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的兴起

过去，孩子是在难忘的优美童话故事中长大。历史被作为一串串轶事而展现在我们面前，至今仍被用于通过回忆过去而回答“现在”的问题，它们在我们脑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听说“宗教改革”前，我们早听说了关于马丁·路德降生的故事，这位善良的修士被修道院院长派往罗马，在那里目睹了许多凶残和野心，于是绝望地返回，从此下定决心斩断自己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现在比原来了解得更准确。今天在教室里，我假设12岁的小孩正在笔记本上乱写道，尽管马丁·路德去了罗马，但他是一个模范的朝圣者，从一座教堂到另一座教堂，尽量收集免罪的恩宠。滞留罗马期间，这位修士十分尊敬甚至崇拜教皇和枢机主教们，返回德国几个月后，他还在称赞他们的渊博学识和非凡才能。

轶事向每个人揭示了抽象的主体，即宗教改革是教会腐败的产物。如果我们翻开教科书，为新世纪而自豪地修订了的教科书、教导现代开明大众有关16世纪伟大宗教革命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无稽之谈。这些教科书会问，“什么是宗教改革?”它是教会衰落的直接结果。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教士已经堕落到恬不知耻的地步。教会的宗教教育是不存在的，它的虔诚是无意识的、外在的，它的道德是不足的。宗教改革的光荣发生就是从企图以暴力来医治这种令人悲伤的状态。

不，我要重复一千遍，决非如此！我没有时间来详细论证这个观点是多么错误和荒谬。我没有时间逐一论述宗教改革主要人物的心理传记，以便向你们表明他们的思想体系与“腐化”这个概念是多么格格不入。但我至少可以问一个问题：腐化本身如何能引起比腐化更严重的后果？通过造成反对？但这不是必要的。有的腐化存在了成百上千年，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对，只要它们没有被人觉得是腐败。腐化本身并不导致反对;只有当它被认为是腐化时，当它变得那些认识到它的人觉得难以忍受时才会发生，这个变化是心理的，心理原因之外是社会原因。我要重复这些论文之前经常说的：我们应该从社会秩序中发现我们寻找的东西，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社会并理解它吧。

一个社会阶级正在兴起，繁荣、发展并取得胜利。这些资产阶级正在置身于社会的上层。看看他们吧，听听他们吧，他们正在控制局面。宗教改革不会从一个人的心里全面爆发，无论这个人的内心是多么深沉和宽广。路德的声音将早200年就会响彻云霄，像喷泉的水柱一样：底部激湍而有力，但力量逐渐减弱，直到突然中断，像晴天的雨一样。1517年、1520年，路德的声音响彻世界，像巨大的回音一样，与其他正在等待信号的成千上万的人的声音汇在一起，并对他们产生影响，使这股声音变得高昂、猛烈、强劲有力，像《圣经》吹响的号角，摧毁了杰里科的城墙。

米西列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证，我不可能说得比他更好：“路德的影响，他的人格力量，他控制的成功，传遍了整个欧洲，给各地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以动力。” 的确，自发地，但让我们再加上一句，这是运动的初期，一个既定社会的产物。在一个资产阶级时代，它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宗教感情的表现。

 一

让我们看看新世纪前夕1470年或1490年的世界，并思考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的宗教情况如何呢？当时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的人民如何？但首先我们能称它为宗教吗？不清楚。从远处看，当时法国无疑只有一种宗教，即基督教。但是当我们走近并看看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时，情况会怎样呢？

对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宗教是风俗、习惯、仪式、庆典的混合体，他们的生活被宗教严格地制约着。我没有提到“教义”，因为事实上没有能够或打算对普通的信徒传授宗教知识。我们必须把今天的法国与当时的法国区分开来。在当代法国，教士从孩子幼年就向他们传授宗教知识，教士系统而有方法地教授孩子们教义基础知识。但那时不是这样。

除了领取教俸的半贵族外，世俗教士由当地受压迫的无产者、没有因训练而改变的贫穷农民组成，当地教士偶然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多少学会了主持弥撒，阅读或背诵必要的祈祷书。 这样一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会教给其他人什么呢？当时还没有学校（神学院）。

