有什么标准？没有实施细则，法规落实起来就是空的。以大同这样的条件，如果还不改变城市的整体面貌和营商环境，很难吸引外来投资。

变化的口碑

“作为大同人，从小住的小区里就有一段两三米高的土垛子，这就是古城墙遗址。谁会来看这种东西？不拆真建假，旅游业根本没法发展。”

这是在大同被通报批评后，一条新闻下的评论，也代表了不少大同本地人的支持。但在耿彦波大拆大建之处，这样来自民间的支持并不多见。

2000年3月，耿彦波调任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即将离开灵石。彼时，“王家大院”在拉动当地经济上的作用还未显现，拆迁时则留有一些“积怨”。有人在灵石的天石新城放了三个花圈，意作为耿彦波送行。

坊间传闻，当时有干部跟他说了这件事，耿彦波吩咐不要声张，“这总不是个体面的事，捂住算了”。

“送花圈”的传言也跟着耿彦波来到了大同，还有另一种后被证伪的传言出现，耿彦波的一条腿曾被黑社会打断，“老耿放话，准备着把另一条腿留在大同，也要拆。”

耿彦波确实坚持了对大同老城的拆迁改造，在观望了一阵之后，大部分市民选择了配合拆迁，先拆后给房，按照一比一的面积给安置房，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多给二十平米。这对于一些想要改善住房面积的市民而言并不吃亏，而反对者们则多认为这是“掏空家底换新房”，最后也大多选择了妥协。

2013年年初，大同惠民西城小区的居民集资给耿彦波买鞋，据报道称，每个居民出一块钱，“别人给市长送钱送礼，我们给市长送皮鞋。” 惠民西城是安置小区，很多平房拆迁户都选择了这里，低成本以旧换新住房，让他获得了不少平房住户的支持。一位住户给记者指点，一般来讲，平房住户大多住进了多层，而当时的楼房住户则多选择了住房升级，住进了高层电梯房。

耿彦波的民声口碑在悄然改变，人们对他的称呼从 “耿拆拆”、“耿指倒”，逐渐变成了“耿市长”、“耿黄牛”。

塔寺街社区是大同第一个开拆的社区，该地以前属于代王府的封地，周围有很多寺庙文物、古代建筑，但保护的并不理想，只有一座白塔保存相对完整。文物部门能力有限，便把职工家属院安排在了白塔这一带的平房里，以这样的形式进行保护。

塔寺街社区穆姓主任回忆，拆迁过程中，她的上级街道办领导就经常能接触到耿彦波，“老耿走了以后，市长再来视察，陪同的就是区长了，不会有基层人员直接向市长汇报了。

除此之外，耿彦波也在努力调动起大同人对故乡的更多心理认同。2010年前后，由大同两个实业家牵头当导演，耿彦波做监制，拍摄了一部反映大同风土人情以及古城重建的电影《塞外有家》。电影里，一个年轻人通过学习建筑文化，了解了奶奶故乡大同的历史。

电影本身的水准一般，但起到的效果很好,在外读书的大同学生，在网络上大量转发这部电影，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也“不可思议”的超过了8分。

纷争

2013年2月3日，《大同日报》头版刊发山西省委组织部“干部考察公示”，“确定耿彦波同志为（大同）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四天之后，耿彦波接到调令，担任太原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市长的突然调任，让尚未收到工程款和尚未搬到新房的市民们心里没底，此后正月初三到初十，连续7天，大量大同市民打着横幅游行，甚至下跪，以表对耿彦波的挽留之情。

履新之后，耿彦波继续着自己对于文保工程的执着。他在太原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宣布了启动明太原县城保护复兴工程。

耿彦波曾特意表态，要在保护的基础上修缮，而不是文物造假。但这一次，争议声仍然存在。

位于太原西南方向的太山龙泉寺，作为文物景区重点工程，也在修复范围之内。2014年，太山龙泉寺文物修复工程，主要包括唐舍利塔、东坪新寺和望都阁的复建，据知情人介绍，修复重点并非龙泉寺原址，而是在距离原寺300多个台阶的东坪上另修了一组建筑，前前后后占地约40亩，与龙泉寺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景区。

