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极化和不平等时代，全民基本收入能让美国人同舟共济吗？

一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他的竞选引发的暴力活动从私语变成了呼喊。全国各地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奉行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走上街头，并在网上赞美政府。种族主义和不容忍行为的表现明显增加，南方贫穷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统计显示，在选举结束后的几周内出现了1372起仇恨犯罪。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Charlottesville），一辆由白人民族主义分子驾驶的汽车撞向一群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者，导致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特朗普指责双方的暴力行为，并说“非常优秀”的人一直在参与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行，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但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失业率正在下降到历史低位，国会除了为富人减税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没有经济衰退或新的海外战争即将发生，但是却有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过去的几个月像歌曲《火不是我们放的》（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一样充满各种新闻标题，政治上的疯狂时刻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媒体充斥着火爆的政治新闻，还有24小时的有线新闻持续不断地报道：种族主义者与反法西斯人士爆发冲突，南极洲崩裂、珊瑚礁死亡，俄罗斯通过推特和脸书干预美国大选，警方把一位平和的乘客从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飞机上拽下来，对小学开展非法移民突击检查，国家广场上的抗议，曼彻斯特爆炸，“伊斯兰国”的杀戮，竞选官员被起诉。

这似乎已经到达了顶峰。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撕裂了千家万户，并通过收入、种族和信仰将他们隔离。人们已经不再信任精英和各种机构，包括政府和新闻界。社交媒体、谈话广播和有线电视新闻变成了回声室和隔离室。特朗普竞选并出任总统的荒谬和后现代的残酷只是长期缓慢的分崩离析的一种极端表现。

我当然知道美国在收入和财富方面正在分化，但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也在崩溃。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中，美国人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固执和尖锐。典型的共和党人比94%的民主党人更保守，而典型的民主党人比92%的共和党人更自由。与此同时，党派间的反感更强烈，在每个党派中，对另一党派持有“非常负面的意见”的成员比例大约翻了一番。双方开始将对方形容为国家面临的危险。美国红色部分变得更红，蓝色部分变得更蓝，紫色部分几乎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为生活在意见相同的人群中十分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会拒绝与对立党派的人约会，或者他们会反对家庭成员与对立党派的人结婚。

文化也在分化。政治严重分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针锋相对，比如“玩家门丑闻”（Gamergate）；《为奴十二载》是否该赢得奥斯卡奖；经济是在好转还是恶化；股市是在繁荣还是在衰败。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认同变得比种族身份更能预测一个人的意见。套用阿娜伊斯·宁（Anais Nin）的话来说，我们所看见的不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我们自己的样子。

社会资本方面的指标也在下降。参与投票的美国人在减少，他们与邻居和同事度过的时间更少，对工会和教会的参与减少，因此与家庭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中间层”联系不如以往紧密。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李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比过去好得多。但是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步，我们仍然觉得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过比现在更好的时候，社会中间层对维持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和多元化的国家至关重要。通过更广泛的合作和社会支持网络，互惠互利的规范，互相之间的义务、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这个中间层被凝聚在一起。”许多左派人士都认为，21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现象：右翼专制主义逐渐兴起。许多国家的人基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情况也赞同这一观点。这种趋势背后受到至少部分与美国相同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这种趋势似乎感到厌倦、沮丧、无所适从。

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的想法显得充满吸引力，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治愈发达经济体出现的这些裂痕——缓解两极分化，鼓励人们增进团结。我曾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基本收入地球网络会议（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conference），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会上介绍说：“由于政治背景的关系，我们的讨论现在日益具有现实意义，在未来、未来的未来都会如此。”“在我们目前的政治环境中，存在很多以特朗普的形式存在的新民粹主义者，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英国退出欧盟；欧洲各地存在很多令人憎恶的右翼分子，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人。除非我们采取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安全措施，”他说，“否则我们将陷入充满政治极右势力威胁的地狱。这是在座各位都不愿看到的。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提供未来、憧憬和令人兴奋的事物，让人们有理由心怀希望的群体之一。”

