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威笔记｜从历史到未来：马克思的眼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正文开头处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为照应，他在宣言的末尾处又说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在开头处说的话是基于事实判断的陈述句，在结尾处说的话是一种混合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行动主张。通过转译（paraphrase），我们可以将结尾的主张还原成两个独立且清晰的陈述句，即（a）未来的社会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以及（b）革命是升级版的阶级斗争，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新社会。在这里，句（a）属于事实判断，句（b）属于价值判断。

将开头与结尾联系起来可以引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递进问题：第一，为什么马克思会认为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二，为什么马克思能从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中推导出对于未来的事实判断；第三，革命可以带来一个不同的社会，但为什么马克思会认为这个社会更好，即马克思是如何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和马克思看待历史和社会的眼光有关。

马克思的眼光

《共产党宣言》的成文年代处在十九世纪中叶，距离十七世纪初完成的地理大发现已有两百多年，从操作上而言，在全球视野下勾勒人类的生活图景在当时已经变得可能，马克思的工作就是对这一主题的探寻。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的叙事极为宏大，涉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尽管主要篇幅聚焦于当时的西欧社会，但他会时不时地掺杂有关其他社会的论述，把他们当作影子案例（shadow case）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比如，从纵向上看，他提及了处在不同时间段的古罗马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从横向上看，他的观察范围也跨越不同空间带，东至亚洲，西至美洲，南至非洲，包括印度和中国都在文本中有所出现。但问题是，《共产党宣言》篇幅其实很有限，中文版字数不足两万，相比于书店里那些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字的世界文明史来说，简直短的难以想象。马克思是如何做到的？

历史有两种基本定义，一种是所有过往事件的总和，即实在性历史，另一种是基于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对不同事件的排列组合，即我们日常所言的叙事性历史。后者的展开必须以前者的发生为依据，但后者不会也不可能照搬前者，原因有二：第一，叙事需要以材料为基础，但材料并不总是充分，战争、气候变化、政治运动等意外情况都会造成重要材料的遗失；其次，叙事活动总会受制于媒介的物理条件，比如在纸张发明以前，叙事者为了克服记忆力的局限，只能采取短小精悍、有助于口传的语言形式，即诗歌。两个限制性条件——材料限制与叙事能力限制——意味着，叙事者在构建历史叙述时，需要遵循经济学的简单性原则（principle of simplicity），放到操作层面看，就是对叙事方向的规定以及对叙事尺度和叙事者位置的调整。

所谓叙事方向，指的是叙事者的问题意识。以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史为例。如果字数和版面不受限制，叙事者会漫无边际地把所有能想到的事件全部囊括其中，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小到社区街道的治理升级，甚至是杭州开一家Adidas旗舰店这样的事都不会落下，因为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只要发生在1978年以后的事情都可算作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但如果版面规定只有一百页的话，叙事者就不得不将事件按轻重缓急的标准区分。区分的最有效方式是设问。比如，当回答“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四十年能够保持高增长率，并且还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时，叙事者就只会保留诸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事件，至于社区和街道治理这类纯属边角料的事就会被剔除。马克思虽然选题很大，但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追问的核心问题是：西欧社会是如何从封建主义形态转型至资本主义形态的？

这个问题属于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范畴，所谓社会变迁，指的是一个社会从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演变到另外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的发生过程。不过，这种研究一经提出就会遭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诘难，因为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会存在什么稳定状态。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意思是说，河总是处在流动之中，流动是不变、同一的反义词，由于任何一个时刻的河总是和上一时刻以及下一时刻的河不一样，且人在两次跨入河之间必定存在着时间间隔，所以两次跨入的河不可能是同一条河。赫拉克利特的逻辑简洁明了，但他的说法听起来却非常违反我们的直觉，尤其是对地图工程师而言 ，因为如果一条河总是变化不断的话，那他就无法保证绘图与实际地形的“一一对应”，以至于每一分钟都在犯错。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地图工程师绝不会遇上赫拉克利特的困扰，因为他与光赫拉克利特观看河的位置与距离不一样。

赫拉克利特是站在河边紧盯河面的，他眼里的河是水波与浪花。水波变化频率非常高，当他把水波当作河时，就自然而然地以为河的变化频率也很高。但地图工程师的眼睛往往停留在水面以上相距百米甚至千米远的高地，他眼里的河不是波与浪花，而是河道。在自然界，许多河道的形成以及变化要经历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长，如果不以如此长的时间段作为观察尺度，河道变迁根本不会显现出来。换句话说，要判断一条河到底是处在运动中还是处在静止中，取决于谈话者的观察位置以及观察尺度。马克思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处理人类文明这等大问题，是因为他所采用的时间尺度是以千年计的长时段，当他把自己的位置定于整个世界的上方时，他眼里的社会是河道而非波浪。

