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速览：广东最慷慨，四川河南拿钱最多

文丨西部菌

地区之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参照维度有很多，最直观的是GDP，不容忽视的还有财政收入。

但由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税基税源可能相差甚大，落后地区依靠自身造血能力，未必能消化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供应负担，所以才有了作为财政平衡术的转移支付。

通俗来说，就是国家通过国税等手段把钱收上去，然后二次分配给地方，由富裕的省市输血供养落后地区。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税收返还三大类。

和GDP、财政收入飞速增长对应的是，转移支付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分税制确立的1994年，全国经济总量是48637.5亿，2018年增长到900309亿，翻了18倍左右；同时期的国家转移支付总额，则从497亿元增长到7万亿，翻了140倍左右。

这两天，第一财经对中国的2018年转移支付数据进行了梳理，哪些省份拿的补贴多？转移支付的整体地理分布有什么规律？

01 转移支付总量排名，四川河南全国领先

先来看第一财经制作的图表。

转移支付总量排在前五的地区，分别是四川、河南、湖南、云南、湖北，其中四川和河南超过了4000亿，分别是4779.66亿，4252.79亿。

超3000亿的地区，除了上述五省外，还有河北、安徽、黑龙江。

总量排在最末尾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北京、宁夏、海南、上海、天津，正好属于五个没有超过千亿的省市。其中天津只有551亿，不到四川的零头。

观察转移支付总量的省市排名可以发现，它和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联度。

江浙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创收能力向来很强。像上海的一般预算收入在全国可以排第三，比绝大多数省份还要高，2018年超过7000亿。

自己挣的钱花不完，还可以向外输血，拿到的转移支付自然相当少。比如浙江是1029.76亿，为四川河南的四分之一左右。

另外转移支付总量靠前的，大部分都是中西部地区，前十只有河北一个东部省份，沿海省份输血供养内地，体现出转移支付让区域经济平衡的初衷。

像拿钱最多的四川，它的扶贫压力并不小，国家给的钱有不少是留给了川西三州。排第四的云南同理。

除了经济水平之外，人口同样是转移支付的重要参照。总量排在前三的四川、河南、湖南，都是传统劳动力大省，2018年的常住人口数，最低的湖南也有6860.2万，河南更是接近一个亿，仅次于广东和山东。

02 人均补贴数据，西藏最高

转移支付总量，如果拆成人均数据，排名又会产生巨大差异。

排在前五的地区，分别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其中西藏人均转移支付高达52217元，是排在第二的青海的两倍。这五个地区，人均恰恰都超过了10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都是民族构成比较复杂的地区，同时区位和资源禀赋又相对较差，国家在输血上的力度，是全方位考量的结果。

此前西部菌曾发文《西藏的平均工资，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提到，2016年当地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就突破10万元大关，直追上海和北京。

工资高，很大程度上是转移支付补贴的结果，比如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等。它体现出国家的照顾，当然也是吸引人才去支援落后地区的建设。

排在最末尾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其中经济总量全国最高的广东，一方面最慷慨，财政贡献大，另一方面人均转移支付只有1409元，是西藏的2.7%。

按照人均数据的省市排名，和GDP的排名高度吻合。因为转移支付总量最高而成为话题中心的四川，人均数据只排到中游水平，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夸张。

有的地方要靠输血，有的地方能自给自足，依据财政的盈余情况，各省市对国家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同样不尽相同。

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最高的西藏达到764%，最低的上海只有9%。这个榜单和人均转移支付排序比较吻合。占比超过100%，也即转移支付比公共预算收入还高的地区，以安徽为界，一共有18个。

值得一提的是，“PPP领投会”的梳理显示，用一般预算收入减去支出，收不抵支的地区共有24个。

就是说，中央财政依赖背后，其实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和福建在内的7省市，加上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5个计划单列市在主要输血供养。

03 也要看到落后地区的税收贡献

前面反复提到“输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任何褒贬色彩，只是一种客观描述。但在现实讨论中，它很容易引发各种与此相关的争吵。

比如不久前，养老金全国调剂制度实施后，南方养老金调剂东北救燃眉之急的话题，招来广泛的吐槽。

其中辽宁2018年的养老金补贴，就达到596.49亿，全国第二；黑龙江456.72亿，全国第五；吉林286.1亿，全国第八。

东北之外，饱受争议的还有四川，经常被指靠国家投钱。在普遍观念看来，就该自己挣钱自己花，富裕地区供养穷省有些不公平，会挫伤发达地区的积极性。

这种观念大前提没错，但忽视了重要一点。其实国家在对各地进行输血前，地方之间存在着典型税收和税源背离的情况。

说的直白点，富裕地区挣的钱，同样有落后地区的贡献。

税收和税源背离体现为多种情形。比如跨区域经营企业在注册地缴税，另外还有典型的总部经济策略。

很多大型国企，企业总部往往在北京、上海等地，其制造工厂则分布在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进行汇总纳税时，企业税收最终流入了总部所在地，导致税收发生了转移。

国家对地方税收返还的，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返还。之所以返还，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在税源的贡献地被征缴。以增值税为例，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导致落后地区税收流向了商品生产发达的富裕地区。

类似税收和税源相背离导致的不公，多年前就被学者广泛注意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2011年调查显示，税收收入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像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都属于税收的移入地区，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大部分省份，则处于移出状态。

基于公平考量，近几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才会逐渐加大，也是为了补偿落后地区所做出的牺牲，让它们能够有充分的公共品供应能力。

因此在评判各地的转移支付依赖度时，同样得看到，富裕地区对它们也有某种依赖，没必要彻底割裂开。

当然话说回来，转移支付追求的公平，不能等同于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转移支付能够缓解地方的财政困境，但它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解药，对方来说，过度依赖国家输血，反而容易丧失转型的动力，安于现状，同时影响发达地区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