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艺术博物馆呈现东西文明交汇处的阿富汗国家宝藏

4月18日，“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超过230件（套）阿富汗文物，按出土地点将展览划分为四个单元，即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遗址，分别呈现了阿富汗在青铜时代、希腊化时期、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贵霜王朝四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另外，展览中还设置了“阿富汗考古与艺术文献展”的附属单元，通过回顾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去陈述一个多元的、直观的与中国文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阿富汗。据悉，展览持续至6月23日。

2017年3月，一批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藏文物走进故宫博物院，以“浴火重光”为题，在午门东雁翅楼盛大展出。展览主题彰显了这批珍宝极其特殊而惊险的传奇经历，吸引广大中国观众的目光。故宫展览结束后，这批珍宝先后赴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等6地巡回展出，所到之处皆掀起公众对阿富汗文明与文化关注的热潮。此展原计划第7站抵达南京博物院。为配合今年5月在京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在北京举办“亚洲文明联展”，而这批阿富汗文物则有缘在赴南京之前重回北京，作为“亚洲文明联展”之分展，在清华大学重装亮相。这也是这批文物在十余年的全球巡展历程中首次进入大学博物馆。

法罗尔丘地

据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中考古发现的用青金石制作的大量艺术品可知，阿富汗文明的起源可能也相当的早，因为当时青金石的原产地只有一个，那就是位于今天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山区。1965年，与青金石原产地相邻的巴格兰省几位农民据说在一处叫法罗尔丘地的地方，发现了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农民们为了均分和变卖，将这些金银制品切割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经喀布尔国立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共追讨回5件金器（计940克）和12件银器（计1922克）的残件。虽然专家们后来根据农民们的说法到所谓“发现地”去试掘，却一无所获，也许农民们根本就不愿意说出这批宝藏的真正发现地点。

这批金银器的纹饰，可以分为几何纹、动物纹和素面三类。本次展出的分别是1号几何纹金杯、4号公牛纹金杯和5号公猪纹金杯的残件。1号杯中的凸字纹（阶梯纹）是中亚早期文明中十分常见的纹饰，而4号杯上的胡须公牛形象，显然来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们隶属于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个定居型文明——阿姆河文明，更多情况下被称作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共同体，区域范围以阿姆河流域为中心，包含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考古发现的证据显示，该文明与其西部的伊朗高原的早期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其南部的印度流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这说明了阿富汗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就是多文化交汇之地。

 阿伊哈努姆

1964年至1978年，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哈尔省的喷赤河东岸和科克恰河北岸的交汇处，发掘了阿伊哈努姆古城，这是当时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萨米尔汗（1914-2007）于1961年在此地狩猎时发现的。该遗址曾被认为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之后于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的，但据新近的相关研究，当是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安条克一世（公元前281年-前261年在位）于公元前280年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并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的统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直至约公元前145年游牧人的入侵而导致该城的毁灭。

该城东西宽约1.5公里，南北长约2公里，城墙约3.2公里，呈三角形，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东60米高的山顶上建有卫城，城中一条长约1,700米的大街纵贯南北，“拥有希腊化城市的所有标志”，如：依山而建的直径84米、有35排座位、可容纳4000-6000人的剧场；大型的竞技场（100×100米），希腊人对赫尔墨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奉献铭文被发现刻在其中一根柱子上；古典式三种柱头（多克利、爱奥尼亚、科林斯）的柱廊庭院；贵族住宅浴室中希腊古典风格的马赛克地板；随处散落的希腊式棕叶形或双翼状瓦檐，等等。城内城外，还建有多个神殿，其中最大的一座，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建筑样式，里面却坐着可能高达5-6米（据巨大的脚部大理石碎片推算）的宙斯塑像。遗址内发现的大量钱币、石器、青铜、神像和人像等，均打上了深深的希腊化的烙印。

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因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中止，发掘报告至今尚未完全出版。非常不幸的是，战争期间，这里沦落为战场，如今，地表遗存已几乎消失殆尽。

  蒂拉丘地

根据中国《史记》《汉书》等古代史籍记载，月氏人原本居住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人打败后，便一路向西迁移，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征服了大夏，在妫水（阿姆河）的北岸设立王庭。通常认为，月氏人征服的“大夏”，就是希腊人后裔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然而，“大夏”一词得名于说吐火罗语（Tocharian）的游牧族群，他们其中的一支，当是塞克（塞种）人，因受到月氏人的逼迫向南迁移，约在公元前145年灭掉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建立所谓“大夏”。

几年后，约公元前139年-前130年间，同样说吐火罗语的月氏人来到阿富汗北部，灭塞克人的旧“大夏”，建立了新“大夏”——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访。月氏人又分其国为五部翕侯统治，公元1世纪中期，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丘就却（？-约75）“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这就是后来鼎盛一时的贵霜王朝。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其时代正是公元1世纪前期，也就是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丘就却统一五部之前——这百年间的早期阿富汗历史目前尚不清晰。