只有修士才把宗教教育当作他们的部分职责。他们像城市的教师那样很好地履行了教师职责，通过仔细遴选出来的城市传道者（牧师）被给与丰厚的报酬，他们利用四旬斋节（复活节前40日）和耶稣降临节，以一系列轻松的布道活动宣扬基督教教义。但是在乡村，修士可能停留下来布道。这种教育是松散、零星和简单的，没有什么效果。事后人们就忘记了，记住的只是大致的仪式和风俗。

宗教意味着去做弥撒。如果可能，则天天做，当进出教堂大门时，教徒都会小心翼翼地瞟一眼立在门口的圣克里斯托弗大雕像，他保护人们免于突然死亡。宗教意味着站在教堂里，当教士主持仪式时，信徒祈祷。四旬节和四季大斋日期间，宗教就意味着遵守严格的斋戒和素食，主日和圣日停止工作，每天祈祷，终生去远近的圣地朝圣二三次，最好的朝圣是勇敢地战胜风浪到圣地(耶路撒冷)，不顾海盗、土耳其人和动乱，参拜所有的神圣场所。对返回故乡的香客来说，在十字架的帮助下，朝圣是可以在缩微画中被重复的。这就是宗教对大多数人的意义。

我不敢肯定这就是全部。宗教戒律在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我们今天看来非常世俗的事情，如立遗嘱或博士论文答辩，也必须画十字架以示完成。从出生到死亡，人的所有活动都被宗教控制，宗教规范人的最细微工作，人的闲暇，人吃什么，人如何生活，正如教堂的钟声召集人们祈祷或去办公室，宗教控制人的生活节奏。教堂是人们欢乐和危急时刻的聚集中心。每个主日和戒斋日，全社区的人都按照等级聚集在教堂。纺织工充当唱诗班成员。坐在教堂前排席位的是乡绅，他带着宠物狗、妻子和孩子。地方官员坐在乡绅的后面，之后依次是体力劳动者，最后面是卑微的大众，如随从、仆人、孩子和正在教堂里的牲口。当教会或宗教对社会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时，那么它就不能被人们轻蔑地当作仅仅是一部分仪式。

我们通过分析一本小书而进一步论述，这是住在弗朗什-孔泰地区的一名普通人的流水账，像成千上万保留至今的类似文献一样。 这个人叫雅克·科德里尔，他生活于朱罗（Jura）地区的克莱尔沃（Clairvaux）。由于他不是教士，所以他娶妻生子，与教会只保留正常的联系。他依靠出售皮革谋生。没有什么线索能证明他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在这本流水账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名单，题为“克莱尔沃的公证人雅克·科德里尔晨祷文”。他首先在胸前划十字，祈祷“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们……”

起床之后，他先在胸前划十字，然后祈祷“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们……”

我们这里有了一份把我们带回与今天大相径庭的习惯的文献，它告诉我们很多有关16世纪宗教的真正含义。

二

普通人生存于社会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穷人和富人之间。位于普通人之下贫困大众包括处境悲惨的人、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未受过教育的人、那些辛勤劳作但是遭受不幸的人、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实际上，他们经常更多地生活于动物之中，而不是生活于人类社会中。普通人之下是维兰，他们穷困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遭受责罚、嘲笑和辱骂。但他们也是教会信徒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去教堂，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教堂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他们甚至感到在教堂比在家里更自在，因为古老的基督教平等思想控制了“上帝之屋”的入口。农民游行时吟唱着古老的歌谣：“当亚当耕种夏娃织布时，谁是绅士？”我们和他们一样，在上帝眼里，如果不是在世俗世界的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他们是贫穷的信徒，衣衫褴褛。他们仍然疲于日常辛勤劳作。当人们做弥撒时，熏香的气味袅袅上升到天空，而肃静的教堂突然响起了歌声。在肃默的时候，教堂里只回响着从教士薄薄嘴唇之间滑出的拉丁语布道，这些布道在这些粗头笨脑中慢慢地形成什么模糊的梦幻呢？清晰的思想当然是没有的。他们将思考什么呢？谁将填补他们思想的真空呢？弥撒是用拉丁语讲的。对他们来说，祈祷只是形式的、不可理解的咒语。没有人真正教授过宗教知识，他们之所以出现在那里，是因为那就是习俗，他们觉得他们应在那里。他们划十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必须做的事，每个人都划十字，自从他们有记忆起，他们就看见每个人都划十字。他们下跪、站立、模糊地听圣歌和祈祷，迷惑、吃惊地张开嘴巴，目光呆滞，所有这些接近的思想在其他地方固定下来。

