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蒋介石为何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为什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20年后，即1956年11月突然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从张学良日记看，蒋介石当时就是让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没有说原因。目前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与中国》提供资料。这种观点目前占主流。如台北《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刊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时在按语中写道：“据接近张学良的人说，本文确系出自张之亲笔……是蒋老总统在台湾复职后不久（民国三十九年以后），着手编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民国四十五年出版），因需多方资料参考，张学良曾奉命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张以‘长函’方式复之，即为此文。”这里所说的“接近张学良的人”，应该是指唐德刚和郭冠英。1990年1月至5月，二人曾先后五次采访张学良。在3月16日的采访中，张学良提道：“蒋总统他要写《苏联（俄）在中国》这本书……写这个东西，蒋总统跟我来讲，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要写书。那我就回他这封信。”因此话出自当事人之口，于是，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提供资料，就几乎成为定论。后来郭冠英在《张学良在台湾》一书中就写道：“蒋在1955年要写‘苏俄在中国’时，因对事变真相不了解，请张写出来，张乃复一长信……乃详述经过。”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一文中再次写道：“蒋介石要张写一报告呈阅，倒不是他有要人写悔过书的习惯，而是蒋为了要写《苏俄在中国》，他当然了解‘西安事变’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张学良及共产党方面他不了解，故叫张学良交待一番。”

受其影响，许多大陆学者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了撰写《苏俄在中国》。如杨奎松曾说：“1956年11月，蒋介石因写《苏俄在中国》之需要，命软禁中的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经过写一书面材料，由此便有了世人所知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的问世，也因此引发了对此一文献真实性的种种猜疑和争论。”毕万闻也曾写道：“1956年，蒋介石为了总结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斗争的经验教训，令其笔杆子陶希圣代写《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该书出版前夕，蒋为了解西安事变全面内情，便把负责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刘乙光，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召到台北，令其转告软禁中的张学良，要张‘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的经过事实’。”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因为“《热风》事件”。2007年杨虎城的嫡孙杨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5年，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写一长达20万言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热风》杂志连载，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以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公布于世。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郭增恺（1902—1989），河北安次人。早年在北平求学期间结识周恩来、赵世炎，并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工读互助团。1924年投笔从戎，担任西北通讯社社长和冯玉祥的秘书，后到杨虎城部担任西北绥靖公署参议。以后结识宋子文，被任命为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1936年因《活路》事件被秘密逮捕后羁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西安事变发生后，因与杨虎城的特殊关系，被宋子文“借出”，同返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斡旋，事后重被监禁。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狱，抗战胜利后赴香港。）”“蒋介石急了。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软禁20年之久的张学良。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应为情报局——引者注）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乙光向张学良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2014年张侃侃在《香港〈热风〉事件始末》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

应该承认，蒋介石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不能说与其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毫无关系。《苏俄在中国》初名《和平共存论》，是以陶希圣的一篇文章为基础扩展而来，后改名《中苏和平共存之经历》，再改《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最后才定名《苏俄在中国》，对这一过程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蒋介石当时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即为反共。叶公超曾认为《和平共存论》篇幅太长，不能迎合读者心理，要替蒋介石再写一篇较为简短的文字，以代替原稿。对叶公超的这一建议，蒋介石认为“殊为可笑”，并在1956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颇为不屑地写道：“彼为新闻记者，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动发表其本身之主张，此乃投机记者一般心理，无足为怪。殊不知余之此册，乃是将余反共思想与经验，以及主张与对俄政策、行动，应明告世界人类，此乃余之责任，不惟余之地位应如此而已。故对原著，只准其修正英译之文句，而不愿其修改原意及内容也。”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的主要目的，在这里可以说是和盘托出。要撰写《苏俄在中国》就势必要写西安事变，为写西安事变部分让张学良来“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这样的解释在逻辑上完全讲得通。但人们似乎只关注了讲得通的地方，而忽略了讲不通的地方。《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刊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时，在所加的按中写道：“民国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蒋经国（时任行政院长）在国民党第十届五中全会，曾将部分内容铅印成册，印发给与会人士阅读……蒋经国印发之件，前面有简短说明，谓系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在这里，“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一语值得关注。如果此处所言属实，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1940年蒋介石并没有撰写《苏俄在中国》。换句话说，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与其撰写《苏俄在中国》并无必然的联系。此外，蒋介石当时的某些做法也让人生疑。前面提到过，据刘乙光说，1956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时，曾“再三嘱付（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蒋介石为什么要“再三”嘱咐呢？以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张学良的处境，需要“再三”嘱咐吗？这里“真实写来”四字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蒋介石要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呢？难道研究明史20年的张学良不知道吗？从后来的写作过程看，为什么非要写到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为止呢？“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与蒋介石离开西安有什么直接关系吗？蒋介石在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前就已完成《和平共存论》初稿，整个1956年几乎每天都在修改此书书稿，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11月19日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呢？