马克思看到了什么？

自然界虽然连续无边界，但由于局部环境的差异和先天能力的限制，几乎所有物种都只能在固定的领地内栖居，并长期保持着稳定的种群规模，即便是一些常年迁徙的物种，情况也不例外。生物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生态平衡（ecological balance）。但是，当一些物种因人类活动进入一片本不属于其活动范围的新领地后，他们就会立马进入疯狂的增长期，因为新领地的环境缺乏抑制他们生长的条件。比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人仅将少量欧洲野兔在澳大利亚放生，由于当地有着丰富的草地资源，但又缺乏野兔的天敌，结果导致今天横行于澳洲的野兔数量已达百亿级，有不少当地野生动物因为适应不了野兔肆虐的环境而惨遭灭绝。资本主义在欧洲甚至世界的兴起，犹如欧洲野兔进入澳大利亚的情景，浩浩汤汤。

从公元五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西欧社会处在封建主义阶段，从十五世纪开始，逐步迈入资本主义阶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后世思想家基于对经济分配模式的划分而提出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以庄园领主制为基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后者则是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从社会运作的微观基础看，庄园制下最主要的经济单位是农地、商人车队与作坊，而私有财产制下最主要的经济单位则是农场、贸易公司与工厂——现在均被称为企业。后者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封建主义往现代资本主义转型时出现的新型组织。对于马克思而言，这里的“新”主要体现在数量上，即在经济活动的规模与经济行为的多样性方面，资本主义时代的组织远超封建主义时代的组织，但从运作机制的角度看，两类组织之间未有明显差别，因为都属于维持社会运作的“供养系统”。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曾指出，一个社会需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分别是手工业者、卫国者和哲学王，手工业者负责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卫国者负责社会的秩序维护，哲学王负责为社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这三类人的职能分别代表了社会运行所需的三套系统，即供养系统、安全系统以及方向系统。当这三套系统能有效合作时，一个社会就会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但如果某个系统出了问题甚至坏死时，整个社会就会瓦解。当新组织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陆续出现以后，原有的供养系统就遭到了冲击。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冲击只不过是新组织对旧组织的迭代升级，是纯粹的市场机制使然，但在马克思眼里，这一迭代是血淋淋的，因为新组织的出现破坏了过去社会内部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

促使马克思去追问社会变迁问题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他对现实的体验。他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资产者和无产者”一节中写道：“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澳洲政府花了大量财政去支持猎杀野兔，但兔灾依旧泛滥，从长时段来看，野兔无法无限繁殖下去，因为自然界会演化出一套机制使得生态重新回到平衡，之所以目前生态还未回到平衡，是因为自然界没有时间意识，它不急着搬出一套应急方案，那些“等不及”自然界做出回应的野生动物只能走向灭绝。但人不同，人类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时间意识，当环境稍有一点变化，他就会感到万分焦虑，夸大眼前的危机，并想尽一切办法弄出一些反制策略以保生存。阶级斗争就是最普遍的策略之一。不过，马克思提醒我们，虽然阶级斗争是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但这个现象并非当时独有，它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反复出现，因为它隐藏于社会本身的“结构”之中。

以结构的方式观看

“结构”，是数理哲学家基于模型论（theory of model）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令一条语句有意义的条件。当我们说一句话有意义，指的是这句话可被判定，即能明确地指出这句话要么为真，要么为假。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语句是无所谓真假的，尤其是当这些语句被单独拎出来的时候，诸如“人与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样的句子，因为这句话本身并不含有对于“本质”一词的说明（clarification）。但是，若这句话出现在某个具体语境，比如老师在班会课上总结同学们的运动会表现时说出这句话，这时我们就都会明白本质指的是人的身体条件，如果场景切换至某次期末考试后的试卷评估，本质的意思就变成了人的心智条件。简言之，结构信息的输入，使得“人与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句话可以被判定。在历史社会领域，结构就是使得一种事态（a state of affair）得以显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一种事态。

观看的时间尺度与描述结构的抽象程度总是成正比，因为描述的越抽象，覆盖的面就越广，越具备普遍性。马克思之所以选择长时段的尺度去观看历史，是因为阶级斗争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只有采取一种最宏观的尺度去观看才能对其有所把握。他写道，“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产生阶级斗争的结构就是在特定社会形态下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他的意思是：只要有社会分化，就必然会有阶级斗争。

