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赵正书》︱嬴政怎么就姓“赵”了？

弄明白“始皇帝”的来龙去脉，明白了什么是“皇帝”、什么是“始皇帝”，我们就可以清清爽爽地回过头去，正眼看一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到底姓甚名谁。

追究不清的姓氏之起源

回答秦始皇的姓氏问题，说简单是很简单，若说复杂，就确实需要多少花费一点儿笔墨，讲述一些相关的知识，或者说谈论一番认识这一问题的基础。

然而，只要稍微展开论述，就会看到很多学术问题都会带有的一项严重缺憾——你尽可以听专家学者夸夸其谈，但不能多问，尤其是不宜像小孩子那样刨根问底不停地连续追问下去。好多事儿，都是你听听专家谈他能谈的就好了，千万不要以为他肚子里还藏着更深切也更高明的见识，真的一求教，往往就会让人家发囧出糗了。

不是专家无能，也不是专家不努力，而是历史太复杂，早期的历史留下的资料又太少，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太困难了，这是谁都难以避免的尴尬和无奈。就姓氏问题而言，简单地说，东周以来的情况，可供归纳总结的文献记载已较丰富，因而从很早起，就有学者试图探寻其一般状况，得出了大体清晰的认识，但是仍不能十分透彻地说明姓与氏更早的渊源。

影响人们认识的主要难点，当然是缺乏足够清晰的史料，但我觉得对相关文字内容的误读误解，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比资料尠少给相关研究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困扰。譬如，对商周铜器铭文中所谓“族徽”的认知，似乎就有重大差误，至少我是不敢认同的。若然，依赖这些所谓“族徽”做出的对姓氏制度的解释，自然也就失去了事实的依据。

商周铜器铭文中的所谓“族徽”，就是用一个特定的图形标记来代表某一族属或是姓氏（商周金文所谓“族徽”之“族”与姓、氏虽有差别，但不管怎样，至少所谓“族”的核心构成部分，毕竟还是“姓”或“氏”所标志的血缘纽带）。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晚近以来一些学人依循泰西套路做出的一种解读，而不是铜器铭文本身能够清楚“自证”的事情。所谓“自证”，就像大盂鼎铭文中本已记明这个玩意儿为“且南公宝鼎”，所以这种形制的铜器，就铁定了是“鼎”，而那些被今人指认的“族徽”却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族徽”的图形能够表明它就一定是象征着某一特定的族属、氏族或者姓、氏。

商代所谓“族徽”图形（据《殷周金文集成》）

尽管如此，至少在中国国内，商周金文的“族徽”说很快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由于商周铜器的铭文，大多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或者事项而撰述的，不易透过铭文来直接认识当时社会的总体情况，而所谓“族徽”的使用，在一定时期内是具有相当大普遍性的，因此，通过分析“族徽”所表征的族属，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社会的总体性结构以及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联，可以据此做出林林总总无计其数的大小文章。时至今日，相关的研究，愈演愈繁，已经依此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早期历史解释的体系。

现代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各种问题，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相信专家，听从专家的见解。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人从事专门的研究，他整天就干那个，别的什么都不干，自然越专越精，以至这些领域之外的非专业人士，难以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个“吃瓜”群众，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谓“族徽”是古文字和上古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而对于古文字和依托于古文字解读的很多上古史问题的研究来说，我就是这样的“棒槌”，本来是没有资格谈论任何看法的。

不过若是转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许多专业领域，有时会因权威观点的屏蔽而形成某种认识的“盲区”，从而意识不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抵牾之处。

譬如，所谓“族徽”出现的时间，是在商代以至西周前期，至西周中期以后，就基本消失不见。这种状况，太不符合基本的人情事理了，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所谓“族徽”是一个鲜明而又形象的标志，它所标志的族属，只要没有灭绝，绝大多数家族是不会弃之不用的，更不会骤然之间所有家族都同时不再使用这样的标志。世间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再从统计相关性来分析，伴随所谓“族徽”的骤然消失，周人的金文出现了一个新变化：铭文字数大幅度增多，篇幅明显加长。这意味着所谓“族徽”更有可能只是在早期铭文铸造相对比较困难情况下所不得不使用的图形符号，用以概括表述某些特定的内容。图形符号表述的内容终究不如文字清晰具体，所以在长篇铭文流行之后，这些图形符号自然也就退出于世。我相信，至少这些所谓“族徽”中的一部分图形，必定是这样的图形符号。

