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的“数据不朽”：赛博时代我们如何崇敬神圣？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下午6点50分左右，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座建筑损毁严重。着火位置位于圣母院顶部塔楼，大火迅速将圣母院塔楼的尖顶吞噬，而这场大火很可能是因为意外产生的。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感叹。与此同时，法国游戏公司育碧捐助了50万欧元用于重建巴黎圣母院，并将旗下的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免费开放下载——这款游戏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为背景，因此高度复制了巴黎圣母院，通过此举，育碧表示希望让玩家在游戏中重温完整的巴黎圣母院。此外，据称由于游戏中的复刻极为到位，因此《刺客信条：大革命》将成为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的重要参考。一方面，巴黎圣母院似乎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符号，除了大教堂这一身份外，它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标志性事件，并通过雨果的小说成为了经典的文学意象。它耸立在宗教、政治、历史、美学以及文学的交汇点上，它是人类崇高理念在建筑上的象征之一。它的烧毁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打击。但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已经可以完美模拟出巴黎圣母院了，并且，无须借助什么特别前沿的科技，我们竟然可以在一款电子游戏中见到巴黎圣母院的高还原副本。在崇高理念和现代技术带来的赛博化进程之间，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巴黎圣母院以及我们人类自身的“命运”呢？本文尝试从巴黎圣母院的符号象征和拟像与生成理论去切入这个问题。

巴黎圣母院与符号学的兴衰

巴黎圣母院的损毁让人感叹，它不只是一栋建筑，同时也具有重要的象征内涵。在天主教的传统里，教堂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建筑内部的大量空间看起来是“非实用”的，它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的空间。而建筑这种媒介本身也象征着某种永恒性，类似于上帝在大地上无中生有的创造，而建筑的坚固性让它可任凭风吹雨打也不会轻易消失。

建筑这种永恒的梦想让它成为了天主教的代表性符号，它代表着宗教权力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对于符号的解读只有通过这种权力才是合法的：只有神职人员对《圣经》的解释才是正当的。而且在天主教权力盛行的时代，所有的艺术作品的符号含义要与天主教有关，才是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的，如果人们从画中看出了别的东西，那要不就是观众“想多了”，要不就是这幅画低俗甚至邪恶。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建筑是最难以被摧毁的，所以它的符号含义必须是最稳定的，天主教的教堂必须象征着主的荣光，而不是别的东西。因此这次巴黎圣母院的受损，对于天主教教徒而言是上帝荣誉的受损，这份悲痛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在宗教与政治的千年博弈中，两者不断交换着各自的话语。其结果之一是，政治吸收了宗教关于崇高理念的道说方式，并逐渐将其运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宗教热诚被复刻成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可以以相同的逻辑被设立为一个政治的符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圣母院，在更为世俗的意义上象征着国家，尤其是这一国家的历史。

今天的欧洲乃至世界已与中世纪迥异。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并创建了新教，将解释圣经的权力从教皇那里交还给了普通人，这一行为动摇了那些神圣的宗教符号的固定含义。同时，在文艺复兴后，艺术作品也不再需要总是围绕着上帝和神圣的领域，这不只是扩大了创作的领域，同时也扩大了解释的领域，人们开始有权从作品里面读出和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同的含义。新教的教堂比起天主教的教堂风格上也是从简得多，因为建筑符号的重要性已经被削弱了，哪怕是被简化的符号一样能代表上帝，相反，如果没有信仰，那么神圣的符号也未必能代表上帝。在政治层面上，这种符号意义的削弱要稍晚一些，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宗教情感缺失之后的代偿机制，然而它在资本主义现代官僚制的合理化进程下也日渐被祛魅。至此，留给我们的是“文明”或“文化”这样更为模糊的领域。

雨果曾说过“小的会战胜大的，文学将会杀死建筑”。这句话不只是狭义上的建筑的衰败，而是符号学的衰败，因为文学所带来的多义性、暧昧性将原来稳固的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连接打碎了。这句话甚至预言了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解为能指（声音、图像）与所指（概念）的组合，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随意的；精神分析家拉康将此理解激进化，认为能指优先于所指，两者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shu这个发音不总是指向“树”这个概念，还可能指向着别的东西。同样，教堂这个实体，也未必总是指向着某一个固定的概念（比如上帝或是国家等等）。这伴随着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宣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将巴黎圣母院看做文明或是文化的象征，这已然是一种现代性气质的话语，与更早期的宗教符号或是政治符号相比，这种象征只能维持一种稀薄的统一性。

