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美国史︱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走向平权的87公里

【编者按】

本文是《路上的美国史》系列的最后一篇。该系列介绍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道路，包括著名的步道、公路、铁路、水路，以及一些抽象的道路（比如原住民西迁的眼泪之路和黑奴逃亡的地下铁路）等。从早期原住民部落所依赖的大印第安战道，到独立战争期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波士顿邮路和大马车之路，从西进运动中引导美国人去追寻昭昭天命的俄勒冈小径，到工业革命中让美国向着世界大国的舞台起航的伊利运河，从孕育了“连锁快餐”的圣塔菲铁路，到让整个美国“坐上汽车”的林肯公路。这些道路不仅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要道，也在不同程度上造就了如今美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历史不仅有时间线索，它还有同样精彩的空间线索，通过了解这些道路的兴起和衰落，我们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去了解那些历史大事和寻常小事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在阿拉巴马州中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塞尔玛（Selma），它距离该州的首府蒙哥马利约87公里，中间由美国80号公路连接。就是在这87公里的路上，发生过一件改变了美国的社会以及众多少数族裔命运的大事，从而使这段原本平凡无奇的公路永载史册。这件事便是发生在1965年民权运动时期的大游行。

在这场大游行中，集结在塞尔玛的数千名民权运动者，前后三次，徒步向首府蒙哥马利挺进，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及其支持者，而他们的诉求很简单：黑人需要获得和白人一样的权利，包括投票权。在沿途，等待他们的是前来镇压他们的警察和民兵。这场大游行直接导致了《选举法案》的快速通过，并在之后的时间里持续发酵，将民权运动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最终让黑人等少数族裔赢下了民权运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一次特殊的碰瓷

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祖先，是以黑奴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将自由赋予了南方庄园里的黑人们。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正式终结了奴隶制；1868年颁布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则规定了不同人种间的平等关系。然而，虽然获得了自由，黑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世代为奴的黑人们缺少基本的教育，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和经验。当南北战争的硝烟逐渐远去之后，留在南方的黑人渐渐发现，自己想要生存下去，还得要去以前奴隶主们的庄园上打工，干的活也和之前并无太大的差别，甚至原来有的“管吃管住”现在也不复存在。移居北方的黑人们选择稍微多一些，可以投身于镀金时代的工业化事业，但在工厂和矿场里，他们从事的也是不需要太多技能的简单工作，拿的是最低的工资，社会地位也最为低下。

获得自由的黑人进入就业市场上，想要瓜分有限的资源，激起了许多社会矛盾，被白人敌视。美国的国情赋予了各个州较高的自治权，各州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政策。在民主党（当时还是保守派）控制的南方各州，一系列针对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群体的不公正法律便逐渐诞生了。在1870年，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选举权，不论民族、肤色、是否曾经当过奴隶。然而在南方各州，政府却通过本地的法规，从限制投票的注册等方式入手，变相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

比如，在阿拉巴马、得克萨斯和佐治亚等州，人们在注册投票时，需要交纳以人头税为名义的注册费，而且收取的额度常常是从事简单工作的黑人们无法承担的。其中在佐治亚州，人头税的收取份额是逐年累积的，这样的情况下，哪怕一个黑人通过努力，在四十岁获得了足以缴纳人头税的收入，也会对前面二十年所欠下的费用望而却步，只好自动放弃投票权。这样一来，不仅黑人受到选举权的限制，许多别的弱势群体，比如家庭妇女和残疾人，也受到波及。

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在南方各州通行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即一系列被称为“平等但隔离”的政策和法律：为不同的族裔修建或提供不同的基础设施，以从空间上减少不同人种之间的接触。比如，黑人有自己的桌椅、盥洗池、公交车等，他们不被允许使用白人的相应设施。如果一个黑人擅自使用了白人的设施，即为违法。“平等但隔离”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给黑人提供了和白人同等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却在南方各州助长了种族歧视。为了应对这些种族隔离的制度，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一起发起了最初的抗议，许多社会活动家联合同情黑人的白人们，一起组建了平权组织和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会上奔走呼吁。他们的努力，终于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了一丝波澜。