我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关注的更多是包容，而不是福利。它是为穷人提供参与经济的一种方式，是确保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发展的基础的一种手段。它增强了劳动者的力量，还为女性在抚养子女和追求职业生涯方面提供了选择。它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有力工具，确保少数人能与多数人获得同样的待遇。它排除了安全网中的种族偏见和家长作风，相信人们会以最好的方式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它能帮助被忽视的农村社区。它是不区分孩子父母的能力，帮助所有孩子的一种方式。

在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时代，全民基本收入措施能促进赋权、包容和团结，这似乎能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它们并不是一个安全网，而是一个基础。

二

一群女性坐在会议室里，谈论着阿拉斯加人的生活。

保罗（Paul）主持这次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小组座谈，他友善地开玩笑说：“本来我们今天想邀请安克雷奇（Anchorage）最有趣的十几位女性，但是她们很忙，所以就请了大家。”参与座谈的女性依次介绍了自己：领养了孩子的母亲、卡车司机、多层次营销计划推广人、家庭托儿所员工、女渔民、非营利性组织工作者。然后保罗让所有人用描述天气的词汇来描述阿拉斯加州。大多数人选择“阴云密布”，理由是吸毒、酗酒、经济困难和政治冲突等问题。一位女士说：“我看不到阳光灿烂的未来。”

大约一半的人表示，由于在阿拉斯加过上体面的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他们正在考虑离开这里。一位女士感叹道，“我会想念PFD”，其余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们所说的PFD是永久基金分红（Permanent Fund Dividend），这是美国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小组座谈的主持人保罗问她们永久基金分红是什么，想要了解她们对这种全民基本收入的措施的理解。这种永久基金分红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她们都可以从中得到钱？

一位女士说，政府可能想把国家预算中多余的钱花出去。另一位女性认为，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偏远地区的生活成本太高，在这里，牛奶价格高达10美元一加仑。一位女性说道，“阿拉斯加州宪法里写了，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属于人民，所以永久基金就是……”她搜索着恰当的词语，“我不知道‘使用费’这个词是否合适，但总之这是石油带来的收益，然后再分配给所有人。那些公司开采的是阿拉斯加人民的石油。”

这三个答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三个答案。盛产石油的阿拉斯加州每年都依靠从土地和水域中开采出的“黑金”获得部分收入，这与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从地面挖出的煤炭、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的页岩砂中掏出的污泥、马萨诸塞州风力发电或内华达州的太阳能不同。这笔资金投入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目前该基金的资金总额为500亿美元。每年秋天，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会为该州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送出一张支票，监狱里的囚犯和被判重罪的人除外。支票金额并不大，一般在1000—2000美元之间。但是这笔资金每年都会帮助该州约3%的人口跨越贫困线。它对最脆弱的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生活在极度贫困或偏远农村社区的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来说最有利。

最近阿拉斯加州一直在就如何妥善使用永久基金的资金争论不休。2017年，比尔·沃克（Bill Walker）州长将分红削减了一半，降低至每人约1100美元，利用省下来的资金弥补该州的预算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永久基金的资金仍然用于阿拉斯加，只不过是通过州政府而不是分发给本州的人民。但沃克的这个举动不受欢迎，参加座谈的女性也这样认为。州政府没有权力根据其需要来花费永久基金分红。人民才有权利按照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使用这笔资金。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维勒霍夫斯基（Bill Wielechowski）反对沃克的行为，“我们试图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你想改变永久基金的使用方式，必须要展开全州范围的讨论，由立法机关通过，并由州长签署成为法律。”他告诉我：“设立这个基金不是为了让一个人决定钱的去向，而是要让人民决定如何使用。”

调查和民意数据显示，不出所料，阿拉斯加人能非常妥善地利用这笔钱。一项调查显示，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这笔钱用于“必需品、紧急情况、支付债务或者用于退休或教育等未来的活动”。每五位受访者中就有四位表示，永久基金分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座谈小组中的女性对那些浪费分红或者为了分红来阿拉斯加的人表示了惊愕。一位女性抱怨说：“有很多家庭来阿拉斯加，还带着六七个孩子，他们得到了很大一笔钱，留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其他人就离开了，所以说他们在拿走属于我们的资源。”她还说道：“我认为需要审核得更好一点。”

