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暴富后，“拆二代”为何找不到自我

“在大家看来我们是暴发户，因为住的村子被拆迁，有了很多钱和房子。但实际上社会对我们还是不认同，就像拆二代这样的称呼，我觉得这里蕴含着歧视，觉得我们一夜暴富了。”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城市边缘的土地被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搬离农村社区，随之带来了农村户口向城镇户口的转变。其中，一些人因拆迁而一夜暴富，带着“暴发户”和“城市居民”的标签与身份开始进入城市生活。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拆二代”开始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拆二代”指的是因拆而富的青年，他们与家庭一起得到了巨额的拆迁款和数套房产，并具有一定的经济自主能力，仍旧与父辈生活在一起。

由于“拆二代”大多为80、90后，因此在面对家庭的暴富后更容易处于一种迷惘状态。而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一群体通常都具有炫富、攀比、碌碌无为等特征，甚至会染上赌博、吸毒等陋习。

为了解“拆二代”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转变的认同情况，笔者所在的调研小组在上海宝山、浙江杭州、河南郑州三地随机抽取150名“拆二代”进行问卷调查，并与其中八位“拆二代”进行了深度访谈。

我们的调查发现，“拆二代”作为相对的少数或边缘群体，有部分人在“暴富”后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或许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期待、失落与迷茫

39岁的大乔哥是上海宝山的原住民，初次见面时，他脖子上的大金链吸引了我们的视线。

2000年大专毕业后，大乔找了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工资实习期大概是三千块，转正后应该会有四五千，在当时来说算是相对不错的收入了。

2002年，大乔哥家里经历了拆迁。当时拆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拿到大额的补贴、较少的房产；另一种是拿更多的房产，大乔就属于后者。大乔家原本处于上海的郊区，相对市区来说，整个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比较差。

拿到大量房屋补偿后，整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心理上的迷茫和偏差。

大乔的父母认为，拆迁后家里有很多房产，算得上是“上层人员”了，让大乔不要再做一个月三、四千的工作，找一个适合自己“身份”的职位。大乔自己也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些，开始去面试更“体面”的工作，但结果却是屡遭失败，虽然也找到过一些工作，都没做几天就离职了。

求职受挫的大乔心理产生巨大落差，“觉得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之后便过上了泡网吧、打麻将、离家出走的生活，最长的时候几个月都不回家。

感受到大乔的变化，怕他在外面赌博，父母加强了对大乔的经济约束，每天只给十五块饭钱。迫于无奈，大乔开始找朋友借钱，借了钱还不了，出借人去家长那里讨要，大乔父母意识到孩子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自我期待过高，失业率上升，未来职业规划迷茫是拆二代群体所面对的第一个身份困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调查对象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对比他们拆迁前后的职业发现，学生占比下降23.5%，变化最大；其他职业增加14.7%，企业职工增加5.9%，政府官员增加3%，农民没有变动；近45%的调查对象表示拆迁后收入增加，但有一成多的人表示收入降低。

上述变化也在与受访者的对话中得到印证。

“当初拆迁之后不想工作，觉得有钱了，还去工作干嘛。”

“ 有钱了，但有时心里有些空，原本想努力奋斗充实的生活，拆迁一下打乱了内心的平静……原来是技术人员，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本科学的是工程管理，毕业后在施工企业做施工员，日夜加班，工资微薄，生活毫无乐趣……拆迁后，不愿在企业上班，就做个体户，开了个建材商店。”

拆迁家庭因获得补偿款，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有部分父母会把钱给到子女，大部分拆二代则视此为一种阶层的流动。为彰显自己城市青年的“新身份”和“与之相匹配的品味”，部分拆二代会进行一系列高消费的非理性行为，以满足自身的优越感，寻求社会的认可。

河南郑州的阿芳说，“觉得有钱了，不再是社会底层，自己也想买一些城里人买的东西，感觉那样很有品味，我们和城市人也没差，甚至还可以买到很多人不能买的。”

尽管如此，拆二代仍因为自我定位迷茫，难以融入城市。近三成的调查对象在拆迁后户口由农村变为城镇，保持不变的城镇与农村比重分别为47.1%和23.5%；但是，只有有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属于城市人口，另一半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口。

认为始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部分拆二代在尝试后放弃融入城市，不愿意到市区寻找更加有利的工作机会。“去市区找工作，但别人听到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郊区的，所以就有歧视，认为你是乡巴佬。”

