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手记｜“文明上山”的观察与反思

上山：并非“逃避统治的艺术”

云南是一块宝地，一块福地，一块让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美丽家园。山好，水好，人好。上个月，著名社会学者曹锦清先生一行来我挂职所在地红河州元阳县调研。老先生每到一处，除了重点关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外，总会连带问及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等问题。

云南不愧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包括汉族在内，共有26个民族世居于此。岂止生物多样性堪称全国之最，民族的多元一体、和谐共荣之程度，全国也是无出其右。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西南边陲省份，的确为西北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树立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标杆。

美国人类学者詹姆士·斯科特一直以一种孤冷的视角审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其可取之处在于，以那种后现代的视野对现代性工程的过度干预进行解构，通过反其道而行之、赋予边缘部分以主体性，来实现去中心化。然而，在给人醍醐灌顶之余，冷静下来，也会发现这种理解方式有不少牵强之处。他前些年的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译本已然绝版。我是去年到云南挂职之前，专门花数倍于定价的高价，从旧书网购得。一年来得空便读。边读边与下乡调研的实际对照，有些地方还是不能完全认同。

文明缘何难上山？这是斯科特此书试图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我们能否就此脑洞大开地认为，东南亚高地的这些民族，是有意以一种主动拒斥文明、拒斥现代化的方式，逃入深山老林，去过一种后现代田园诗般的清修生活？是他们为了躲避发端于平原的国家政权的税收、管制及其日益精细化（所谓数目字管理），而从低地逃到高地，从文明返归“野蛮”？这就是所谓“逃避统治的艺术”？

按照斯科特的理解，很多高山民族之所以没有文字而仅有语言，依靠口耳相传来承袭某些智慧和经验，是因为第一代逃避统治的聪明人，以一种绝学无忧、绝圣弃智的大智慧，主动放弃传承文明的文化载体——文字。这种想法很有新意，很有脑洞，但恐怕过于“被迫害妄想狂”、过于偏执了一些。这可以是科幻大片的节奏，却不大像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接近斯科特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可能是自西晋“八王之乱”后“永嘉南渡”的客家人。这样的从平原地带整体性、永久性地移居到东南沿海山地的故事，在此后的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直至满清入关也都时有发生。不过，也许会有逃亡隐遁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式政治避难，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陶渊明式桃花源幻想，但诸如此类的安贫乐道、“主动退化”，不是历史的主流。

人们有歌颂传统、尚古非今的偏好，越是现代，越是有这样一股复古的潮流。当然，先民确实有许多值得敬畏赞叹的智慧，甚至有些至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若是就此以一种顶礼膜拜的姿态，认为这是一种后人无可望其项背的神启，是黄金时代对黑铁时代的无声鄙夷，就未免太妄自菲薄了。

民族性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倒不如说，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助于理解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以哈尼族为例，哈尼族是一个典型的高山民族。但他们的迁徙历史是沿着古羌族从青藏高原往南一路过来，中间经历了不少战乱纷争，最终逃到红河南岸。有的逃得更远，到了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他们叫阿卡人。

哈尼族的这一迁徙历史，既是一部充满艰辛的民族逃难史、也是一部不断习得农耕文化并最终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各民族巨大影响的民族融合史、农耕史。我在县里挂职一年，听到不少人唱哈尼古歌、哈尼四季生产调，不同人有不同唱法。有人侧重于表现民族祖先长距离迁徙的艰难困苦，那就非常悲苦、凄凉；有人侧重于表现习得了农耕技术的哈尼人一年四季顺应农时、起早贪黑，“认真生活、快乐工作”的996状态，洋溢着“农作使我快乐”——这其中当然饱含着高山民族的勤劳与质朴、奋斗与智慧，甚至靠着自己的双手在自唐以来的1300多年时间里开辟出堪称人间奇迹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但我们仍然不能认为这是斯科特意义上的“逃避统治的艺术”和某种有意的“理性狡计”。它完全是偶然的。

土司：一场温和渐进的赎买

斯科特关于“文明上山”或“逃避统治”的命题，还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即文明或现代国家政权的这种无限扩张性。事实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不少古代帝王那里，更多不过是一种观念上的野望。而以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经验观之，相比扩张，内卷更像是一种常态。

我用红河州为例。红河州现在有十三个县市，以红河为界，北部七个县，南部六个县。北部坝子相对大一些，南部多山区。文明不上山，现下脱贫攻坚最困难的区域集中在南部。交通基础设施最落后、民众生产生活条件比较低、教育观念和文化程度较差的地方，也都是南部。在教育和文化上，北部对南部基本呈现一种碾压倒灌的态势。

历史上看，文明分野也是以红河为界。红河以北的平原地区，随着几轮中央政权的辐射，早已改土归流，行郡县制管理。红河以南则长期处于“江外十八土司”管辖范围内。所谓“江外”的“外”，其视角是相对中央王朝而言的，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的那个方向，其实就是一江之隔的南岸，即为外。那么，这个江外十八土司，是否管辖了红河州南部六县的全部范围呢？不是，其管辖范围实际只是点状、带状的存在，也没有连成一片。这就是1950年前长期存在的一种状态。因为对“江外”这种地方，中央政府财政汲取的潜在收益微乎其微、财政汲取的潜在成本却高得惊人，毋宁采取“土人治土、高度自治”的羁縻方针。

1950年，红河州的土司制度几乎是一刀切地终止，它实际上终结于土地改革。但云南土司制度的废除又是一个温和的过程，类似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同民族资本家座谈时曾说：“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搞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搞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