其他人则承认，他们并不是这些基金最谨慎的管家。一位年轻女士插话说道：“我成长的过程中，家里并不是非常富裕，而且现在我仍生活得比较挣扎。”她承认“每年一次，我得到这笔巨额资金……很难管好自己，把钱用在账单和应该花费的东西上，而不是说（她思考了一会），‘哦，上帝啊，我有四千美元，我要去买一台新电视机。’”但她这样的人比较罕见。人们需要这笔钱，并倾向于把这笔钱用在需要的地方。

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时代，向所有公民分配国民财富的想法不时出现，这与全民基本收入非常相似。在基督诞生之前，罗马通过了一项法律，向所有10岁以上的公民提供5摩迪（modii），折合大约70磅（约63.5斤）的粮食。500年后，哈里发阿布·巴克尔（Abu Bakr）为生活在四大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统辖地区的所有男性、女性和儿童提供10迪拉姆（dirham）的收入。后来，托马斯·潘恩主张为那些被排除在土地财产体系之外的人提供补偿。最近，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安妮·阿尔斯托特（Anne Alstott）建议在每个美国人21岁生日时一次性支付80000美元，以帮助培养一个“权益人社会”（stakeholder society）。

这种政府分配的财富通常称作公民收入，它将这种分配视作社区一分子的自然利益，而不是一种施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补偿措施。“每个生活在阿拉斯加州的人都有权享受永久基金分红，”一位女性说道，“福利基于你的收入，是帮助人们重新站起来的援助计划。永久分红基金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权利，无论贫富，谨慎或不谨慎，工作还是失业，每个人都能获得，而且每个人得到的数额相同。

三

回到这本书开篇的问题：如果在余生中，所有美国人的银行账户每个月都会出现1000美元的支票，会发生什么？对于富人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于穷人来说，这将是变革性的，美国的贫困家庭将开始接近中产阶级。人们将能支付账单，修缮住房，能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那些没有任何现金收入的深度贫困家庭将会消失。

从对劳动所得税抵免和食品券等项目的研究当中，我们能预见全民基本收入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婴幼儿住院的可能性会降低，他们会获得更多食物，更好地成长。在成长过程中，这些孩子的健康状况、阅读和数学成绩都会提升。这一影响在几年、几十年后将转化为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些孩子成年以后代谢疾病发病率也更低。他们可能会活得更久。

全民基本收入尤其将为年轻人提供强大的支持，美国政府将借此努力消除富有和贫困孩子之间的差异，为人生开始的阶段提供更多投资。美国目前对老年人口的人均投入大约是儿童的3倍。仅从联邦政府层面来看，政府在老年人身上的花费是年轻人的7倍。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儿童贫困最终将被消除，而且还会带来长期的有利影响，包括延长预期寿命、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等。对于成年人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也将影响深刻。关于道芬（Dauphin）的“民康”实验（Mincome）的研究表明，获得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人住院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都更小。在美国的负所得税研究中，家中的主要收入者获得了更多陪伴子女的时间，他们的房屋拥有率也提高了。

贫穷负担会减轻，人们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这些资金。正如我在维多利亚湖所看到的，对于饥饿的人来说，足球网毫无意义；对于需要清洁饮用水的人来说，学费没有作用；对于需要农业设备的城镇来说，水罐也于事无补。但是金钱是通用的，可以换取需要的东西。直接发放现金意味着单身母亲不必用食物券换取现金来支付取暖费。意味着，当她真正需要的是交通费用的时候，不必与复杂的第八住房补贴方案纠缠。这样会更加高效、有力。

全民基本收入能帮助长期贫困的人，也能为数千万不时需要支持的人提供帮助。每一年，约有40%的劳动者离开一个工作岗位，还有数百万人遭遇家庭成员疾病、驱逐、汽车故障。工人权利削弱、工资停滞不前和严重不平等现象等因素促使自由职业和合同工作增多、福利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不稳定型无产者的出现，这个群体存在于中产阶级之下，与这个本身也在缩小的阶级存在一些重叠。1/3的家庭没有储蓄，在紧急情况下，有一半的家庭必须借贷或出售一些东西才能拿出400美元。安全网只能帮助一部分人避免贫困。普遍现金福利是为所有人提供保障和自决的一种工具。