神圣的符号：成与毁的辩证法

可以看到，在网络上虽然大家都在谈论着巴黎圣母院着火事件，但是大家对于它的象征并不总是一样的。比如对于国内民族主义者来说，巴黎圣母院是英法联军的象征，而它的意外是当年他们侵略中国烧毁圆明园的“报应”。而另一些人谴责说巴黎圣母院是全人类的瑰宝、人类文明的象征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国的政治势力也将巴黎圣母院看作是国家民族的象征，从古老的宗教那里“继承”了民族和国家的合法性。

我们当然不满足于当《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嚷嚷着“他什么都没穿”——现在谁都知道巴黎圣母院就是一座建筑，人们表现出惋惜与悼念，但也不至于说它的烧毁就意味着什么东西的破灭。巴黎圣母院是一个符号，这没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一符号，以及，我们需要的是怎样一个符号？

在步入现代之后，作为符号的巴黎圣母院与其意义的绑定不断松解，歧义、偏差与误认日渐瓦解着其统一性。但这并未将我们带向一个完全离散的世界，相反，在这种瓦解中我们看到了两个积极的倾向。一方面，作为随着解绑的不断进行，原先被赋予了“神圣”“伟大”这类词语的物被祛魅，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崇高价值的消亡，而是意味着重估的契机。另一方面，这种重估不得不以新的绑定而告终，人们依旧需要一个稳固集体表征来作为能指链滑移的驿所。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依旧有一个共识：不管它象征了什么，总之它都有所象征。

看起来狭窄的民族主义者和胸襟广阔的世界主义者的姿态是高下立判，但是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把圣母院看作是某个大写观念——它足够大，以至于模糊——的表征，由此赋予坚固的历史意义，一砖一瓦都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辉煌，它的美都是与天主教式永恒不变的宏大观念相关（如前文所说，这也是建筑术原来的梦想）。虽然我们活在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和时代，但我们也难免掉进这种符号学之中。这也许意味着我们还渴望着一个坚固的符号来保证同一性历史，同时把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这次偶然着火）排除出去，仿佛这样一烧，就必然象征着文明的衰败，仿佛如果建筑这个永恒的见证者保持不变，我们就能相信历史总是同一个历史。

我们需要一个坚固的符号确保历史同一性，确保世界的可理解性，使得我们的在世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值得一过。因此，建筑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意义的筑建，它以壮观、美丽、牢固的姿态中断了令人抓狂的能指滑动与意义缺失。然而当事关“伟大”的事物时，这种对符号具象化的诉求便表现出一种“亵渎”（我们姑且使用神学的术语）的性质：敢想象吗，只需烧掉一个屋顶，我们就能摧毁整个文明！这一座不及通天塔万分之一的“小”教堂，何德何能能够作为文明或文化的神圣符号，它如何象征着那些本质上宏大到难以言说的东西？因此，当我们试图将符号具象化时，我们是在做普罗米修斯做过的事情，即将本不属于人的崇高之物攫取到凡尘，当它照亮我们的此岸世界时，它本身的神圣性也大打折扣。

换言之，我们总是做着相反的事情：一方面试图让世俗神圣化，另一方面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是让神圣世俗化。出于这一点，我们永远无法停止将崇高的观念置入某个易朽之物中。“道在屎溺”，这一点保证着我们尚处于神圣的恩宠之下，哪怕我们身在卑贱之地。事实上，除了亵渎之外，本质上有所缺憾的人类还能以何种姿态崇敬神圣？除了人为的、可朽的祭品之外，人类竟还能大胆到敬献那些本不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巴黎圣母院终将毁灭，这同样是“建筑的梦想”。而当雨果在文字中建造他的巴黎圣母院时，他无疑是将这种亵渎公开了出来：建筑的朽坏至少需要百年时间，语言的误解只需要顷刻。任何言说都承担着背信弃义的危险。

教堂注定会烧毁，神圣注定无法驻留，符号注定要离散，人们注定经历惊惶。因为如果没有朽坏，永恒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这一永远无法抵达合题的辩证运动中，我们看见了接连不断的废墟与永无休止的建造。

巴黎圣母院的数据模型。Andrew Tallon，《NOTRE-DAME De PARIS SOUS LA DIRECTION DU CARDINAL ANDRé VINGT-TROIS》

