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回忆录（连载3）

编者按：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见证了普鲁士的崛起、德国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并流亡海外。1941年，他病逝于荷兰。本书是威廉二世流亡荷兰期间，对德意志统一、德意志帝国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革命、德意志帝国灭亡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威廉二世是怎样对待和评价德意志统一和崛起的功臣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斗争在他的领导下为什么如此跌宕起伏、交锋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爆发？德意志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德意志第二帝国覆亡阶段发生了哪些不可思议或令人唏嘘的事情？本书都给予翔实、充分的解答。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1889年，我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向俾斯麦描述了我对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的印象。我的妹妹索菲嫁给了康斯坦丁王储。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俾斯麦对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的高层官员不屑一顾。我认为自己必须用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提醒他，但还是徒劳。我问他为什么对土耳其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赫伯特·俾斯麦曾经很勉强地向他汇报了土耳其的一些情况，他和赫伯特·俾斯麦对土耳其从来没有好感。因此，他们一直没有同意我的土耳其政策，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曾经提出的政策。

在俾斯麦做首相的最后一个任期，他宣布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非常信任他，也是他的这项政策使他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后来，他告诉了我和俄国秘密签订《再保险条约》的事。在这之前，虽然我很关心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但从未听说这一条约，俾斯麦和外交部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由于我父亲早逝，我担任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接手了祖父的工作，这意味着我越过了自己的父亲这一代人。这些人被父亲灌输了许多自由观念和改革思想，这些改革本来要在父亲的指导下实施。父亲驾崩后，这一代人，尤其是政治家们，发现改革带来的希望已经破灭，自己似乎受到了欺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觉自己成了孤儿。与那场改革相关的人虽然不知道我的理想和目标，但他们一直不信任我，并对我持保留态度。他们没有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的忠诚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儿子身上。

民族自由党的代表、年轻气盛的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例外。我还是王子时，在巴比工作的议员迪策安排的一次狩猎野兔的活动中，认识了汉斯·冯·本达先生。当我被一群老人围着听他们讨论政治、农业和国家经济问题时，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做事能力以及对问题独到的见解引起了我的注意，逐渐获得了我的喜爱和信任。他邀请我去他在柏林附近路都的庄园做客，我欣然接受，后来一直保持着每年定期访问这个庄园的习惯。

我们在路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次聚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有音乐天赋，为我们弹奏了美妙的曲子。我们谈论的政治话题也证明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受派系斗争的影响，思想开放，这正是政治党派内部成员缺少的品质。他坚定地为我的家族效力，并向我提出了很多真诚、有益的建议，同时他也对其他党派持包容态度。

我对党派的态度

在我执政后期，除了激进社会民主党，我对其他任何党派都没有敌意，也不反对民族自由党。我最重要的财政大臣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属于民族自由党，商务大臣默勒也是民族自由党的一员。民族自由党的领袖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是汉诺威省的省长。在我的第二个任期，通过约翰·冯·米克尔先生的介绍，我和老民族自由党代表赛德尔先生经常来往。赛德尔先生在东德有一处地产，他有一双慧眼，脸庞干净，没有胡须，和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一起负责铁路、隧道等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能干、纯粹、务实的民族自由党人，但带有一点儿保守派的味道。

保守党的贵族绅士经常在宫廷狩猎或其他狩猎活动中与我碰面，他们有时也来宫廷处理一些事情。我和他们商讨过很多事情。通过这些人，我了解了所有的土地问题，也知道了农民的生活现状。

反对我的自由思想家们因为固执任性的领导人，与我一直没有来往。我经常和汉斯·冯·本达先生以及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谈到自由主义的未来。有一次，汉斯·冯·本达先生提出了一条很有趣的见解，他说：“没有必要让普鲁士的法定继承人涉足自由主义，这样做很不明智，这种事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尽管法定继承人是保守派，但他必须宽容大度，不能对其他党派存有狭隘的思想或偏见。”