在繁华的沿海地带与中部农村地区日益分化的时期，普遍的现金补贴也有助于促进全国各地均衡发展。“在不久前，对不平等的关注点还是你在收入分配的哪个层次，是10%、1%还是某个百分比的前1/10，”肯塔基州工作搜索网站Indeed的一位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Jed Kolko）告诉我，“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地域性差异。”这在经济创新小组（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该小组发现经济日渐依赖越来越少的“表现极其强劲”的县来创造新的企业和工作。在2010—2014年期间，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等20多个地区占到企业净增长的一半。该报告发现，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地区性失衡。但是，全民基本收入将提高被忽略和欠发达地区的工资和投资，对生活成本最低的地方的人们帮助最大。

全民基本收入将更巧妙地从消费方面削弱不平等现象的不利影响，缩小教育方面的差距（现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在24岁时获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是贫困家庭学生的5倍）。人口会更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美国企业家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这些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启动资金和安全保证网。一项研究发现，“自雇就业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是否获得了馈赠或遗产”。全民基本收入将为每一个有想法的创业人士提供资本，这对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经济衰退对人们的破坏性将会削弱，因为所有家庭都有“压舱物”维持基本生活。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会有更多人从事创意工作或照顾他人。低薪劳动力市场将必须做出改变，企业被迫提高工资并改善员工的福利。物价可能上涨；有些人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高税率会使富人的税负更重，并迫使企业转移到海外。尽管如此，左翼智库罗斯福研究所估计，全民基本收入在实施的最初八年中可以将经济增长率提高13%，让我们所有人长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四

全民基本收入会引发谁是“我们所有人”的讨论，从而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与移民之间以及数百万不能按照前两条明确划分的混合家庭内部形成裂痕。现在已经有许多美国人认为福利国家与移民不相容。中右派的《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认为，在目前美国有众多移民的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并不适用，他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上说，“很多移民都是低薪工人。他们缺乏技能，很多都是这样。他们没有达到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的教育水平，所以无法缴纳足够的税收来补偿收到的支票。即使只覆盖这些人的孩子，那么国家接纳了移民，然后这些移民的孩子像你的孩子一样每年享有150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样的话没有多少人会支持国家接纳移民，我认为这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难民和移民来到美国是受到了福利国家的吸引，因此不值得获得援助。早在1999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加斯（George Borjas）在一篇引发热议、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假定了“福利磁体”（welfare magnets）的存在，并指出移民聚集在福利更慷慨的州。但是，对移民有吸引力的地区往往经济活力更强、就业机会更多、移民同伴更多，而不是有更优厚的救济。一个更隐蔽的障碍是有人认为难民和移民会促使工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盖洛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40%的受访者认为，移民压低了工资水平，损害了整体经济。在另一项调查中，2/3的受访者表示，移民给国家带来的社会服务方面的“成本太高”。然而，与民众的观点相反，移民和难民所缴纳的税收往往高于获得的福利。例如，一项关于美国难民的研究发现，在到达美国后的最初20年内，难民平均支付的税收比获得的福利高出21000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一项研究发现，合法移民增多将会增加政府在医疗补助、税收抵免和保险补贴等方面的支出，但也会产生数千亿美元新的税收收入，足以在20年时间内将赤字减少1万亿美元。所有无证移民不能享受大多数的安全网络项目，但需要将部分收入交给政府，每年缴纳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税。

但是大多数人更相信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事实，而且有证据表明，如果社会安全网变得越慷慨，对移民和难民的反感可能会更重，美国白人对待移民的方式与他们对待本土出生的非裔或拉美裔的方式并无不同。十年前，安·海伦·贝（Ann-HelénBay）和阿克塞尔·韦斯特·佩德森（Axel West Pedersen）就在挪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性对挪威选民进行了调查。大多数挪威人都喜欢这个想法，但当得知移民也会受益时，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新媒体网站Vox的戴伦·马修斯（Dylan Matthews）概括了这项研究并写道：“当这个提议经过调整，让非挪威人也能获益时，1/3的支持者表达了对提议的反对意见。这与很多文章相互佐证，表明种族和族裔多样性的增加可能会引起本土白人选民的激烈反应，他们憎恶新来者，为右翼政党投票作出回应。他们选择的右翼政府然后制定福利削减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惩罚选民害怕的移民，另一方面是因为右翼政党本身就热衷削减福利。”