这是个很大的大问题。面对上述困惑和疑虑，假如我们抛开所谓“族徽”不谈，并且也略过当代各路专家对姓氏起源问题的追索（我认为在更为科学合理地辨析清楚所谓“族徽”以及“氏族”之“氏”与“姓氏”之“氏”这一类问题之前，这或许也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单纯审视传世文献所体现出来的两周时期姓氏应用的实际情况，则宋人郑樵较早总结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逮清人顾炎武，复详细列举相关事例，进一步阐释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近人王国维论商周间社会制度的变迁，也认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讫于春秋之末，无不称姓之女子”（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〇《殷周制度论》）。

清康熙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

这种男女之间在姓、氏应用方面的差异，也就意味着在两周时期姓与氏是同时并存的两类血缘或是种群、族属的标记符号。这姓和氏到底是怎么会事儿，我看今日各方专家们的论述，在很多关键点上，还只能是以理相测，更多的是借鉴各种西方社会学科理论所做的推论。史阙有间，这是早期历史研究中没有办法的事儿。诸家所说，看似各有合理之处，但也都存有一些不够透彻的地方。基于这一现实局面，在这里只能避重就轻（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避虚就实），看到什么说什么，看清楚什么说什么，简单说明一下我所看到的秦国皇族的姓氏问题。

“嬴政”还是“赵正”

本篇一开头我就谈到，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初识《赵正书》时，最吸引其注意的，大概应是“赵正”这两个字。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这平平常常的两个常用汉字，是因为前面我引述的中学课本中“嬴政自称始皇帝”的说法，表明“嬴政”这俩字乃是秦始皇的家姓人名。事实上，“嬴政”是秦朝灭亡以后，人们在称谓其始皇帝姓名时最为通行的用法，例如西汉时人扬雄著《法言》，就有“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云云的说法（《法言·重黎》）。大家看得、讲得已经很习惯了，习惯了把这个家伙称作“嬴政”，所以才会对“赵正”这一称谓感到十分讶异。

“嬴”是秦始皇他们家的姓，这事儿见于《史记》明文记载。《史记·秦本纪》记述说，秦人的先祖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关于这种“赐姓”，许许多多相关的专家，努力做过种种不同的解释，但在这里，我想抛开这些既有的认识，单纯就《史记》文本所能直接看到的讯息，谈一谈自己简单的认识。

按照上文所引郑樵的看法，“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顾炎武则具体阐释说，与国君公子等相比，“最下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换一个形式来表述，概括两人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氏”本来是一个世上没有的符号，后来，大概是从担任“卿”或“大夫”这些高级官职的人开始，才有了所谓“氏”。其作用，是给这些高官以一个特有的标志，用以“别贵贱”，也就是清楚标识这是一个具有高贵身份的家族。顾炎武云“氏”起始于卿大夫的看法，虽然还可以进一步斟酌，但“氏”名后起之说，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氏”既如此，那么“姓”呢？就秦人的“嬴”姓而言，如上引《史记》的文字所见，是由于大费为舜帝“调驯鸟兽”大告成功，致使“鸟兽多驯服”，才被舜帝赏赐给他这个“嬴”姓。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古代所有的“姓”，如“嬴”姓的来由所见，恐怕和“氏”一样，都是随着历史发展，演进到一定阶段之后，才逐渐生成的。要是秦人原本就有自己的“姓”，还何须“赐姓”，又何以能轻易抛掉自己标志着祖宗血脉的“姓”去使用别人的“姓”？即人之初，“姓”本无，“氏”更没有，而具体族属得“姓”的缘由，本质上应当与得“氏”的缘由一样，也是用以标志其特定的尊崇身份。

关于姓氏的起源，《左传》中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说法（《左传》隐公八年）。按照晋人杜预的解释，所谓“因生以赐姓”，是指依据其出生的地点来赐予“姓”的称谓；与此不同的是，“胙之土而命之氏”，则是指依据分封的地点来命名“氏”的称谓（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简单地概括，这里显示的“姓”、“氏”称谓差别，不过是源自生地还是得自居地而已。司马迁记述说秦人先祖大费蒙“舜赐姓嬴氏”，“赐姓”而谓之曰“嬴氏”，这本身已经透露出“姓”与“氏”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后生后得。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下面就让我们从秦国君主到底是姓嬴还是姓赵这一问题出发，来看“姓”与“氏”的关系。在《史记·秦本纪》的篇末，司马迁写有如下这样一段文字：

