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大火，与“无法被隐藏的热情”

2019年4月16日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火焰在圣母院塔楼持续燃烧到次日凌晨。各国人民对这场大火对巴黎圣母院造成的伤害表达了惋惜之情。微博、微信上的中国观众纷纷贴出自己与巴黎圣母院的合影，表示自己很幸运，在大火降临之前去过了巴黎圣母院，同时表达哀悼，哀悼自己某段巴黎回忆的具象载体的消逝。没去过的人则哀悼自己丧失了目睹完整的巴黎圣母院的可能性。

这些“哀悼”究竟是真心惋惜，还是只是在消费法国文化符号，证明自己“支付得起去巴黎旅行”的消费力，想要在法国代表的bourgeois文化中分一杯羹，我们无从而知。而即便我们相信这“哀悼”是真诚的，一个完整的巴黎圣母院的消逝就真的如此值得惋惜吗？

古建筑的消亡与“仿像”的胜利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英语文学系助理教授、十九世纪文学研究者Dr. Ben Moore在大火发生之后发推特表达其感想：“我断断续续思考了好几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那句话，‘它杀死了它’。书杀死了教堂。但教堂们却继续活了下去。我希望这教堂能够尽量被保存下来。”

与其说Dr. Moore哀悼的是一座教堂的逝去，不如说是所有教堂、古建筑的逝去。与国内不少人从圣母院大火中看到了中国古镇木建筑的消亡不谋而合。从具体物件的消亡中感受到“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在哀悼的过程中被人们忽视的恰恰是，“原始物件”的霸权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复制品”的集体噤声。在大火之后，不少媒体开始了知识科普，追溯起了圣母院的历史，从而为巴黎圣母院的消逝的可哀悼性建立合法性。因为这座建筑很古老，所以人们可以将它视作“原型”，“原型”的逝去自然是值得哀悼的。那么，巴黎圣母院的“原型”呢？这个“缺席”的原型，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是完整的、破败的、还是已被全然毁灭了，我们无从而知。那么这个“原型”的“原型”呢？“原型”的“原型”的“原型”呢？

在追溯“原型”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原型”已然失去意义。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仿像与模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中讨论到地图与地域何者先行的问题。他写道：“地域已不再先行于地图，也无法活过地图。从此以后，地图，即仿像，将先行于地域。地域将生于地图。”与其说是地图僭主变成了“原型”而地域却成为了“复制品”，不如说是地图与地域互相溶解进对方，已说不清谁是“原型”，谁是“复制品”。古建筑与其蓝图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被复原出来的古建筑是蓝图的复制品，而蓝图的存在又指向了一个消逝在时间中的、想象中的古城。鲍德里亚所叙述的“仿像”的胜利即表现在“仿像”将“原型”这一概念给溶解了。“原型”的消逝并不可惜，因为“原型”也曾是“复制品”。“原型”的各种“仿像”将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原型”将永远活在“仿像”的增生当中，“仿像”的胜利，也是“原型”的胜利。

事发之后，外媒SFGATE发布新闻表示，电脑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高级关卡设计师Caroline Miousse为了设计游戏，曾花了两年时间参观巴黎圣母院，尝试复原其外观。在这过程中她积攒下来的手稿与复原出的巴黎圣母院的数字模型，将有可能帮助巴黎圣母院的修缮。Miousse的手稿与模型是否真的会在修缮过程中派上用场，我们目前不得而知。然而这一“运用数字模型复原物质的巴黎圣母院”的现象可以说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像”的胜利的最佳佐证，一个不能更加当代的佐证。

“热情终究无法被隐藏”

那么除了“哀悼”，作为观众的我们还能从这场大火中酝酿出何种感想呢？与其把大火中的巴黎圣母院看作“万物易逝”的表征，不如说这圣母院与大火的结合是法国人与法国社会的完美象征。表面看着精致，架构繁复和谐，皮囊下却一直燃烧着熊熊内火想冲破这精致的表层。这精致的表层虽然起了维稳的作用，却禁锢了火焰的燃烧，没有这表层的禁锢可能也就没有这火焰的燃烧。然而，这火焰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在某一时刻，总想要烧到外面来。法国哲学家、作家罗兰·巴特曾在他的散文集《恋人絮语》 中写道：“想要将热情完全藏起来是不可想象的。隐藏多余的热情亦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人这一主体太过羸弱，而是因为热情本身就该被看见。”

不管这热情的可见化身是疯狂，是歇斯底里，还是极度欢愉，热情都是无法被隐藏的。这场火，是一个不能更法国的隐喻。从上演了数月的黄马甲运动，到1968年的社会运动，再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人似乎有着周期性的激情爆发的需求。大量从法国输出的化妆品与时装产业似乎昭示着，这个国家对精致的外表的痴迷。与对精致的外表的痴迷相呼应的，是对繁复而强大的结构的痴迷，这一点可以从法国的花园设计中看出。不管是卢浮宫旁边的杜乐丁花园，还是贝西火车站的贝西公园，都有着极度对称的空间结构。连花园里的树，都被修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

二战后，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丛生。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oult）就曾考了两次才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颠覆系统”的哲学观点，与法国强大的机构教育的压制分不开来。上文提及的法国作家罗兰·巴特，一生也常常为不得不在系统中生存而感到无奈。法国社会周期性爆发的运动，似乎是对精致皮囊与和谐架构的周期性抵抗，是内火燃烧到了临界点，再也受不住表皮与骨骼的压制而倾泻了出来，这一点从法国的民众、知识分子、甚至这场大火中都可以看得出来。这场大火与巴黎圣母院的结合，是爆发，是倾泻，也是“热情终究无法被隐藏”。

永恒的“模拟”

大火之后不少“巴黎人”表达了惋惜之情。甚至在火焰燃烧之时，就有民众自发聚集起来合唱圣歌远眺圣母院。然而也有巴黎之外的法国国民并不感到惋惜。毕竟，圣母院处于不缺政府资金补助的巴黎。法国社会内部自去年以来已为政府经费该去哪吵得不可开交。经费是该汇聚在中心，还是分散到边缘地区，争论仍在继续。

在法国西部有一座小岛，小岛的名字叫Île de Ré（雷岛）。雷岛上有一个小村庄叫La Flotte（拉弗洛塔）。村庄入口处有一个开放式的教堂。据说战时，炸弹落岛，屋顶与外墙就这么给炸没了。后来教堂也没有重新被修成封闭空间，就那么敞开着，像一个冻结在那的永恒伤口，只有一两堵墙杵在那。神奇的是，它竟然并没有完全被剥夺了封闭式房屋的遮风避雨的作用。算对了风向选对了墙，躲在墙后也可暂时躲避岛风的“骚扰”。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她的小说《到灯塔去》中写道：“光景应不断被重建。”实体物件总不能永恒，但是模拟这一动态过程却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