哪里呢？米西列告诉我们：在田间、在森林、在沼泽、在草原的橡树、在子夜龙蛇来饮水的冷泉。在内心深处，他们强烈地依附模糊的和各地不同的传统、长期被认为消失了的、潜在宣传的幸存传统。我们不应该忘记大众的自然主义和本能的泛神论广泛流行，它们经历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对于那些容易受自然主义影响、不问青红皂白就相信它的人，基督教只有一种回击，称它们为邪恶、反上帝的恶魔。异教集团非常突然地粉墨登场，但被搜查、追捕、受折磨，最后被公共权威清除。之后有一段平静时期，但不久又在不远处发生同样的动荡。

原始共产主义萌芽经常从这种浑水中冒出来。想象一下粗手大脚的农民的秘密集会，胡乱地结伴跳舞，就像16世纪初动荡年代的德国旧领主的版画所显示的那样。这些粗人的麻痹暗示了不可言喻的阴暗和神秘感情，这是一种有点可怕的感情。一大群人生活在文明的边缘，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反抗的边缘，也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文明把他们排除在外。但这群人有时会突然奋起反抗压迫和排斥他们的世界。这是隐藏在普通人内心的极端状态。

普通人之上的世界是学术世界，或被看成是学术世界。狭小封闭的学校、读书的世界、会阅读并已经得到阅读材料的人：手稿藏在修道院，书籍放在他们的书架上。在学术世界中，人们讨论和争辩某一问题，他们用教条和神学论点来丰富自己的信仰。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前夕，这种人几乎都被奥卡姆主义（Ockhamism）所吸引，这是一种活跃而勇敢地反对圣托马斯·阿奎那理智主义、向阿奎那为信仰提供理性证明发起挑战的思想。 奥卡姆主义猛烈抨击托马斯主义者调和信仰与理性的企图。它把基督教生活简化为参加宗教仪式和从事善功。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完整性也减少为一系列被人接受的、既不成问题也没有爱的信仰，精神变为文字的奴隶，俗人变为教士的奴隶。

毫无疑问，奥卡姆主义本身既不平凡也不渺小。它能够而且应该在其他时期结出累累果实。它被禁止并宣布所有对先验论和认识论的思考都是不可能的。只要得到适当的启示，人类理性就会认识到它的无效。信仰变得屈从于启示的权威，从此像教条那样不确定和值得争辩。但是奥卡姆主义没有为肯定的、经验的现象研究设置障碍。因此，早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它就鼓励信仰与理性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不同于现代思想习惯。理性符合现在的世俗生活规则、法律规定、战争与和平、工作与财富的行为规范。宗教被赋予了永恒希望的仪式、揭示真理的卓越任务以及未来生活的承诺。

奥卡姆主义在理论上做到了所有这一切，但实际上时机尚未成熟。实验科学观念对14世纪既无仪器又无方法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由于被奥卡姆的认识论王国驱逐出来，所以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世俗王国。他们不能观察最接近的心理实际情况。他们脱离主观的评论，沉迷于最抽象乏味的形式逻辑和三段论推理研究。他们创立了语言科学，空洞而且沉闷，为16世纪初所有人文主义者和改革家提供了一些残羹冷炙或一根救命稻草。

特别严重的问题是，一个无思想见解的低级教士把宗教简化为一套空洞的仪式，而一名学识渊博、有博士学位和神学家称号的教士，无疑为了非常高尚的目的，但是利用逻辑学家的不屈不挠精神，谦恭地奉守文学和教会戒律。后果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与此同时，大量信徒继续探索上帝，而且一种信仰满足了它的需要，一种新的精神从他们内心迸发出来了。