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具体区分开来，狭义地讲，这里所说“以国为姓”，实际是指“以国为氏”，司马迁的说法，并不十分清楚（参据郑樵《通志》卷四《秦纪》）。据此，显而易见，《左传》记载的赐姓命氏制度，就其发生的次序而言，是先有“姓”，然后再从同姓之中析分出“氏”。具体就秦君之姓氏而言，则“嬴”为“因生以赐”之“姓”，“赵”为“胙土而命”之“氏”。

那么，按照太史公这一说法，是不是若从其“姓”就可以称之为“嬴政”，若从其“氏”就可以称之为“赵政”了呢？你要是说，反正他早就死了，我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那就可以，可是假若考虑到当时的规矩是怎样的，我们要是照规矩来说话，采用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那么，恐怕只能称“氏”而不能称“姓”。

关于这一点，宋人郑樵，早就有所论述，这就是前面引述的“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云云那段话，继此之后，郑樵复举述具体例证说明云：

女生为姓，故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妫、姞、妘、婤、……之类是也；所以为妇人之称，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类，并称姓也。奈何司马子长、刘知几谓周公为姬旦、文王为姬伯乎？三代之时，无此语也。（《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

请注意郑樵举述的例证里面就包括嬴姓。以后顾炎武、王国维辈复进一步详细阐释这一制度，基本上还是这么个说法。秦始皇当然是个男子汉，所以，若是依据所谓三代的礼制，自然不应有“嬴政”这样的称谓，称作“赵政”才合乎规矩。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似乎并没有称周公为姬旦、文王为姬伯的说法，但他确实也没有清楚、概括地讲述过姓、氏的区别及其由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应与郑樵所说“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的实际情况有关，故郑樵复谓之曰：“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通志》卷首《总序》）顾炎武对此，也有同样的说明，而表述的文句，更为清楚，即谓：“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

根据郑樵和顾炎武上述说法，自秦始皇一统天下时起，“姓”和“氏”似乎已经混而为一，但我理解这也不等于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了解到“氏”是从“姓”中析分出来的符号标志，同时也了解到此前并不是家家都有“氏”名，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在姓氏混一的大秦帝国，对于天下绝大多数人家而言，已经有“氏”的一定还是沿用旧有的“氏”，以“氏”为“姓”，而原本只有“姓”而没有“氏”的人家，就还是使用旧有的“姓”，只不过现在不管是男是女，一家人都用一个共同的“姓”而已，所混而同一者乃是“姓”与“氏”这两个符号的社会功用。

这样看来，秦始皇不称“嬴政”而称作“赵政”或是“赵正”，也就是沿用其既有的赵“氏”为“姓”，不就符合秦朝的实际情况了么？因为如前引司马迁语所云，“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本纪》对这一赵氏的来源，还有更为具体的记述，乃谓之曰：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按照“胙土命氏”的规则，这位造父的后代不姓赵又该姓什么？他们不是赵家人又能是谁家的人？所以顾炎武就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称秦始皇“姓赵氏”便是以这个“赵氏”为姓，这是司马迁将“姓”、“氏”二者混而为一的结果（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氏族”条）。其后清人洪亮吉更特地考述云：“此秦氏赵所由来也。”（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之二录卷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考辨的结论，也说“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之事“是秦之所以氏赵”（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六《秦始皇本纪》）。

然而，实际的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史记》对秦始皇姓氏的记述，颇显扑朔迷离。前引司马迁语，谓嬴姓之后“以国为姓（氏）”，具体的“国姓（氏）”则有“徐氏”以至“秦氏”共十三个“氏”（案据郑樵在《通志》卷四《秦纪》和卷二六《氏族略》中所做的考述，这十三个“氏”，并不都是“以国为氏”），而所说“秦氏”之“秦”应该就是秦始皇身在的秦国，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又会有“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而“为赵氏”的说法，前言后语，岂不明显相互抵牾！

关于这种“以国为氏”以及与之连带的另一种“以邑为氏”的原则，郑樵具体解释说：“一曰以国为氏，二曰以邑为氏。天子诸侯建国，以国为氏，虞夏商周、鲁卫齐宋之类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为氏，崔卢鲍晏、臧费柳杨之类是也”（《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其实不惟“鲁、卫、齐、宋”之国，“秦国”亦且如此；不惟“崔卢鲍晏、臧费柳杨”之邑，“秦邑”也是这样。