对陷入自我认同危机的拆二代来说，丰富的物质生活无法弥补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内心焦虑孤寂，缺乏积极在新环境中建构自我的热情。针对拆迁所带来的变化，近两成调查对象表示无法适应；33%表示未曾拥有强烈归属感与安全感；35%否认拆迁是一个契机，使未来更有希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拆迁后拆二代与家人每天见面的比例由71%下降至56%，每周见面在3—5次由15%增加至24%，每周1-2次的下降三个百分点，按月计算的比例由59%下降至15%。说明拆迁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亲情疏离，为拆二代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总体而言，在调查中认为自己生活变得更开心的人不到一半，44%认为拆迁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具有压力——“暴富”对一些拆二代来说成为了一种“包袱”，使其对自己身份转变存有很大困惑，更影响到其正常的社会生活。

“暴富”之后，需要拆解包袱

“暴富”这一现象从来不是中国独有，例如，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百万富翁是美国人追求的梦，同时也被公认为美国社会的前进动力。

1997年，心理学家斯蒂芬·戈尔德巴特和精神疗法专家琼·菲里亚率先提出“突然暴富综合症”，症状表现为“你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不一样，你不敢和朋友说明你的新身份，会感到不自在，财富让你的内疚感大于快乐；你并没有这笔财富变得有主见，相反你会觉得矛盾，你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你受不了周围人的嫉妒，慢慢你会被孤立；你不敢相信钱真的是你的，害怕财富会一夜之间消失”。于是，专家建立一个专为暴富人员提供咨询的诊所，并潜心观察了新产生的暴富人群所遇到的急躁不安、不知所措等心理问题。

对于在中国因拆迁而暴富的群体，华西师范大学江春雷指出，“与我国95%以上生活在偏远、落后的农民相比，这些‘城中村’农民很容易通过拆迁得到高额补偿蜕变为城市富裕阶层，而拆二代同与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一起，与以穷二代和‘屌丝’为代表的下层阶级相互作用，贡献着自己的社会撕裂之力。”

拆二代不能树立正确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观念，在真正的“城里人”面前怀有自卑心理，但又具有与“乡下人”相比的优越感，从而形成独特的矛盾心理。换言之，拆二代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变，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相对客观环境而言，主观意识没有太多改变，主客观环境给这类群体带来了一些身份认同的挑战。

意识到大乔越轨行为的严重性，他的父母向社区发起求助。大乔也因烦腻了整日无事可做、吃吃喝喝的日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社工组织的活动，而这次活动让大乔“重新感受到了我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大乔开始逐渐对自己之前行为进行反思，认识到当时找工作失败，一是自身知识和能力有限，与应聘的职务不匹配；二是当时大专才毕业，应对职场面试的经验不足。陷入在社会上身份和角色的迷茫，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拆迁带来极大的经济条件改善，继而趋向于以金钱物质条件衡量社会身份，导致对自身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后来，大乔自己也踏上了社工的道路，主要服务拆迁青年。“（我）经常以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很有用的……有过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处境，就会产生共鸣。”

大乔发现，他服务的拆迁青年身上有一些相似的烙印——家庭内部对教育重视程度较低，拆迁之后，有部分青年不找工作呆在家里，觉得自己的家庭很完美，有房产和钱财。 他们也不会参与很多社会活动——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仅有27%的人会主动培养兴趣爱好，41%表示不会，32%对此没有感觉。这说明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升，但是还没有良好的意识去如何提升生活质量、培养兴趣爱好等。

此外，拆二代青年的同伴交往单一，身边的朋友也多是拆二代，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或是一种“亚文化”。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拆二代”这一群体，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原来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发生变化。他们需要在同一性群体中找到归属，获得自我认同的达成。“拆二代”群体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但是这种群体也会对个人形成压力，限制其行为规范。

结语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范围扩大，“拆二代”群体是当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为帮助该群体在“一夜暴富”后能够更快地适应社会角色，学者们提出政府除了给予他们物质补偿和身份确认外，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的跟进。

通过大乔的案例我们看到，在同伴辅导的契机下，社工针对拆迁青年进行生涯规划、投资理财、创业创新、社区公益等服务，帮助被“边缘化”的拆二代学会正确看待自己的“巨额财富”，形成理性的消费观，逐渐掌握弥补物质充足与精神匮乏间巨大落差感的方法，客观定位自身的社会地位，形成正确认知。此类青少年社工服务的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值得更深入的探究，帮助有困惑的拆二代做到真正从暴富后的“包袱”走向“抱负”。

（文中大乔、阿芳为化名。本文出自“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项目的田野调查。特别感谢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庄老师和陆老师的帮助，感谢上海大学彭善民教授的指导。作者刘月、李梦梦系上海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唐智健、沈小敏、冯爽、马小娟、朱海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