三

在唯名论和奥卡姆拥护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西欧教士为信徒制定了严密的计划。他们不理解，他们也不试图理解，他们必须禁止企图理解和亵渎教义的思想，他们必须相信教义是人类无法理解的观点，追随奥卡姆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能了解的人不是上帝。这些权威性论断必须不折不扣地被相信。教会命令或批准的正式习惯必须被当作仪式而履行，不需要慈善施舍活动。信徒与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呢？

对大多数信徒来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头脑清醒、逻辑严密、勇于创新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一些教育，知道教育的价值和人类知识的力量，他们因为拥有土地、房屋、金银而满怀自信。所以他们热切地盼望一个新的权威，用他们的权威取代旧权威，以便他们能对世界宣称：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和主人。但是他们被提供的宗教是教会的、形式主义的，强调权威、服从和愚昧无知。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宗教，开始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后来采取反抗的手段。你可能会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确，没有文献证明整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宗教情绪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思想是完全不一致的。

答案不在文献中，而在艺术作品和修女院中。修女院里到处是证据。宗教改革前夕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基督教走向崩溃的时代，宗教组织衰落，修道院的力量被破坏，它们的吸引力仅仅限于修道院之内。 但是与此同时，修道院的小密室里实际上充斥了虔诚的基督教徒，身心疲惫的贵族从一个没有教义的教堂、没有感情的学校引退到修道院。在修道院中，他们寻求精神食粮，寻求心灵安宁。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是人们对堕落为唯名论的奥卡姆主义严格教义的一种必然反应。他们无疑是失望的，他们选择了放弃，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感到邪恶横行，世界是荒谬的，它不能容忍人们生存和奋斗于其中。这是神秘主义的一方面，但是伟大的神秘主义思潮中还有其他因素，即使宗教改革爆发后，许多贵族也迷恋神秘主义。 我仅举一例，法兰西斯一世的姐姐纳瓦尔的玛格丽特， 她也许可以作为那些不满于唯名论的宗教态度、默默接受教士布道、机械地进行仪式和工作的人的代表。这已表明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还有一面镜子，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镜子，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小集团，而属于每个人，那就是艺术。15世纪的宗教艺术逼真、悲伤、人性化，马勒的《哥特式图像》生动地描绘了它。这种艺术证明当时的神学是多么落后于时代。这个时代比我们通过学习当时的哲学和经院哲学论文所得出的印象更自由、更人道、更现代。勒费弗尔·德塔普几乎与达·芬奇同时代，他的僵硬而蹩脚的拉丁语散见于蛮族语言中，晦涩难懂。但他与另一个人比较从未进行，那就是几乎与他完全同时代的法国伟大雕刻家米歇尔·克伦伯……宗教改革传播到大众的速度有时令人吃惊，但是应该记住，到那时为止，学者、聪明的布道者和宗教改革的第一批宣传家呼唤一种更满足他们的需要、更人性化、更接近内心世界的宗教。长期以来，善良的法国人已知道一种详细描绘圣母的人性、“哀悼基督”的悲伤、戴刺冠的耶稣画像和葬礼的悲剧艺术，借助这种艺术，他们熟悉剥除了教士伪装、充满怜悯、直接并持续打动内心的宗教。 后来，当这些画像被新教徒破坏时，他们犯下的不仅仅是汪达尔主义罪行。也许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是尊敬一种曾经偷偷地为他们铺平了道路的艺术。

当我谈论人民时，我自然是指中产阶级的人。布尔日主教堂建于13世纪，它高耸的中殿没有被左右两翼所隔断，一边被短边小礼拜堂所包围，其中有些小礼拜室建于13世纪，另外一些则建于15世纪，它们是如此舒适、欢快、亲切。置身如此优美的主教堂中，人们自然会想起当时画家可能描绘了年轻、优雅、甜蜜地接受天使报喜的圣母像的小房间。这些小礼拜堂都以旧资产阶级家族命名，如弗拉德、伯加勒、特卢梭、雅克·科尔、柯平、拉罗伊、图里尔、阿里格瑞特等。阿里格雷特曾下令对这些小礼拜堂进行装修，安装彩色玻璃和祭坛。 它们都是风格、人道、悲伤的真实而无可辩驳的证明。在奥卡姆主义和唯名论占统治地位时期，开明的资产阶级、富商、有文化的律师就是在这些小礼拜堂里认识他们的宗教，坚持他们的信仰。