司马迁称“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而“为赵氏”，其实这个“赵氏”的得来本来就很勉强。按照《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秦始皇这一家族虽与造父同祖蜚廉，却是出自另一支系。他们这一支繁衍以至大骆、非子，才“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一支居处于赵城，而是由于受封于赵城的造父深得周穆王（即《史记·秦本纪》所书“缪王”）恩宠，才硬蹭将上去，强搭着以赵为氏。

但也就在非子之时，秦始皇的这位直系先祖，实际已经西居关中的犬丘，后又为周孝王牧马于汧、渭二水之间地带，因“马大蕃息”，周孝王令其“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史记·秦本纪》复记云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显而易见，这意味着秦嬴、秦侯、秦仲，都是以邑名之“秦”为氏，不再沿用得自“赵城”的“赵”氏，此即顾炎武所说“氏一再传而可变”者也。“秦嬴”这一名号，“氏”与“姓”并俱，其自身正很好地体现出“氏”与“姓”的关系。其后秦人至襄公被周平王册封为诸侯，始以秦名国，按照以国为氏的原则，仍然还要沿承“秦”这个氏名，这也就应该是司马迁所说“以国为姓（氏）”的那个“秦氏”，郑樵即明确阐释说：“秦，氏也。”（《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 其实春秋时期秦人对其君主以“秦公”相称的情况，即已清楚说明他们是以秦国这个国名作为家族之“氏”的。

“秦公”鏄与秦公“秦公”钟甲铭文（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铜器博物院编著《守望家园》）

顾炎武看待所谓“以国为氏”的问题，从表述的形式上看，与前引郑樵的说法似乎有所不同，乃谓之曰：

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

这里所说“践土之盟”的“载书”，是春秋时晋文公一次盟会的盟书，见载于《左传》定公四年。即使是按照顾炎武“国君无氏”而直接以“国”称之的提法并将其视作普遍的通则，秦始皇也同样没有理由一定要以“赵”为氏。

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说司马迁谓“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这样的说法，是明显违逆当时通例的，恐怕不宜信以为真。其实顾炎武“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的说法，本来也应是承自郑樵，而郑樵就是在驳斥司马迁所称秦始皇以赵为氏的说法时，表述了相关的认识：

按司马迁云始皇姓赵氏，此不达姓氏之言也。凡诸侯无氏，以国爵为氏，其支庶无国爵则称公子，公子之子则称公孙。公孙之子无所称焉，然后以王父字为氏，或分邑者则以邑为氏，或言官者则以官为氏，凡为氏者不一。今秦氏自非子得邑，则以秦邑为氏；及襄公封国，则以秦国为氏。相传至于始皇，亦如商周相传至汤武，岂有子汤、姬发之称乎？……岂有秦国之君而以赵国为氏乎？汉魏以来，与此道异，（司马）迁汉人，但知汉事而已。（《通志》卷四《秦纪》）

两相对比，可知这里“凡诸侯无氏，以国爵为氏”云云的文句，应即顾炎武“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之说的来源。

至清人梁玉绳撰《史记志疑》，复沿承郑氏此说，论之曰：

案：此《（秦本）纪》前云“非子蒙赵城姓赵氏”，《始皇纪》云“姓赵氏”，此论又云秦为赵氏。夫后人追溯所出，秦、赵可以互称，若专言其姓氏，岂容混冒妄载。……秦不当氏赵。（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至卷五）。

简而言之，秦始皇这位天下第一个皇帝就是他们秦朝、秦家自己的人，不管是“赵政”还是“赵正”的写法，都与当时通行的常规有违，其间应当另有特殊的缘由。

郑樵尝以为后世“秦氏”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家，便是“自子婴降汉，秦之子孙，以国为氏焉”，而这遵循的，乃是“国亡则以国为氏”的通则（《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对“赵政”或是“赵正”这样的用法，也就愈加感到困惑难解了。——“赵政”或“赵正”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其实是把一个超乎寻常的非常特别的事项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对它做出合理的解释。

“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

从事学术研究的困难，首先就难在我们必须面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已经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不是自我作古或自以为是地去师心臆造什么问题。