1892年6月7日，路易斯安那州的社会活动家荷美尔·普莱西（Homer Plessy）故意登上了一节白人才能乘坐的列车车厢。普莱西只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从外貌上看，他和白人并无区别，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不会有任何麻烦。然而，普莱西却把自己认定为黑人，他进行的是一次意图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碰瓷”。在他上车之后，他的盟友们故意将他“出卖”给了执法机构，于是普莱西不出意外地被逮捕了。

普莱西被送到了当地的法院。法官约翰·弗格森（John Howard Ferguson）认定，既然普莱西自我认定为黑人，就不能登上这节白人车厢，于是他判普莱西有罪，须向铁路公司缴纳罚金25美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普莱西拒不认罪，上诉到路易斯安那的州法院。州法院维持了原判。普莱西继续上诉，将审理此案的弗格森法官告到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于是在1896年4月，这起在日后十分有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就摆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面前。

普莱西声称，根据《宪法》的第十三和十四条修正案（都属于南北战争之后推出的《重建修正案》，第十三修正案旨在彻底废除奴隶制，第十四修正案主要用于推行平等保护、特权豁免、正当程序等条款，并把美国公民权赋予黑奴的后代），弗格森引用的吉姆·克劳法是违宪的，因此他的判决并不能生效。4月13日，由九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正式接手审理此案，首席大法官是德高望重的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富勒是一位非常尊崇古希腊法制的大法官，认为法律大于一切。在那之前，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提出了那句后来被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楼顶上、在许多国家都妇孺皆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

在富勒的组织下，九位法官对这起案子进行了分析，并在5月18日进行了表决。表决的那一天，有一位法官因为女儿意外去世而未能到场，自动弃权，剩下的八位法官以7比1的票数，判定弗格森没有违宪，普莱西必须缴纳罚金。富勒是站在多数人的那一边的，在他看来，路易斯安那的法律和判决都没有违背《宪法》及第十三和十四条修正案。同时，富勒也并没有感觉到普莱西以及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受到了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黑人不准上白人的车厢，但白人也不能上黑人的车厢，因此这是一项公平的政策，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

那张反对票来自约翰·哈兰（John Harlan）。哈兰出生在南方的肯塔基州，曾经是奴隶制的坚决拥护者，但在经历了血腥的南北战争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成为了支持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平权主义者。在投下反对票之后，他说：“白人在这个国家享受着各种优待，从获得的成就、受到的教育、拥有的资源到掌握的权力。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担心祖先留下的关于自由的遗产会受到损害......我们的宪法是色盲，不应该根据肤色来区分公民。我们的宪法应该把所有人都当作同样的人来看待，而不是通过社会阶层或肤色来区别对待人们......”

哈兰的这一番话，并没有影响其他法官的决定。得知最终结果后，他对其余法官说，这次的判决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判决之一，会被后人反复讨论。因为他的慷慨陈词，哈兰后来被誉为“伟大的反对者”。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尘埃落定，而哈兰的预言也成真了，在此后，南方各州纷纷引用这次判决，加大力度推广“平等但隔离”的各种法律和政策，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被进一步剥削，直到又一个关键性的判决从最高法院传出。

择校风波

在普莱西败诉之后的五十来年里，南方各州继续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但黑人追求平等的步伐从来没有放缓过。1909年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成立，标志着少数族裔追求平等的斗争，从地域性的单打独斗，演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战线。然而，由民族关系导致的社会矛盾，在美国不停累积，涌动的暗流终于在一战带来的紧张气氛中喷涌而出：1919年夏天被称为红色夏季，全美二十多座城市发生种族暴动，其中以芝加哥最为严重。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立法来减轻种族之间的矛盾。不过由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根深蒂固，这些措施的长期效果并不显著。

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逐步提高，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体系在民间大规模普及。然而，学校里的种族隔离的制度也同时被曝光在人们面前。和社会上的很多方面一样，许多学校也进行种族隔离：黑人的小孩只能去特定的学校上学，而那些学校的教学水平和资源远远落后于白人去的学校；而许多大学也很少录取黑人学生。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里，有17个州的学校进行立法隔离，4个州进行部分隔离，11个州保持中立，让学校自己决定，而明文规定禁止学校进行种族隔离的只有16个州。