蒂拉丘地，字面意思是金色的丘地或土墩，直径约100米、标高约3米，原本是一座青铜时代的拜火教神坛，后被利用为墓地，遗址位于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的席巴尔干市。1978年，由前苏联和阿富汗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1男5女），出土了约21,618件金、银、铜、象牙、宝石等各种材质制作精美的文物。这批数量惊人的宝藏，将多种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是丝绸之路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黄金饰品等，也无疑证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际性、创造性和多样性。

墓葬年代的上限，由3号墓出土的一枚印有罗马皇帝提比略（公元14年-37年在位）像的金币所确定，这种类型的硬币是公元16年-21年之间在罗马帝国的吕格杜努姆（今法国里昂）铸造。关于6位墓主的族属，有三种说法：塞克人、月氏人或帕提亚（安息）人，更多学者倾向于是月氏人的某个首领（也许是翕侯）及其眷属，甚或认为男性墓主是丘就却的父亲赫拉欧斯（约1年-30年在位）。

贝格拉姆

贝格拉姆位于喀布尔市以北60公里，帕尔万省内古尔班德和潘杰希尔两条河流交汇处，靠近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的萨朗山口，乃沟通山南与山北最便捷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尤其重要，如今仍是贝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所在地，外人难以踏足。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这里被称为高加索的亚力山利亚，要塞中驻扎了大量的马其顿人和希腊雇佣军。传统上，这一区域叫卡比萨，644年，唐僧玄奘（603-664）路经此地，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迦毕试”。公元125年以后，月氏人征服这里。

一般认为，贝格拉姆遗址是第四任贵霜王迦腻色迦（127年-140年在位）的夏都，正是在这位君主的手中，贵霜王朝达到鼎盛，不仅国土疆域扩张到最大，更因地处东汉与西方广泛贸易的中心位置而获益颇丰。公元89年，《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写信给随军出征北伐匈奴的弟弟班超（32-102），提到：军队携带了1000匹丝绸，用来交换月氏马、苏合香和毾㲪。公元90年，贵霜王助汉军攻打车师有功，因求汉公主，被班超拒绝，心生怨恨，于是遣军七万攻超，为超所败，纳礼求和。正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发源自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影响深刻且久远。

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开始调查和发掘贝格拉姆古城遗址。1937年和1939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先后在被认为是皇宫区域的两个当时就被封堵的房间中（编号分别为第10和第13室），发现了约2000件珍贵文物，无可置疑地再次证明了阿富汗作为东西文明交汇中心的独特历史价值：希腊罗马风格的青铜铸像和石膏浮雕、印度的象牙雕件、叙利亚的玻璃、埃及的银器和石制器皿等——甚至，还有9件中国汉代的漆器。

这两个房间，到底是贵霜王朝用来囤积历代珍宝的皇家宝库，还是商人经营东西方奇货的仓库？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出土文物的年代可以定为1世纪和2世纪之间，让这批珍宝因241年萨珊王朝第二位君主沙普尔一世（240年-270年在位）的入侵而遭埋藏的推测，成为可能。20世纪三十年代，阿富汗贝格拉姆古城与意大利庞贝古城几乎同时发掘，成为令当时的世界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界无比激动的盛事。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该遗址已经毁于20世纪晚期的战争年代。

附属单元 阿富汗考古与艺术文献展

早在1939年，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就展出了部分出土于贝格拉姆的文物。自从2002年阿富汗国内局势趋稳后，战乱中流失、藏匿于各处的文物被学人们顽强地重新整理出来。学人们决定要通过文物展览向世界展示一个与曾经发生血腥暴力战争不一样的阿富汗，以此来对抗恐怖分子毁坏古代文物、毁灭古文明的恶行，让人民意识到古代文化和宗教共融共存的事实。2006年，从战争中劫后余生的阿富汗珍宝，被运到集美博物馆，以进行整理修复，之后，便一直在世界各大博物馆进行巡回展出（2017年3月开始中国之行），像个旅行者一样穿越大洲大洋，观看着当今世界和人间百态。巡展不仅吸引了全世界各界人士的关注，也成为阿富汗战后文化复兴和文化宣传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经历战争劫难，被学人们用生命作为代价保存、用尽毕生精力研究的珍宝，其价值本身已经超越了文物本身的含义，也是历代学人捍卫文化尊严的直接体现。同时，历次展览的主题构成、策展方式也与阿富汗考古学及艺术史的发展一脉相承，体现出了该国将近百年深厚的人文科学研究历程。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错失了参与研究的最佳机遇，因此我们回顾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陈述一个多元的、直观的与中国文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展览也很有必要。我们特设一个单元，将相关考古图录、展览档案和人物影像展示出来，以铭记过去、思考当下和探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