今天回头看，边疆土司制度的废除，也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少末代土司转变为当地首任乡长、县长、州长。至今百姓中间还流传着一些善意的段子，我反复听到且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如下两则。

一是说某“县处级”土司（即原来统辖范围为一个县左右）转制后担任首任县长，以往骑着高头大马从山坡上跑来跑去，现在第一次坐上了公家吉普车。当他从一段U型山路的一端坐到另一端后，兴奋地指挥司机：倒回去，再来一遍！

另一个是说某担任地州级领导的原土司，面对老百姓在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驱动下，因机场的征地安置问题迟迟不能统一意见，工程进展缓慢的情况时，飙出一句：“什么你的地，这原来都是我的地！现在共产党要给咱们修机场、修公路，老子都同意，你们凭什么不同意？”据说，问题就这么摆平了。

不由得想起，蜀汉诸葛亮何等手腕，深入不毛征战南中，也只能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针，尽量借力和激活当地资源要素，以羁縻手段实现有效治理。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只有到现场的山山水水走一遭，才能有直观而深刻的感受。

扶贫：具有道义合法性的现代性工程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云南这块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上，拿着放大镜来找细节，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典型。除了刚刚实现整族脱贫、收到总书记回信的独龙族外，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案例。去年十月，我们挂职干部在昆明集体培训的时候，云南大学的民族学教授王文光先生讲过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纳西族摩梭人。怎么又是纳西族又是摩梭人呢？原因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最开始让老百姓自己报，居然上报了400多个民族。后来中央定了，变成55个少数民族。但是摩梭人不断提出，希望自己也被独立认定为一个民族，后来云南省说，你们还是纳西族，但特殊场合可以提你们是纳西族里的特殊一支——摩梭人。为什么摩梭人一直咬定青山不放松，希望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呢？因为他们在一个彝族自治县，彝族是老大，所以他们在资源上没有竞争优势。

摩梭人的政治、经济和家庭发展是极度不匹配的，是在不同的平行空间遵循各自的发展秩序。他们到现在还是母系大家庭，老祖母管着家，所有儿子不娶媳妇，实行走婚制。你问他们为什么不结婚，答案是结婚不好，不自由。他们大致的伦理是，一个时间之内，只能有一个性伙伴，但一生之中，可以有很多个。

摩梭人管长自己一辈的男性都叫阿乌，管长自己一辈的女性都叫妈妈。男性的长辈即阿乌，四十几岁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干了，也没有权力。在母系社会中，他们的土地也给另一个民族去种了，甚至要倒贴钱让别人去种。因为他们认为土地荒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所以摩梭人男的不娶，女的不嫁。当然，历史上的一些特殊阶段，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就被人举报，说乱搞男女关系。那个年代，这个罪名影响很严重（今天当然也严重）。组织上有办法，如果不结婚，公共食堂不给发饭票。他们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两个人牵着手一起去领证，一起去拿饭票，拿到饭票再分开，该走婚照样走婚。

这种现代社会很难接受的“传统”，会不会有一些改变，会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改变呢？一个摩梭女人找到前男人，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俩生的，你记得吧？记得。现在他要上大学了，你出学费吧。男人说，笑话！我们摩梭人的规矩向来都是，我姐姐家的孩子，我作为舅舅要参与供养，但你要养的孩子别找我啊，你要找你的哥哥弟弟一起抚养。母系社会嘛。但软磨硬泡说到最后，男人也同意出钱。不过，也因如此，两人约定，要开始一起好好过日子了。这是什么力量？是货币的力量，经济的力量，现代性的力量。是货币化形式的学费，搅动了这一池春水，促成了这种原始部落或“直过民族”中核心家庭的诞生和现代化的转变。

另一个例子是佤族。佤族向来有个传统，要砍人头祭诸神，而且胡子越长的人头越好。他们认为，砍了这样的一颗好头颅，庄稼就会长得像胡子那样稠密。有人会较真说，这太荒唐了，就算粮食也不是越稠密产量越高。这个，是原始信仰，我们不宜过细追究。总之一到相应时节，整个佤族地区就人心惶惶，不知要砍谁的头了。

1952年，佤族的几个头人被请入北京，跟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吃饭。毛主席喝了几杯酒后，对头人们说，听说你们现在还要杀人祭天啊，这个可不好，要改变。几个头人不服，在他们看来，这是神灵的意志。主席有政治智慧，说你们自己民族商量解决，接着喝酒。

为什么要这样？1952年，云南存在两个省政府，一个是在昆明的云南省人民政府，还有一个就在佤族所在地、缅甸境内的“中华民国云南省政府”，他们一度反扑回来占了十六个县。你把这些头人给得罪了，他们就会被拉到对面去。这顿饭从1952年起，一连吃了六年，吃到1958年，最终改变了这一恐怖的陋俗。所以说，孔子大声痛斥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种人本观念的认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确立起来的。

去年我刚来云南参与扶贫工作时，对类似独龙族这种“直过民族”的体会还不深，后来下到农村去了几趟，确实发现在直过民族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有的至今保持着物物交换的习惯，耻于言利，不屑竞争，拒斥市场和货币。基本计量单位可能是“一堆”，用此“一堆”兑换彼“一堆”。有时我也会怀疑，我们费这么大力气，要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帮助他们能看到更大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种强迫和打扰呢？

后来我想通了，也因此走出了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这一逻辑的某些局限和影响。脱贫攻坚当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干预和生活改造工程。当你知道有更多的选择之后，宁愿归于恬淡，安贫乐道，那是值得尊重的个人意志，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与更强的行动能力，那么社会有责任提供一种帮助和托举，让他们跳出“贫穷限制想象力”的怪圈，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