为了获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黑人的民权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罢课、抗议和上诉等，但都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比如在194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几位黑人家长要求一所黑人学校也像白人学校那样，提供校车来接送小孩上下学，但该校的校长竟然以黑人纳税不够多，无权享受白人那样的待遇为由，拒绝了这个要求。校长的说辞激起公愤，在黑人社区及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声援下，家长们将校长告上了州法庭。最后，校长让学校配置了一辆二手车，才勉强息事宁人，不过之后由于没有燃油费，这辆所谓的校车也成了摆设。那几位告状的家长在不久之后，纷纷被雇主给解雇了，而且在法庭上同情这些家长的一位法官，不久之后也被罢免，这背后的原因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类似的小案子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它们在原本已经有严重的族群对立的社会上，引起了恶劣的反响。这些社会矛盾在1952年集中爆发在了堪萨斯州的托佩卡城。堪萨斯州是4个进行部分隔离的州之一，该州的种族隔离法律不像南方那些州一样严格，它规定：人口在一万五千以下的城镇不采取隔离制度，而人口在一万五千以上的城镇，是否采取隔离，由市政府自己决定。托佩卡是堪萨斯州的首府，属于人口一万五千以上的城市，该市规定，市辖区的公立学校，要采取种族隔离制度。

非裔奥利弗·布朗是一名铁路工人，居住在圣塔菲铁路的调车场附近。他在当地声望很高，在铁路上班的同时，他也在当地的教堂里当上了助理牧师。他的女儿所在的黑人小学在距离调车场8公里以外的地方，每天有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上下学的路上。而在调车场附近，有一所白人小学。于是，布朗向这所白人学校申请，让女儿转学到这所小学就读。学校以种族原因拒绝了布朗的申请。

由于布朗的社会地位不俗，他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早就希望打破种族隔离的当地黑人们，趁机把他推举为请愿的领袖，声援他进行诉讼，废除堪萨斯州的种族隔离制度。当地同情黑人的律师团体，以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纷纷表示支持。于是，布朗将这所白人小学告上了法庭。布朗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施行至今，尊奉的原则是“平等但隔离”，然而白人小学拒绝他女儿入学，违反了“平等”这个元素。他的女儿被迫去很远的地方上学，而且黑人小学的条件也远不如白人小学，跟附近社区的白人小孩比，他的女儿应该享有的平等早已经被剥夺了。因此，白人小学虽然遵守的是本地的法律，但这个法律违反了《宪法》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应该废除。

堪萨斯的法院接手此案后，很快就判决布朗败诉，因为法官们认为，虽然布朗的女儿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学，但白人的小孩也可能要走很远才能上学。同时，虽然黑人小学的教学水平不如白人小学，但教学水平并不是实质的东西，而那些实质的比如教学楼、课程设置以及教职员工的配备，黑人小学和白人小学是实质上平等的。

布朗不服气，而黑人社区及平权团体更是不服。在全国各地好几个类似的案子都接连败诉之后，布朗决定，将自己的案子和其它的案子合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他的决定得到了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广泛支持，有色人种促进会也为他请来了一位强援，著名黑人律师马绍尔（Thurgood Marshall）。于是在1952年底，美国历史上的又一桩“大案”，布朗诉教育局案，来到了最高法院。

1952年12月9日，双方进行了辩论，然而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一向保守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去世，新的首席大法官是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还竞选过总统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沃伦在加州担任州长的时候，是著名的保守派，后来同是保守派的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之后，将其任命为大法官。来到最高法院之后，沃伦却倒向了激进的平权派一边，在许多涉及种族问题的判决上，都偏向弱势群体。而布朗诉教育局案，正是他接手的第一起关于种族的要案。

1953年12月8日，双方在沃伦的主持下，再度进行辩论。黑人律师马绍尔表现得十分出色，舌战群雄，和几个保守派的法官平分秋色。沃伦深知这次判决讲给美国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为了让这次判罚具备完全的说服力，沃伦积极协调着几位法官之间的意见，最终在马绍尔和沃伦的努力下，九位法官达成一致，以9比0的票数通过了布朗诉教育局案的判决：堪萨斯州的判决违宪，布朗胜诉。