赛博时代的拟像与生成

4月16日，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把这次灾难转变为团结的机会”。事实上，无论是基于“政”还是基于“教”，重建巴黎圣母院都是必要的。有趣的是，就算是《刺客信条》的游戏厂商也打出“让人们在游戏中重温完整的巴黎圣母院”的口号。对此问题上我们需要谨慎地追问，通过游戏建模出来的巴黎圣母院，真的是那个唯一真实的巴黎圣母院的表征吗？或者说，那个在游戏中无比逼真的圣母院，其实是一种新的创造？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看来，答案肯定是后者。虽然游戏里的圣母院是按照历史的圣母院建的，但是和它并不是同一样东西，游戏中的圣母院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去建造的。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赛博化的巴黎圣母院，它的质料不是木石砖瓦，而是不可见的数据。

但问题是，既然巴黎圣母院等等所有“人类文明的遗产”都可以用建模的方式保存下来了，它们都可以在数据库中实现不死了。在雨果所说的“文学将会杀死建筑”之后，数据又可能将会杀死了文字。若我们忘记了数字建模不是一个唯一的真实世界的表征，而是充满创造可能性的空间的话，我们又会重新被数字建构起来的“超真实”所征服。或许在数字技术彻底成熟之后，我们会陷入一种易朽性的乡愁之中，我们会怀念那个万物终将终结的时代。那么那时候我们的焦虑可能并不是对于毁灭的焦虑，而是对不灭的焦虑，不是对失去的焦虑，而是对无法失去的焦虑——我们纵使有创造的可能，却总是被笼罩在巨大的历史的阴影之中。正如在电视剧《东京吸血鬼酒店》中孩子的父母被杀死后，马上就会有新的父母来代替那样。今天的圣母院毁灭后，我们马上就有《刺客信条》里的圣母院取代那样。我们对那“真实“的圣母院的哀悼或许是对已经不存在的大写历史的一种呼唤。

这种大写历史并不仅仅是神圣的历史，正如上文所说，在其背面我们发现了某种亵渎情结，以及人类对可朽的埋怨与留恋。某种程度上，《刺客信条》中的赛博巴黎圣母院的问题并不在于不够神圣——除非育碧请大主教来为他们的服务器或是有关巴黎圣母院的那些代码进行开光，同时清洗它充满BUG这一罪过——而是它太过“神圣”，数字化几乎是人类可以做到的离永恒最为切近的方式，而它完全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如此，这堪称是人类对于神圣的“教科书式的亵渎”。然而我们有朝一日会在游戏里面来到巴黎圣母院进行礼拜吗？（事实上，在中国已经有“电子祭奠”了）。这看上去极为荒谬，尽管赛博化的巴黎圣母院更坚固，并且理论上可以容纳比建筑实体更多的信徒，我们依旧需要那个更加“真实”的巴黎圣母院。我们尚未准备好进入真正的赛博时代。

在赛博世界中，我们应该如何崇敬神圣？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也并不遥远。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至1345年全部建成；与此相对，从计算机的诞生到赛博巴黎圣母院的建成只有七十年左右。在美剧《西部世界》中，人工智能研发者发现人类的意识完全可以被收束在区区几万行代码中。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许可以看到整个地球的赛博化。随着这个世界在赛博化中走向“超真实”，这一进程毫无疑问将颠覆我们对于不朽之物的观念。诚然这种“超真实”依旧处于崇高理念的俯视之下，我们并不会因此遗忘什么是真正的不朽；但问题在于，在赛博世界中我们难以经历真正的朽坏。那种建造与毁坏的辩证运动在此被终结了。或许我们不会因此离神圣更近，但我们一定会因此离人更远——“人，一个古老的物种”，如果它真的存在过的话。

令人局促不安的是，我们尚未弄清现实的真正模样，我们就将（可能是被迫地）告别现实。现实中的巴黎圣母院的倒塌成为了当下的国际性热点，它从烧毁到重建的每一环节都牵动着各方声音的解释与参与，我们对同一性的追求彰显着缺乏同一性这一现代性的事实。与之相对，《刺客信条》中的赛博巴黎圣母院似乎是一个和平安详的好去处。但真的如此吗？现实的冲突究竟是会随着赛博化进程所平息，还是会被结构性地移置到新的赛博世界？带着这些问题，谁也无法“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但暮色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