上述问题不解决，就断言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与中国》提供资料，很难令人信服。

至于“《热风》事件”，肯定与此事有关。《热风》杂志是曹聚仁、徐訏和李辉英等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文史半月刊，由创垦出版社出版，郭旭编辑。从1954年12月1日起，该杂志用17期的篇幅（第30—46期），分14个专题连载了郭增恺撰写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

本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曾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和据说是由宋美龄记录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解决过程。其中在12月14日这天谈到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时写道：“正午，张又来……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在谈到八项主张时又写道：“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据说当天蒋介石还给张学良讲解了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二语的含义。《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也写道，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训示张、杨：“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或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也就是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因为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后受其人格感动所致，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对张、杨未做过任何妥协。

不料，郭增恺在《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中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九三七年二月，《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由正中书局发行，据说，共售出八十万册。全书体裁以蒋先生在事变中之私人日记出之，其实它是陈布雷先生经过八次易稿才写成的——我们知道，许多读者对这书都存有或多或少之怀疑，因为其中的神话色彩太浓厚了。世间事往往结果是与所预期者不同的，太好的谎言，每每就成为最坏的历史。蒋先生发行那小册子，想来，其用意，是不外为恢复他在事变中可能丧失的个人声威，和再为本人历史保存人格的完整……惟一般人不明白，尤其是掌握权势的人更难明白一项真理：那是历史只能由人的行为写成，绝不能用谎话去包办的。”查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至28日这半个月的日记确实是次年1月补写的，并与邵力子、陈布雷补述过西安事变的经过，其间经过多次修改，后又曾亲手改正宋美龄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郭增恺说《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是陈布雷“经过八次易稿才写成的”，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也并非无中生有。

郭增恺进而拿出了蒋介石说谎的证据。他将问题概括为三个：第一，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声势汹汹，后来态度突变，行为矛盾，这是为什么？第二，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真的像蒋介石所公布的，是由于张、杨等阅读他的日记及重要文件，才受其伟大人格所感动，因而幡然悔悟那样简单吗？第三，倘若事实不是那样简单，则双方所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其经过又是怎样的？他说，对这些问题，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是可以解答的，但杨虎城已受法外的刑戮，张学良还在受法外的囚禁，宋子文向来就不大说话，自己则十余年来一直守口如瓶，避谈这些问题。他表示如今不再缄默，要说出真相。“我愿负责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蔽了许多事实，他还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蒋介石伪造了哪些故事呢？

第一，《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之末所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完全是蒋先生事后所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训话，更不容有那样的《训话》。如果一定说蒋先生离陕前曾对张杨《训话》，则只有蒋先生于登机前在西安机场中对在场的人说过寥寥一二句话而已。”

第二，《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所公布的事变解决过程，即张、杨等阅读过他的日记及重要文件后，便为他所感动，以至于愧悔、流泪，因而唯他之命是听，送其回京，结束那幕事变，所有这些也是编造的。“我虽不曾有充裕时间详读蒋先生的全部文件，但就所寓目的主要文件而论，其中实没有一言一字足以令到西安方面的人士承认他是具有‘救国苦心’的，至于所谓‘愧悔’则距离事实更远了。”