我提出让民族自由党修订他们的计划，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同意了我的提议。民族自由党最初的口号是“维护德意志帝国和舆论自由”。这个计划将其成员聚集在民族自由党的旗帜周围。通过修订，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传教力量并没有消失。但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犯了一个错，他们将1861年至1866年发生的冲突记得太清，而且在选举和其他政治斗争中，延续了过去的旧传统。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一时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帝国已经和1866年划清界限，187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为帝国重新建立根基，政治党派也必须根据这个方向制定他们的路线方针。另外，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们不能使用过时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说了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如果南德民主党领导北德民族自由党，对南德民主党来说很悲哀，因为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结束！我们看到的将是带着面具的民主党，这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

保守党对皇帝一直很忠心，但他们一直没有培养出能力超强，同时又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土地派别当时太显眼，为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他们对那次冲突记忆犹新。我建议他们和民族自由党联合，但他们拒绝了。我经常强调民族自由党忠于帝国和君主，因此他们应该欢迎保守派，将保守派视作同盟。在德意志帝国，我不希望没有民族自由党，我也不能没有他们，更不愿意反对他们。由于历史原因，北德保守派做的一些事被人们误解，因此，民族自由党是最好的盟友。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调走了宫廷牧师施托克尔。他作为一名传教士成就卓越，但他却在南德发表了一场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公开反对那里的民族自由党。

中央党与文化斗争紧紧捆绑在一起，强烈反对新教徒，对帝国也充满敌意。然而，我和这个党派的许多重要人士有过交往，并为了帝国的利益试图与他们合作。在这一点上，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对我帮助很大。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忠诚。他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农业大臣,也加入了保守党。在许多事务上，中央党一直非常团结。中央党曾由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领导，他是立法机构中最热心的政治家。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能察觉到中央党存在的潜在信念，即必须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永远不要将教廷置于次要地位。

和俾斯麦的关系出现裂痕

我还是王子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手下工作，他是勃兰登堡省省长，我向他学习如何治理内部事务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极富感染力的言辞激励了我，在那段人生经历中我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对司法管理依然不感兴趣。后来，我整天忙着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譬如建造运河、铺设高速公路、改善林业及各种交通设施、修缮住宅、在农业上引进大型机器及农业的合作发展等，尤其是兴修水利和铺设铁路网，因此我忽略了东德的领土问题。

继任皇位后，我和内阁大臣们讨论过这些问题。为了激励他们，我允许他们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实行自治，但结果证明只要俾斯麦依然掌握着大权，他们就不可能实施自治，因为俾斯麦在任何事情上都独揽大权，压制了大家独立工作的能力。不久，内阁大臣们再次完全臣服在俾斯麦的铁腕下。对于“年轻君主”或“创新”的想法，只要俾斯麦不赞同，他们就不可能支持。

换句话说，内阁成了俾斯麦手中的工具，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俾斯麦功勋卓著，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政治方面赢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所以内阁大臣们心甘情愿臣服他，任由他实行一人专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我经常得到的回复是：“俾斯麦不想这样，我们没法使他同意这样做；威廉大帝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符合传统……”我渐渐地明白了，在现实中我没有自己的国务内阁，内阁大臣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俾斯麦的属下。

俾斯麦执政期间，内阁成员对我的态度可以从更新《反社会党人法》一事中看出。这项法律是俾斯麦为了与社会主义斗争提出的政治措施。为了修正这部法律，其中的一段话应该被删掉，但俾斯麦反对这样做。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是我召开了御前会议。俾斯麦在接待室和我的副官谈话，他说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佩戴腰刀的官员，他必须依靠军队，领导他们来和社会民主党斗争，以防社会民主党革命。他还说

我应该给他自由，这样才能使德意志帝国永远恢复平静。在御前会议上，俾斯麦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当问及内阁大臣们的观点时，他们表现得都很冷淡。投票结果是大家都反对我。

这次投票结果再次提醒了我俾斯麦对内阁的绝对统治权。对此，我非常不满。我将这件事告诉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他听后非常震惊。后来，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专门找了一些大臣询问他们的态度，他们明确告诉他自己不敢反对俾斯麦，并宣称任何人都不会期望他们投票反对俾斯麦。