面对这一看似扑朔迷离的疑难问题，我们先要细心审看前人做过哪些解说。战国时人撰著的《世本》，称秦始皇“生于赵，故曰赵政”（《史记·秦始皇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引《世本》）。后来东汉后期人王符撰《潜夫论》，大概就是沿袭这种解释，谓秦始皇是因其“生于（赵地）邯郸，故曰赵政”（《潜夫论·志氏姓》），东汉末年人高诱，也说“（秦始皇）生于赵，故名赵政。”（《淮南子·人间训》高诱注）。可是，如上所述，在秦始皇之前，其父其祖，已经承袭了从居于“秦邑”时期起即获取的“秦”这一“氏”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因其出生于赵地就又轻易改用“赵氏”的情况呢？

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以为：

余尝问人，秦始皇何姓？或对曰嬴，或对曰姜，皆非也。此出自《史记·始皇本纪》：“生于邯郸，姓赵氏。”盖秦犹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之义，犹皇（德勇案：“皇”应正作“黄”）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于姚墟遂姓姚是也。降至于汉，人皆识其为姓。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燕王旦曰：“尉佗入南（德勇案：此处脱一“夷”字），陈涉呼楚（德勇案：此处脱一“泽”字），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颜师古注：“无炊火，言绝祀也。”正指始皇之姓言。太史公遽谓“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岂其然哉！（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

我想，对于很多没有关注过相关问题的普通读者来说，阎若璩这话，骤然之间，可能不会看得十分明白，下面容我来稍微做些解说。

清乾隆眷西堂原刻本《潜邱札记》

阎若璩在这里谈到的“秦始皇何姓”，我理解是指与“氏”对言的狭义的“姓”，如其所云“嬴”、“姜”之称，俱此类也，因而下文才会有“因生以赐姓”的阐释。在明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就会看到，阎氏这一认识的重要性，或者说这一看法的非同寻常之处，是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是向我们推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就是“赵政”或“赵正”这一姓名中的“赵”字，其本义是“姓”而不是“氏”。

这样的说法，固然能够开释秦始皇何以违逆祖规不再以“秦”为“氏”的困扰，但不再姓“嬴”改而姓“赵”，却给人们对古代姓氏制度的认识带来一个更大的冲击，即顾炎武所说历“千万年而不变”的“姓”，怎么想变就变、说变就变了呢？还有，复核《史记·秦始皇本纪》相关记载的原文是“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什么叫“姓赵氏”，这“赵”到底是“姓”还是“氏”？

有常规，还有变例；既有一般的情况，也有特殊的状态。这种多面性和复杂性，给我们的认知带来很大挑战，而挑战这样的困难，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就这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不管有没有直接和明确的史料。

特殊的史事既然已经出现，我们就应该努力关注，看看在它的背后存在什么特殊的原因。在历史文献当中，我们看到秦国的国君以“赵”字冠加于人名的前面，不只仅见于秦始皇，也是始见于秦始皇。这真就像司马相如所说的那样，“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史记·司马相如传》）。在我们讨论的这件事上，这个“非常之人”，就是秦始皇本人。

因为这个暴君太不一般了，想要啥就是啥，想干啥就干啥，不需要考虑人间的所有规矩，而是由着他来给别人定规矩。他凭空给自己创造了“皇帝”这个名号，他大笔一挥就废除了行之已久的谥法，他喜欢十月初一过大年，千千万万小民就得跟着过这个从来也没有人过过的年。后来看举国上下那些大臣小民都叫他折磨得没个人样，谁都不再像个人了，他又干脆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自称——“真人”。言外之意，似乎剩下的那些人就都是给他干活的牲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不难想象，这样的“真人”，再干出什么离奇的事情，就也都不足为怪了。

所以，阎若璩的解释，是合乎秦始皇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的。秦始皇不仅说改就改了“千万年而不变”、按照常理也不能变的“嬴姓”，还改变了天子给子民赐姓的老规矩，自己给自己换了个新姓。好在他自己就是天子，还可以说是在依循“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的老规矩。至于他是狼心狗肺缺德的畜生，还是深仁厚泽的积德之人，那就公道自在人心了。反正像李斯那样拍马屁的臣子说他“圣德广密，……被泽无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铭文），“真人”这个称呼好像也对付着说得过去。

进一步探求秦始皇成为赵姓人的具体时间，按照一般的情理来推测，这只能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统天下之际，也就是在他自封为“皇帝”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后不久一段时间内。这也属于秦始皇开国建置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则只能与他出生于赵国这一特殊历史因缘有关。