沃伦代表最高法院做出的解释大致如此：在《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拟定的时候，以及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时候，公立学校的教育尚未普及，因此以它们为根据做出的“平等但隔离”的判罚，对公立教育上的问题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受教育是每个公民所具备的权利，而在公立教育上的种族隔离，虽然在硬件设施等物质上可以算公平，但很多无形因素是不公平的。这些无形因素包括教学水平，钻研和交流的机会，以及对自我认同的培养等等，而这些无形因素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堪萨斯州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是违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

布朗诉教育局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大焦点事件，该案在1954年宣布了裁决，在社会各界都引发了轩然大波。表现出色的黑人律师马绍尔后来成为了最高法院里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裁决宣布后，黑人和少数族裔奔走相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准备趁热打铁，争取更多的权利；而保守派和种族主义者则是既失望也愤怒，极端者甚至引发了骚乱，双方的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比如在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些极端的白人，包围了开始依法录取黑人的公立学校，州长甚至派当地民兵去阻挡黑人小孩入学。得知此事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了一个师的空降兵，空投到学校维持秩序，保护黑人学生的安全。这样的混乱场面，让原本看到希望的黑人们再度失望了，于是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应运而生，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 Movement）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博弈阿拉巴马

民权运动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是有最典型南方州之称的阿拉巴马州。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条例规定，公交车上的座位要按照肤色严格划分。如果白人的座位坐满，可以要求坐在黑人座位上的黑人让座。1955年12月1日，州府蒙哥马利，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按规定坐在一辆公交车的黑人座位上。这时候，车上的白人座位已经满座了。当又一位白人乘客上车后，司机要求帕克斯给白人让座，帕克斯拒绝了。于是，司机请来了警察，抓走了帕克斯。

帕克斯被捕让全国各地的黑人群情激奋，同时表达愤怒的还有为女性权益奔走疾呼的妇女政治协会。一位支持妇女政治协会的阿拉巴马大学教授，连夜印刷了数万份传单，将帕克斯的遭遇公之于众，呼吁大家抵制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三天之后，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正式开始，所有的黑人教堂和黑人媒体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呼声。12月6日，法院判帕克斯有罪，需要缴纳14美元的罚金，帕克斯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向种族隔离制度宣战的号角就这样正式吹响了，帕克斯也成为了一面旗帜，成为了平权运动的标志人物之一。

联合抵制公交车的行动持续了一整年，蒙哥马利的公交车公司因此损失惨重。在这场联合抵制运动中，有一位牧师崭露头角，在之后的时间里成为了黑人平权的领袖，将民权运动带到了最高潮，他就是马丁·路德·金。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抵制行动获得了胜利，最高法院于1956年判决公交车命令黑人让座的法规是违宪的。从此以后，黑人和白人在公交车上拥有了同等的选座权。然而，保守派白人的反击也随之而来，针对黑人乘客的枪击事件层出不穷，更有甚至，居住在蒙哥马利的几位民权领袖，遭到了炸弹袭击。

民权运动者并没有因此而退缩，随着马丁·路德·金等优秀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崛起，平权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将民权运动引入了佳境。他所倡导的“非暴力”运动在全国盛行，黑人、少数族裔及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者们的静坐示威，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最亮眼的景观。在这样的环境下，南方各州黑人及弱势群体的投票权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

就在马丁·路德·金那场著名演说发表的同时，希望获得投票权的黑人及少数族裔，在一些民间团体和教会的组织下，聚集到了蒙哥马利以西的小镇塞尔玛，发起了新一轮的和平抗议，以争取他们被变相剥夺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投票权。在1965年2月，当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加入后这场示威后，平均每天有超过三千人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集会，一些同情弱势群体的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活动。

悲剧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发生了。2月18日，一位脱离大队的示威者被巡警逮捕，大批的抗议者走向了警局进行抗议，于是有警察开枪了，将一名黑人射伤，几天后不治身亡。拍下这一幕的几名电视台和报社记着遭到了警方的围堵，摄像机被砸毁。这位黑人的死讯，点燃了和平抗议者心中的怒火，于是更加激进的抗议开始了。集会组织者提出了新的示威计划：从塞尔玛出发，向州政府所在的蒙哥马利挺进，用游行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和抗议。