美国可能也存在同样的偏见。在特朗普意外当选之后，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在密歇根州的马科姆县（Macomb）举行了白人选民的小组座谈。该地区此前的两次总统选举都支持了奥巴马，但这次却转向共和党，投票支持特朗普。尽管该地区的移民人数很少，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移民的担忧却非常普遍。“我去注册医疗补助计划，站在那这个该死的福利办公室里，四周都是没法用英语跟我打招呼的人，”参与小组座谈的一个人说，“他们有医疗保健，有食品券……如果从其他地方来的人都能获得这些，为什么我们不能全部都享有呢？”

就像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已故前主席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福利国家体系周围建立一堵墙”而不是在国家边界建立围墙来解决。从很大程度上来看，美国已经在这样做了：允许合法和无证移民进入，但禁止他们获得福利。尽管如此，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可能会强化种族反感。这可能会加重反移民情绪，并刺激政府采取反对移民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还可能促进两级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企业会寻找无证工人，因为这些工人的费用要比本地出生的公民低得多。移民数量减少会使经济更加僵化，老龄化程度更高。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催生严重的种族主义。

这一切没有简单的答案，对进步人士而言尤其如此。

五

在经济安全项目的另一个小组座谈中，保罗询问了一群阿拉斯加男性对本州经济状况的看法和现金补助项目方面的经历。在座谈中，保罗问他们为什么钱包里和手头都有钱，还这么看重永久基金分红。一位退休的管道工人表示，“作为本州的公民，我们从这个州开采出来的资源中获益”。这位管道工人喜欢“划船、搜寻石头、采矿、钓鱼，所有这些好玩的事情”。另一个人说，“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州的股东。就像我拥有它的一部分一样”。

全民基本收入是分享公共财富，而不是简单地征税和重新分配收入，这种说法听起来也许很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能。在2012年选举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曾将国人划分为“创造者”（makers）和“获取者”（takers），在坐满选举捐款人的房间里，他谴责有47%的人在吸53%的人的血。他说：“我的工作不是担心这些人。”他还解释道，反正这些人也会投票给奥巴马。“我永远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自己照顾自己。”他形容他们是“依靠政府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他们，觉得自己有权享受医疗保健、食物、住房等。”

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让创造者和获取者之间、纳税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的劳动者和依靠这项政策的懒惰的人之间的怨恨更严重。但是对创造者和获取者的区别现在、并且一直都是错误的。罗姆尼在细节方面，以及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更广泛、更哲学的理解方面都是错误的。首先，82%的美国家庭缴纳所得税和工资税，而不是53%。不纳税的家庭大部分由老人和退休人员、极端贫困人士或失业人员组成。此外，低收入家庭受到相对不开明的国家和地方税的打击，还要向政府支付过重的烟草税。低收入家庭还购买了大部分彩票。“穷人没有做出贡献”这个观点不符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所有美国人一生当中都会“创造”和“获取”，无论多么努力和富有创造力，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真的仅仅依靠自己。儿童获取，成年人创造，老人又获取。即使是那些作为创造者的正在工作的成年人其实也是获取者，享受着道路设施、警察保护、外交政策、清洁用水等带来的益处。那些不在劳动力队伍中的人也往往是创造者，比如留在家中的父母和在学校学习以便提高未来收入的孩子。所有人都付出一些东西，也都得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应当付出，也都应该获取。每个人都从付出中获益，也都可以从获取中获益。

理论上讲，全民基本收入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会让一部分人掉落，造成贫困，并惩罚那些不能或现在没有工作的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我们在认识人类动机和经济体系的盲目运作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意识到，经济中市场运作的混乱和歧视的盛行将人们推向失业，并不顾人们的意愿，让他们不断或经常性地失去工作。我希望，不要为穷人贴上‘低人一等’‘缺乏能力’的标签，并以此为由将他们从我们的良心中抹去。”全民基本收入会削弱这种看法成立的基础，成为维护人类尊严的强大力量。它承认我们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独立性。

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70年前所主张的那样，普遍的、不受限制的现金福利——直接给人们钱——将增进基于“经济安全与独立”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它将使每个人都有自由去过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生活的每个阶段为每个人带来一种共有投资感，还能促进社会的整体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