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出身，是颇有一些传奇色彩的。他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韩国阳翟的富商大贾吕不韦。其生身之母，原本是吕不韦宠爱的美姬。秦始皇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秦公子子楚，曾被送到赵国做人质。在这期间，一次子楚与吕不韦在赵都邯郸喝酒。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酒是色媒人”。几盏酒下肚，子楚不仅对这位美女产生了浓烈的爱意，非分之语，不禁脱口而出：请求吕不韦割爱相让。吕不韦为了将来获取更大的利益，恋恋不舍地献上了这位宠姬。商人吕不韦既爱美人，又更需要依附权势，心疼也没办法。

剧情发展至此，一直都很平淡，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波澜，现在也谁都会编。不过真实的历史，总是远远超乎无聊文人的想象之外。狗血的是，吕不韦已经让这位美女怀有身孕。不管子楚看没看出来，在意不在意，反正吕不韦在席上不会说，而这位美女除了长得美艳动人并且舞姿婆娑之外，脑子也很够用，直到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没告诉子楚这是谁替他做好了这前期工作。——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就成了人世间第一个皇帝：他就是秦始皇。

后来这孩子一即位成为秦王，便尊称吕不韦为“仲父”，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讲，也就是管吕不韦叫二大爷（《史记·吕不韦列传》）。没人说得清这是不是跟知道了这人才是他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爹有关。不过后来东汉的孝明皇帝直接把秦始皇称作“吕政”（《史记·秦始皇本纪》），揭人家前朝皇帝受孕出身的疮疤，就太不厚道了，也有失堂堂天子的身份。

世上那些非凡的人，不仅会有非凡的出身，往往还会颇有一些非凡的经历，秦始皇也是这样。秦昭王五十年，就在这个小孩刚生下来还不满三年的时候，他社会学意义上的爷爷派大将王齮兵围邯郸，危城之中的赵人，想要痛下杀手，杀掉秦国的人质子楚。又是吕不韦，花钱帮他买了条生路，逃脱出去，跑到了围城的秦军那里。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婆孩子实在顾不上了，只好扔在了邯郸城中。史称“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这母子俩儿重又公开身份，来到秦国，已经是六年以后的事情了（《史记·吕不韦列传》）。

好了，讲这个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这六年时间，秦始皇这个没爹的孩子总得有个身份吧？因为赵国当政的要杀他，可想而知，他必须另换个假身份，而他的妈妈既然是“赵豪家女”，所以最有可能的做法，便是以和这个“赵豪家女”同属一家人的身份，留在这个家里。那么，这位未来的秦始皇帝会用什么姓氏呢？最有可能的，便是用一个和他妈“赵豪家女”一样的姓氏，而这个“豪家”，也许就是与赵国国君同一家族的“赵氏人家”的人。

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根据，只是一种推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猜想。史阙有间，还能怎么做呢？秦始皇后来采用的“赵姓”，严重违逆当时通行的用法，理应有一个特殊的缘由，所以我不能不这样想；就是想得多了一些，也只能这样想。我推想，正是基于出生于赵国并且还在少年时代匿身于赵国甚至赵氏人家的特殊经历，才致使当上始皇帝的他，把自己的“姓”，改成了“赵”。如前所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写法，是说他“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他一生下来就“姓”了“赵”的印象，但所谓“胙土命氏”是得把这块土地封给他，而不是你生在这儿这地儿就算你的了。

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统天下之前，秦国君主这家人的姓氏，是“嬴姓”，“秦氏”（更早在秦嬴之前，“姓”当然还是“嬴姓”，却强赖着勉强用了一段时间“赵氏”）；大致从秦始皇二十六年时起，“姓”改成了“赵姓”，“氏”则还是秦氏。看起来好像是转了一圈之后又重归于“赵”，但此“赵”非彼“赵”，是“姓”不是“氏”。

由此看来，前人称秦始皇为“嬴政”，是因为不了解相关姓氏演变实况而行用的一种错误说法。核实而论，若从其姓，可称作“赵政”或是“赵正”；若从其氏，则亦可称作“秦政”或“秦正”（《汉书·贾山传》所载贾山在汉文帝时进上的那篇《至言》，就是名始皇曰“秦政”，作“秦正”者如《毛诗正义》卷首唐孔颖达序）；甚至还可以像汉明帝一样，从其生物学意义之实而呼作“吕政”。不过，我们研究历史，不是要回到历史中去生活，弄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儿也就行了，不必那么较真儿复古；况且错误的历史，也是既成的事实，故不妨从便就宜，将错就错继续胡乱叫。“嬴政”，懂的人更多，人们也更习惯。