像在大同一样，耿彦波也时常来到龙泉寺现场办公，据参与龙泉寺工程的人士称，最多时，他一星期就去现场两次，从佛像的颜色，到台阶的数量，他均有要求。

寺庙方人员告诉记者，虽然不是修缮主体，但庙里的工作人员也被市长骂过。2015年时，耿彦波要求寺庙里的几扇窗户改刷为绿色。“第一次说了没听，第二次看你没改就发脾气了。”工作人员说，但实际上，龙泉寺的主体建筑保存比较完整，并没有绿色的窗户，他们也不理解为何要将窗户换个颜色。“他就想一出是一出，要想起来就发脾气，想不起来也就忘了。”

“东坪那边完全就是新建的，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文物保护一说。”寺院方人士称，龙泉寺现存的建筑是明清时期式样的，且规模不大，“就是几十二十来间房子，两个大殿，观音阁在上面，面积很小，神像也不大。”但修缮工程则要恢复其“盛唐气象”——“它又不是平地上的，是在山里，依山傍水，干嘛非得弄个建筑群？宫殿式建筑群那都是在平原上。非得仿敦煌式的就好？”

龙泉寺在太山上，需要用机器接力运送材料上山，工程量巨大，2018年底，修复工程主体基本完工，交给了太原一家公司去运营。这也令寺院方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适当的商业化可以存在，但青龙古镇的开发，破话了整体的佛教氛围。“吸引了一堆卖小吃的，这是我们非常反对的，我们这儿要做的是山水风光和清净，而不是过度商业化。

在另一边，耿彦波离开后的大同，古城改造工程也在持续而缓慢的推进中。据媒体报道，耿彦波曾经力推的125项工程一度被叫停，直到2015年8月，张吉福调任大同市委书记，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态度决不含糊，古城修复决不能形成烂尾工程。”

在2008至2012年，大同古城4面城墙中，东、南、北城墙先后完工，仅剩西城墙还在建设。2013年之后，西城墙曾长时间停工，成了大同市中心醒目的“烂尾工程”。直到2016年3月才再次开工，并于当年合龙。

如今对于大同改造的批评再次出现，耿彦波也在年初卸任太原市长，各方人士仍然很难统一对他“造城”方式的看法。

“不能有意见，一有意见，就说你能干不能干，不能干让别人干。”一位曾在大同做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也曾挨过耿彦波的骂，“他是个实干的人不假，老百姓觉得他好，负责任，啥都对。但不能他啥都专业，别人就都不对，不可能这样吧？”

“不能说他急功近利，他是真想做点事，不然谁挨上骂、受上罪干这种活？”曾与他数次交集的古建所专家告诉记者，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其实矛盾还是比较大的。文物部门曾一度属于最末流的部门，2000年前后，全省地方文物保护经费一共就几百万，经费多的地方，加起来也不过千万。“好多地方的文管所只有一个人看庙”。

“他是个有眼光的人，能看出来这些东西的价值。”这位专家说。

大同一位本地官员则表示，继任者认同耿彦波之前“文化立市”的思路，大同也的确在文化旅游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大同正月灯展逐渐形成惯例，每到春节前后，大批内蒙、晋南等地的旅客也纷纷涌向晋北。“安保之类的支出要增加，但的确这几年略有盈余。”

在被通报批评后，无论大同政府还是耿彦波本人，都尚未对此有过公开表态。只有一篇言辞激烈的网文《坚定不移地把握大同发展的大趋势》出现，称大同近10多年的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及合理利用工作面临全面否定，整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发展将何去何从？这成为摆在340多万市民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原题为《耿彦波隐退之后，大同古城遭遇最严厉官方批评 | 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