处理煤矿罢工

1889年春，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矿工人爆发了罢工运动，民政部门非常震惊。这次运动尤其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行政人员中引起了混乱和困惑。各部门立即请求政府派军队前来镇压，每个矿主都希望政府在自己家门口派驻哨兵。被派去的军队指挥官随即汇报了他们看到的景象。

派往威斯特伐利亚的军队中有一个叫冯·米夏埃利斯的指挥官，他以前是我所在步兵营里的士兵，隶属轻骑兵卫士团。这位指挥官有勇有谋，他轻装上阵，独自一人驱车前往罢工的矿工队伍。初春的天气特别温暖，这些矿工在山边安营扎寨。不久，冯·米夏埃利斯以鼓舞人心、愉快幽默的方式和罢工者们进行了善意的交流。通过询问，他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了解了矿工们的各种苦衷，也知晓了他们的计划、目的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他很快赢得了矿工们的赞赏和信任，并与他们相处融洽，因此他负责的那片区域完全恢复了平静。当时，帝国首相办公室收到几位主要的工业领袖和官员发来的令人担忧的电报，于是我询问了冯·米夏埃利斯那边的情况，他在回复我的电报中说：“除了政府官员，一切都恢复平静了。”

整个春夏两季，我们从各种报告和布告中收集到大量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德意志帝国的工业状况令人担忧。许多工人的要求都合情合理，他们的雇主和官员至少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些同情性的调查。当我向我以前的私人教师，即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咨询如何帮助这些工人时，再次证实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辛兹佩特博士很了解社会现状，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省的状况。我决定召开联邦会议，将企业雇主和雇员也纳入审议范围，指导政府对工人问题进行彻底调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件事获得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材料，这些原则和材料可以为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在合适的领域制定新法律时提供参考。

我被这一想法启发，于是去找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但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说俾斯麦一定不会同意召开联邦会议，因此强烈反对我这么做。我已经做了决定，就像腓特烈大帝说的那样：“我希望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皇帝。”我告诉他我的职责是为德意志人民负责，他们已经被企业榨干血汗，我要去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

再次和俾斯麦发生冲突

不出所料，俾斯麦反对我的做法。因为一些大工业利益集团支持俾斯麦，所以在我推行计划时出现了很多麻烦和纷争。联邦会议由我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开始后，俾斯麦匆匆入场。他发表了演讲，讽刺性地批评了我，不赞同由我发起的整个计划，并拒绝合作，演讲结束后愤然离去。

俾斯麦的离去使会场的氛围变得很奇怪。他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因此坚决维护自己的政策，对我的计划嗤之以鼻。他在会议上的表现给我和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为扩大威廉大帝曾经倡导的社会立法提供了大量材料。这一立法是德意志帝国的骄傲，其他地方都不曾出现类似的立法，它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阶层的一种保护。

因此我决定召集大家召开一次全面的社会大会。俾斯麦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瑞士也在考虑类似的事情，计划在伯尔尼召开一次大会。驻瑞士大使罗特听到我的计划后，取消了去伯尔尼的行程，决定来柏林开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罗特的慷慨相助为柏林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大帮助。大会收集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都以法律形式呈现了出来，而且只有德意志帝国拥有这些材料。

后来，我和俾斯麦谈论了他的反社会民主党计划，他打算用大炮和刺刀镇压工人运动。我想说服他，因为我不可能在威廉大帝刚驾崩不久，在我执政第一年就让我的人民流血。但俾斯麦固执己见，他宣称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只要放心将一切交给他就行。我回答说在上帝面前，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玩忽职守，尤其是我非常了解工人们的生存状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改善他们的现状。

我和俾斯麦之间因社会问题产生的冲突，即是否由政府参与改善劳动阶层的社会福利一事产生的冲突，是我们之间不和的真正原因。这一冲突引起了俾斯麦、支持他的大部分德意志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多年来对我一直怀有敌意。

我和俾斯麦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他认为社会问题应该用武力解决。他说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应该诉诸武力，而不是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方式。他认为如果奉行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他就得采纳我的意见。

本文摘选自《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德】威廉二世 著，赵娟丽 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