艺文印书馆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

前面论述过程中引述的郑樵、顾炎武的研究结论已经向我们表明，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正是在秦朝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即所谓“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若是按照我在上文提出的看法，这个划时代的转折的形成，或许与秦始皇不顾旧制给自己赐姓改姓具有一定的关联，秦始皇此举甚至可能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诡异。一方面，秦始皇援依古制，“因生以赐姓”；另一方面，他又悍然毁弃了“姓千万年而不变”的传统。仅仅这么个胡乱弄法，所谓“姓氏混而为一”，恐怕也就是必然的发展结果了。

当然， 每一项重大的社会变化，都不会是偶然发生的，一定还要有更为深刻的渊源。我认为，周孝王令非子“号曰秦嬴”以使其“复续嬴氏祀”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姓氏混而为一”的必然性。因为此时“姓”还就是“姓”，“氏”仍就是“氏”， 这里所说的“嬴氏”实际上指的应该是“嬴姓”，非子此前所冒用的“赵氏”本与其出自“嬴姓”这一点并行不悖，何须一定要改而以“秦”为“氏”才又得以承续“嬴姓”之祀？这可以看作是“氏”重而“姓”轻、“氏”实而“姓”虚、“氏”显而“姓”隐的一种体现。顾炎武云“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姓”条），其进一步演化的结果，必然是“姓”趋同于“氏”。这一演化历程的转折性拐点，即郑樵所说“秦灭六国，诸侯子孙皆为民庶，故或以国、或以姓为氏”（《通志》卷二七《氏族略》三）。所谓“姓氏混而为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姓”同一于“氏”。

在这一总体背景下看秦始皇改“嬴姓”为“赵姓”这一举措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改“秦氏”为“赵氏”了，但这只是姓氏制度演变总体趋势下所呈现的客观结果，而不是其发生的缘由。逮秦朝灭亡之后，皇家的“赵姓”，以姓为氏，在表面形式上，与源出于赵城的“赵氏”，完全相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旁支族人，沿承旧规，仍是以国为氏的“秦氏”（附案秦桧或即源出于此，若然，则千年之前与赵家本是一家子人）。其实姓氏制度转变所造成的这样的结果，到汉代仍有残留，即汉家天子固然是刘氏，可是汉亡之后，亦别有“子孙或以国为氏”，存其古道，成为“汉氏”（《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

如此看待秦始皇改姓为“赵”这一史事，会有助于我们更加顺畅地理解一些相关的令人费解的现象。

其实前面引述的阎若璩的看法，已经述及这一问题。这主要就是像西汉初年人陆贾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语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还有汉昭帝时燕王旦所说“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语出《汉书·武五子传》），他们二人以“赵”称秦，孙吴韦昭以秦人曾行用“赵氏”来做说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唐司马贞《索隐》），清人梁玉绳则以“秦、赵同祖，后人或可互称”作解（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其实更早的时候，唐人司马贞已经见到有同样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可是对于汉人来说，“秦氏”近在眼前而他们行用的“赵氏”已去其甚远，舍近趋远，很不合情理；梁氏则并没有能够举述其他氏族也有这种同祖互称的事例，似亦难以取信于人。比较而言，还是阎若璩以秦始皇的“赵姓”来解释，更为合理，即“降至于汉，人皆识其为姓”，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西汉前期成书的这篇《赵正书》，才会把“赵”字冠于秦始皇的名字之前。若是仔细读书，我们还可以看到，本来南朝刘宋时人裴骃早就阐释说“赵氏，秦姓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裴骃《集解》）。

话说到这里，要是想在历史上找个人出来为史籍中对姓氏制度认识的混乱负责的话，那么，太史公司马迁可能是难逃其咎的。因为“姓氏混而为一”的重大转变发生在秦代，到了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中期，其旧有的状况，已经模糊不清，所以《史记》中相关的记载，对“姓”和“氏”的表述，往往会有一些混乱和错讹。顾炎武谓“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氏族”条），这还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陈述，而郑樵却对《史记》这一缺憾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径以“司马迁不通姓氏学”斥之（《通志》卷四《秦纪》），实亦良有由也。

（本文标题与小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