第三，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是与西安方面做了交易的。郭增恺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借用商业术语，蒋先生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先生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则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在他看来，《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12月14日那天所写的内容，意在强调蒋介石绝对不“迁就”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项主张，绝对不考虑改变他的“安内攘外”政策。郭增恺直截了当地指出：“事实上，据我所知，蒋先生之得安然回京，是确曾有‘迁就’西安方面主张的诺言的。”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项主张的第一项，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我今兹证明：这项主张，蒋先生是确曾于二十三日透过保证人予以‘迁就’而接纳的；不但是接纳了，还曾有过具体的讨论。”又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项主张的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我愿负责证明：蒋先生对这一项主张，不但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迁就’，他还郑重的经过蒋夫人及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约定：‘俟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京，详商细则。’”郭增恺不仅敢“负责证明”，而且能说出当时具体的讨论方案，就无法使人不相信。

西安事变时王以哲曾很感慨地对郭增恺说：“只要抗战，就是他老人家做皇帝，我们也拥护他。”所以郭增恺在此颇为挖苦地写道：“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诸蒋先生，那是糊涂的妄想。但让他做皇帝吧，做皇帝的也该兼听及于士夫……做皇帝的秘诀，无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们都得给我办好。可惜蒋先生只懂得这秘诀的上半句呢！于是总理‘我生则国死’那句名言，就应验在蒋先生身上了。”

蒋介石看到郭增恺的文章了吗？回答是肯定的。1955年4月16日，郭增恺在《热风》杂志连载的此文开头便写道：“前些时候，外传蒋先生曾看见《热风》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文字，颇有不甚惬意的表示。我对这一项传说，初时还有些怀疑，以为蒋先生宵旰勤劳，那会有工夫来看外间的杂志？而在今日的台北，谁也不便冒昧进呈他老人家所不喜欢垂阅的东西，以自讨没趣。但，出乎我的意料，最近一位台湾来的朋友却证实了所传非虚，他尤恳切地劝我：‘你何苦再提那些往事呢？圣上看到已赫然震怒，并且严辞责备你们西安方面的人们：‘到今日还不承认错误！’”看来，蒋介石不仅看到了，震怒了，而且还让人传话了。

郭增恺在这里说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可以解答西安事变的内幕，这或许提醒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由此看来，蒋介石最初让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应该只是个由头，真正的目的是让张出面反驳郭增恺，帮助其维持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所以才“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且一定要写到蒋离西安为止。

现在的问题是，《热风》杂志从1954年12月1日起开始连载郭增恺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到1955年7月1日已连载完，为什么蒋介石在一年后才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呢？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陆方面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通过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工作计划。届时，除出版《孙中山选集》、影印《民报》等相关史料外，还根据宋庆龄的建议，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机构。11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丰功伟绩，同时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因计算方法不同，1956年台湾方面纪念的是孙中山诞辰91周年。蒋介石在其撰写的《国父九一周年诞辰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文中重新解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攻击大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得知《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内容后，蒋介石对毛泽东关于孙中山的评价不以为然，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说毛泽东“对国父的心理是如何藐视与侮辱，以他的口味，今日不对国父清算，是他的不究既往的宽大态度，能不悲愤知耻乎？”次日，他特别召见刘乙光，要其对张学良严加管束，以防其受中共广播的影响。

11月18日，蒋介石获悉中共将就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及西安事变发表当初的材料，颇为紧张，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初闻之，共匪以此三案皆有铁证史料，不能再制造其虚伪材料，何以有此消息。继乃知其对此三案无法再作辩解，故其特放……消息以混淆视听，使阅者以为其真另有事实，以疑我在总理诞辰所说为不确也。其实他决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辩明也。”话这么说，他心里并不踏实。“《热风》事件”余温尚存，如果中共再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将当时的原始档案公布，岂不证实了郭增恺的说法？所以第二天，即11月19日，蒋介石便紧急召见刘乙光，要其通知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且“再三”嘱咐要张学良“真实写来”。这里的“真实写来”四字，与其说是提醒，毋宁说是暗示。至此，我们对蒋经国为什么要编造谎言，说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也就不以难理解。如果此一说法能够让人相信，不论是已经发生的“《热风》事件”，还是中共再就西安事变“发表当时事实”，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蒋介石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为撰写《苏俄在中国》寻找资料，而是设法维护其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换言之，他当时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表面上看是让其交代“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实则是想借此让张学良帮其维护谎言。而大陆方面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和西安事变20周年，特别是可能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西安事变的原始档案，则是促使蒋介石将此举付诸实施的直接动因。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原题为《张学良〈 西安事变反省录〉再研究》。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为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