3月7日，星期天，大约600人组成的第一批游行者，沿着80号公路，向着蒙哥马利出发。当地的警察局早有准备。他们刚一离开塞尔玛，就和前来镇压的警察们迎头相撞。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警察们主动用警棍和催泪弹发起了攻击。有几个警察打红了眼，下了狠手，六十多个人被殴打成重伤，随后被送往了医院。其中，一位叫阿梅利亚的黑人妇女被打得神志不清，直挺挺地倒在了一座桥上，而这一幕正好被一位记着拍到，没过几天，阿梅利亚被打成重伤的照片就传遍了全球。于是，这一天有了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名字：血色星期天。

两天后，更加愤怒的示威者发起了第二波游行，而领队的是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马丁·路德·金。和第一批游行者一样，第二波人在塞尔玛郊外的80号公路大桥上，和前来围剿的警察及民兵遭遇了。由于马丁·路德·金的声望实在是太高，警察和民兵没有动手，双方在大桥上对峙了很久，最终警察决定在队伍中让出一个口子，让游行的人继续前进。而马丁·路德·金见警察让步，也领着游行的队伍返回了塞尔玛。

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知道此事之后，大为震惊。他知道，如果任凭事态发展，阿拉巴马州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骚乱。得知抗议者的诉求是获得投票权之后，他史无前例地召开了一次在全国直播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尽快地通过了当时已经在讨论之中的《选举法案》，赋予了每一个公民相同的投票权。

对于南方各州的黑人来说，这是可以和南北战争并列的最大的历史转折之一。从此以后，南方的黑人有了选举权，有了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政见的权利。从前那些包括人头税、识字率等在选举权上的限制，都不复存在了。该法案甚至还规定，对母语不是英语的少数族裔，要提供双语的选举材料和投票箱。

这个法案在当年的夏天获得通过，于8月6日被正式签署。在那之前的3月15日，聚集在塞尔玛的少数族裔发起了第三波游行。这一次，参加的人数接近两千人，他们全程受到了由约翰逊总统派来的军队以及FBI特工的保护。游行者们沿着80号公路，浩浩荡荡地徒步前行，每日行进约16公里，沿途不断吸收新的示威者。3月24日，游行大军抵达了州府，两千五百多人涌到了州政府大楼门前，支持总统签署《选举法案》。

《选举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民权运动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和收获胜利的阶段。民权运动的成果，不仅鼓舞着南方的黑人，也让北方的黑人们充满期待。当期待和现实出现落差之时，为呼吁平等而发起的对抗在北方也展开了。1967年夏天，在全国一百多座城市（特别是此前获得关注较少的北方城市，比如辛辛那提、底特律、密尔沃基、布法罗等），发生了不同族群对抗引起的骚乱。骚乱发生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深刻反思，专门成立了负责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

虽然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本身有较大的争议，但是通过这次调查，隐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秩序缺失、族群对立和社会的撕裂，得到了广泛关注，改善黑人的生活环境和就业机会的呼声也逐渐响起。虽然在有些白人心中，对黑人等部分群体的歧视一直存在，甚至连马丁·路德·金也在1968年被人刺杀，但民权运动的胜利，至少从法律层面上消灭了种族间的隔离、歧视及压迫。除了《选举法案》以外，一系列其它的平权法案相继被签署通过。美国的各级院校也开始给少数族裔留出录取名额，并加强了对社会公正、种族平等的教育，以缩小社会差距。

因为见证了把民权运动引向高潮、并促使《选举法案》获得通过的这次大游行，1996年，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这条只有87公里长的路段，被国家公园署纳入旗下，成为了最“年轻”的美国国家历史步道。2015年，在这场大游行的5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任总统的奥巴马和前总统布什同时到场参与纪念活动。奥巴马站在当年阿梅利亚被打晕的公路桥上发表了演说，总结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他说：

“在历史上，有一些特别的地点和瞬间，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它们有的是战争，比如康科德、列克星顿、阿波麦托克斯和葛底斯堡；有的则是象征了美国充满勇气的性格，比如独立厅、塞内卡瀑布、基提浩克和卡纳维尔角。塞尔玛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不是两军之间的交锋，而是两种信仰的角逐，是对美国这个国家所存在的意义的一场考验。”

（注释：阿波麦托克斯是南北战争最后一场大型战斗的地点；塞内卡瀑布是美国第一次有关妇女权益的会议的会场所在地；基提浩克是莱特兄弟试飞的地方；卡纳维尔角是NASA的发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