语言学家把这种“只要……就……”的表述称作蕴涵关系（entailment），如同赌博与输赢之间的关系，即只要有赌博活动，就必然有输赢发生。蕴含关系的有效性是超越历史的，只要时间不终结，那么阶级斗争也会存在下去，因此，马克思自然能从“过去的社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推导出“未来的社会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但是，蕴含关系并非单向。除了斗争，分化也蕴含合作与团结，尤其是在讲究精细化的现代工业体系内，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牵涉到复杂且广泛的供应链系统，这套网络将大量自由的个体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以合作为目的的组织，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劳资双方的配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丰富多元的产品。因此，我们只能说阶级关系有时候会呈现出斗争状态，有时候也会呈现出合作状态。仅从逻辑上而言，我们既可以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可以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合作的历史”，两句话等价。至于为什么马克思会将阶级冲突而非阶级合作作为他叙事历史的结点，是因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是阶级冲突的频发期，他相信自己正在亲证历史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从历史到未来

一类事态具备显现条件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显现，除非有一股力量去触发显现的机制。当外来物种侵入澳大利亚之前，本地物种之间也会存在相互厮杀、抢夺生存资源的现象，但由于总体上的生态平衡，所以这种抢夺与厮杀在宏观尺度上去并非明显，可一旦野兔作为一股外在力量对平衡造成冲击时，自然界与生俱来的“残酷”就会立马显现。社会分化是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的结果，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分配不均虽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存在，但要到资本主义阶段才显得格外残酷，因为资本主义的惊人生产力突出了这种不均。

生产力是对生产资料运用的结果。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设备、厂房等，是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当这些要素被单独陈列时，无法产生任何额外的东西，但是当他们被整合起来用于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时，相互之间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整合不仅需要时间，还要有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有能力整合生产资料的人就成为了日后的老板、企业家等，其余人就成了员工、下属等，按马克思的分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据微观经济学家的解释，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自愿的雇佣关系，但马克思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自愿的前提是对等，可在现实环境中，双方的议价能力往往相差悬殊。雇佣者有丰富的生产资料作筹码，但被雇佣者除了身体以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在雇佣者面前只能被动地接受议价。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自愿雇佣是对压迫的美化说法，他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解释了压迫的趋势：

第一，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压迫变得更严重了。资产阶级在“一百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地位差距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实现了指数型的放大，无产阶级的上升通道变得几乎不可能。第二，生产力即权力，权力扩大后的资产阶级将“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他们通过制度建立起了维护自己地位的护城河。第三，资本主义随着市场的扩张从西欧社会蔓延到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阶段的压迫已经不再是局部性的现象，而是关乎全人类的问题。

马克思的眼光一直落脚于全体人类，既然压迫是宏观尺度下的现象，那么反压迫的策略也应该起步整个宏观层面，观察与手段应相互匹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悬殊、资产阶级建立的制度壁垒以及压迫问题的普遍性，使得局部性的阶级斗争已经无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推出了革命方案——一种针对全人类而非某个特定社会或国家的方案。当然，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的第二段里就提醒我们，“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依旧坚持革命，因为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已经到了过剩状态，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消耗的量，他相信，这一刻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终点——即人类实现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刻，目前只差临门一脚，而革命就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总结

在世界四大宣言——《共产党宣言》、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就学术价值而言，《共产党宣言》最高，因为作者不仅提供了主张，还提供了论证。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理解需要同时掌握几个关键词，即问题意识、观看尺度、事态、时间感与结构。这几个词并非马克思本人所创，但它们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底色，即他的历史观。在文本中，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至少四种历史观，分别是循环史观(circulative theory）、演化史观（evolutionary theory）、进步史观（progressive theory）和线性史观(linear theory）。

循环史观体现在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在他的表述中，阶级斗争是一种循环出现的现象，其存在超越时间性；演化史观体现在他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社会在每一段时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上限，一旦上限被突破，社会又能进入新阶段；进步史观体现在其终极的目的论，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彻底解放的时刻，虽然目前还未到这个状态，但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线性史观体现在其革命论，马克思相信革命能够打开通往终点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已经将近一百七十年，但这丝毫不削弱他的经典地位。对于一本历史作品的评价，如果能超越于其在预测方面的准确性，而是聚焦于他的方法论，那么，我们的收益将会是无穷的。从这点而言，《共产党宣言》无疑是一份值得学者反复挖掘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