四

有些人逃避红尘，到修道院的小密室里避难，面对光秃秃的四壁。当夜幕降临、白天修行结束时，他们沉浸于禁欲苦修的教义中，或者在黑暗的小礼拜堂里，沉思头戴荆冠的基督的爱，在鲜血和痛苦折磨的汗水中浸泡:徒劳地追求阳刚的、热情的灵魂。由和平重铸的世界充满了欢声笑语。追求隐退到修道院小密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像富利尔·让（Frêre Jean）那样摩拳擦掌，为了有价值的事业而工作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到1525年，中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依靠它的黄金和借款，通过福格尔家族银行的代理，中产阶级已经扶持了皇帝查理五世和教皇立奥十世。 印刷业已经开始迎合中产阶级的兴趣、本能和职业利益。到1525年，中产阶级已经兴起并开始发挥作用。面对这种热火朝天的景象，教士几乎无动于衷。让教士们让道、为资产阶级腾出空间，让教士们为理性、学术、自尊、踏实、清醒感到骄傲吧!

“我为你，我的兄弟而向上帝祈祷，”修士为尘世的人们嘟囔，“当你用双手和头脑工作时，当你为那些依赖你的人耕耘时，我在修女院谦卑地面向上帝，为你赎罪，一个罪人……”——这是现代人骄傲地予以反对的中世纪观念。如果有人问有关修士的任何事情，如他是人、穷小伙、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让他拯救他自己吧，这就足够了。灵魂得救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临终时都将与上帝面对面清算一生——就像一位精明的商人月底清算账目，收缴到期债务，兑现无需再核实的支票。每当我思考这种心理状态时，一个小场面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一幅生动的插图，一个天真而著名的故事，由匿名的证人为我们保留下来了。

这个场面的主角是纪尧姆·法雷尔，他生长于阿尔卑斯山麓的盖普（Gap），个子瘦小，但身体结实，精力充沛。他的生平故事就像一篇冒险小说：他往返于盖铺和莫城（Meaux）之间，到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麦茨，有一次他还伪装成麻风病人与真正的麻风病患者一起乘车逃离麦茨，然后他到蒙贝利亚尔（Montbeliard）、纳沙泰尔（Neuchatel）、洛桑和日内瓦。无论哪里发生战争，无论哪里的教会与改革家发生冲突……这个五短身材、眼睛深陷、前额高耸、鼻子鹰勾、嘴唇薄薄、长长的红色山羊胡子弯得像刀锋的红发男人是加尔文之前论述法国新教最好、最可靠的文献记载。

他只是一个俗人，从未被任命为教士。与路德和慈温利不同，他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向宣扬宗教改革的人。相反，他从俗人变成精力充沛、感情奔放的牧师。但是他太爱出风头，有时连他的支持者都感到震惊。

这个场面是美丽的瓦尔德鲁兹河谷（Val de Ruz）深处的东伯松（Dombersson），瓦尔德鲁兹河顺着赛雍（Seyon）峡谷流经纳沙泰尔，但是它在瓦兰金及其城堡之下流入了一片平静的草原。在东伯松，1531年2月19日，毫无疑问，这是寒风刺骨的下雪天。但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法雷尔到处宣传他的信仰。教士纪尧姆·加龙平静地做弥撒。不久，从比安（Bienne）和纳沙泰尔（Neuchatel）来的陌生人涌进了教堂，其中就有法雷尔，他听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对布道的教士说：“可怜的家伙，你不能停止辱没耶稣基督的名字吗？”教士停顿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侮辱性地？的确，我不知道我在辱没耶稣基督，一旦我知道了，我将立刻停止。”法雷尔继续说道：“把你的书给我，我将告诉你，你完全否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和感情，他为我们而牺牲自己，他不必再为了我们而牺牲了。”法雷尔从教师手中夺过书，翻开相关内容，告诉他为什么他是“亵渎上帝”，直到教士最后承认他混淆是非，并当着教区信徒公开忏悔说，法雷尔正向大家揭示真理。

