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上海向伦敦学什么①金融城管理极具创新意识

【编者按】

如今的伦敦是与纽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富文化底蕴与创意的城市之一。它所提供的适宜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开放包容的居住与工作环境，吸引着世界各地人才汇聚。

上海与伦敦的城市定位与发展途径有较多相似之处。在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进程中，上海正面临着伦敦曾经经历和正在应对的问题，例如人口集聚、空间紧缩、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等。澎湃新闻即日起连载的四篇文章分别聚焦伦敦的金融、交通、空间、与文化创意产业四个领域，旨在从政策战略制定的角度探索伦敦在上述四个领域的发展历史、特色与经验。结合上海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现状，总结出伦敦的经验教训对上海的借鉴与启示。

英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实体与经济强国，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经济结构主要由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等组成。这些行业占GDP的比重也较大。伦敦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世界地位仅次于纽约。具体而言，是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这一块面积只有“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区域，肩负着整个伦敦以及英国绝大部分金融行业的运转。

伦敦金融城是全球众多银行与保险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它集聚了各种金融交易与服务行业，例如银行、外汇、保险、咨询、证券、金属、期货、船运等等。伦敦金属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劳合社（保险交易市场）在全球皆赫赫有名。超过500家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设立了办公室。除了肩负英国本土的金融业运转，伦敦金融城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东京等）共同合作，从而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不间断交易的完美对接得以实现。然而，为何如此狭小的一块区域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想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对伦敦金融城的政治地位和管理体制有所了解。

伦敦金融城是大伦敦市33个行政区中最小的一个，也是英国第一个有独立自主权的地方性政府，是名副其实的“城中城”，面积虽小却是英国的经济中心。伦敦金融城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大伦敦”内，但是它与“大伦敦”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独立又合作”来形容。它不仅有独立的市政与司法机构，还有自己的市长。金融城市长是一个荣誉职务，每年在商界和行业代表中通过选举产生。被选举成为市长的通常都是商界德高望重的金融家。市长的主要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利的商业信息与机会，并代表英国政府向全世界宣传英国的金融服务，出访海外并接待各国来访政要。伦敦金融城拥有丰富的物质资产、集聚了全球顶尖的人才资源、建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创新精神以及体现出的融入城市精髓的伦敦文化。总而言之，伦敦金融城的成功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要素：历史、地理、经济、体制、创新。

伦敦金融城的起源与大英帝国海上贸易及全球扩张的进程息息相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英国的海军实力不断壮大，海上探险也延伸到亚洲与美洲等地区；在欧洲，英国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也扩展至北欧与地中海地区。这一切都为交易中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7世纪的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然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快速发展期始于19世纪末，彼时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对全球政治、经济与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多，英国经历了两次资本外流浪潮，积累了巨大的国外资产存量。一战前夕，伦敦金融城已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与运输中心。即使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放缓，在战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之下伦敦金融城也迅速从战争与经济萧条的阴霾中走出。20世纪50至80年代，国际金融交易朝着更为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使得对金融相关的专业服务、对全球机会、风险知识、避税知识的需要显得尤为迫切。伦敦金融城充分且及时地认识到这些需求并把握了这些需求带来的机遇。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全球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也更为迅速。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的流通速度与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交流合作。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和投资银行积极拓展其业务范围，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其它行业的发展，伦敦逐渐确立了其与纽约并肩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从全球的关系地理学角度而言，伦敦，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它的枢纽地位是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极大优势。伦敦之所以发展成全球金融枢纽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英帝国殖民历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原先的殖民地在政治和军事上获得了独立，但是他们在语言、文化、甚至法律体系上都沿袭了殖民地的传统，因此，伦敦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络更为便捷畅通。加之二战后大量前殖民国家人口移民英国，促进了伦敦的精神面貌向更为开放与宽容的方向改变。同时，伦敦所处的西五区也给予其得天独厚的空间区位优势。除此之外，伦敦金融城一直在其一平方英里以外的区域延伸，以承载大体量的世界级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无论是金丝雀码头的重新打造，或是大伦敦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如克罗伊登、布罗姆利和赖盖特），都是伦敦金融城在自身地理区位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的最佳体现。

历史和地理因素固然重要，经济实力才是决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础。经济基础对金融中心形成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金融中心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龙头城市；其二，金融中心所在城市或区域的经济高度服务化。这两方面的影响在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史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首先，19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工业革命里应外合，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巩固了英镑作为全球贸易通用货币的地位。伦敦因此得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次，当伦敦金融城逐步发展壮大之后，也带动着伦敦这座城市的转型。伦敦的经济结构越来越趋向服务化。从上世纪50年代起，伦敦金融城内的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持续减少直至消失，金融机构与商业服务成为就业人口最多的两个行业。伦敦金融城提供的金融与专业服务覆盖面相当广泛。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交易市场，也是许多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得益于经济实力、高端人才、配套服务、地理位置等优势，伦敦集聚金融服务企业的能力不断强大，它由此建立起的城市网络长期位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顶端。

伦敦金融城的成功离不开其独特的政府治理结构，它的一大特点是高度的自治权力。保持独立使伦敦金融城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不会轻易受到英国政府党派更迭的影响，从而保持了高度的独立自主权，也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伦敦金融城在管理方面也极具创新意识。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是，伦敦金融城的管理者并非政府工作人员，而是由金融城商界联合会代表选举产生的商人。金融城市长与大伦敦市长相比既独立又互补，他代表的是在金融城生活、工作和经商的人的利益。维护伦敦金融城的“品牌”是市长的职责之一。大伦敦市政府不仅通过发展伦敦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建设来积极维护良好的商务运营环境，同时也注重发挥金融城的辐射与集聚作用，藉由金融城的影响与一定的政策引导鼓励其它地区的金融机构向伦敦发展

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伦敦城金融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立开放宽容的体制与政策促成了它的长期繁荣。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与变化莫测的市场局面，如果不具有创新的精神与行动力，想要持久处于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也并非易事。伦敦极其重视新兴市场（如亚太和中东地区）的金融业务，并长期与其它金融中心保持正向联系。此外，英国的金融监管在制度设计上以原则为重，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且伴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不断改革和创新。这一点可从卡梅伦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中窥见一斑。笔者观察到，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被撤销，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职能由英格兰银行承担。与此同时，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审慎监管局(PRA)，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至此，英国形成了由英格兰银行全面负责，PRA和FCA具体实施的新“双峰监管”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与阐述，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伦敦金融城的成功经验：注重金融中心的功能建设、政商联合共建、柔性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创新、对外开放、独立包容。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已具备了一些优势，例如时区区位、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等等，但是与伦敦相比，上海仍有一些不足。

首先，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仍较低，金融产品较少，应加快各类金融产品的研发和人民币贸易结算产品的开发与创新。之后可以继而研发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其次，我们应确保金融产品的推出与相关制度的建设对接。同时，应注意监管的力度要做到张弛有度。金融市场复杂多变，金融监管机构应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达到高效的应变能力，以适应市场的运行节奏，加强对不同金融门类融合的引导，使金融真正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再次，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上海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以促进自由竞争、提升服务质量。上海应学习伦敦开放包容的心态，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沪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参与金融交易。

最后，我们应重视建设人才培养平台，出台更多能够吸引高端金融人才落户上海的政策。我们不仅需要有海外经验并且对中国市场与文化有深厚理解的金融专业人才，而且需要本土培养但熟练掌握金融英语、具有国际视野的、了解国际市场的金融人才。

(作者周小舟博士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上外英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化政策”研究基地项目“伦敦提升城市品质的政策与举措”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部分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