我正在忠实地引述的作者继续写道：“当时教士脱下法袍，忏悔自己辱没了它，悔恨并请求主的宽恕，并向上帝保证将永不做弥撒布道。依靠上帝的力量和意志，东伯松的偶像全部砸烂焚烧。”

这是一个真实的场面。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纪尧姆·法雷尔在东伯松仅仅代表他自己，不代表其他任何人。他只是一个人，单个的人，尽管他富有热情，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但是他背后站着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也进行了象征性的活动。他们用强大而合理的力量，把教士赶下了祭坛，并从一声不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士手中夺过书本。

五

两个集团被遗漏了。一方面，在大门紧闭、得到良好保护的索邦是贾诺图斯·德·布拉马多（Janotus de Bragmardo）、图巴·霍洛芬内斯（Thubal Holofernes）和他们追随者——衣衫褴褛、举止乖张、脾气暴烈的索邦人。 可怜的、缺乏教养的书呆子被迂腐的学问所困扰。他们轻松自如地应付学问，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这也许是怪异的，但肯定是害怕的，因为他们是反宗教改革的象征，他们咬牙切齿，用眼睛的余光蔑视地看着刽子手。

与他们对立的代表是沉默的农民。他们想什么呢？世界很快就知道，处于短暂的悲剧性动荡的时代。当路德在德国名声鹊起、大声呼唤自由的时候，他的主张犹如一声口哨传到了农民大众。下等人、农奴、卑微的人、受所有人压迫和嘲笑的人突然站起来了。他们的原始共产主义站起来了，他们满腔怒火。结果是一系列徒劳的叛乱，震惊了德国和世界。

这些就是第一场宗教改革——中产阶级和发生于1520-1530年的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神学家受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强烈抵制。这导致突然的中断，不确定的因素只是未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但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农民迅速抓住了机会，他们的大白牙与晒得黑黝黝的脸形成对照，增添了对这些令人讨厌的人的恐惧。贵族则全副武装，大肆杀戮。而路德支持贵族。粗鲁的人群再次平静下来，他们默默地亲自到教堂听布道。但1530-1600年欧洲各地点燃的成千上万的火刑柴堆告诉我们，他们的精神在哪里。每个柴堆代表一个男巫或女巫被恐慌或恶意地审判，以便为想象的罪犯和无能力隐藏的异教徒抵罪。

教会的神学博士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他们以怨恨来嘲弄宗教改革，认为它是社会革命的温床，并讥讽地诘问：新教牧师靠什么权力取得这个头衔，从哪里获得权利。他们取得了胜利，不仅因为他们组织了新的天主教回击宗教改革，而且因为通过他们的反对，他们迫使宗教改革变成了一种教会、宣布了它的局限性、确定了它的界线。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路德，尤其适合加尔文。加尔文更明确地划分了不可逾越的界线，他以折磨烧死塞维图斯、绞死贝斯利尔（Berthelier）等手段来划定这条界线。

宗教改革运动似乎突然以血腥屠杀而告终。这只是表面现象。宗教改革家烧死迈克·塞维图斯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宽容是宗教改革必需的女儿这个事实。宗教改革家可能删除了隐藏在严厉的天主教狭隘的教条背后的内容。自由批评从来不是宗教改革的必要女儿。1852年，蒲鲁东（Proudhon）在《十一月二日军事政变证明的社会革命》中就已经说过这些。

当路德否定罗马教会的权威和天主教的章程时，他还提出了信仰的原则：每个基督信徒都有权利阅读《圣经》，在上帝赐予的明灯照耀下解释《圣经》，当他因此而使神学世俗化时，我们从这个惊人的宣言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直到那时，作为基督教徒的女主人和教师的罗马教会的教义已经出现了错误，它有必要召集寻找真正福音传统的信徒代表大会，重建纯洁而真实的教义。改革后的教会的当务之急是，设立新讲台，宣扬这些纯洁的教义。这是路德、梅兰西顿、加尔文、贝扎和所有拥护宗教改革的虔诚和学识渊博者的主张。 接下来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在幻觉中辛苦工作。在被引入信仰和哲学中的“免检”标签下，人民主权对虔诚教派的容忍不会超过对哲学理论的允许。所有把包括新教思想的宣言当作最庄严的宣言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批评不一定以批评的名义进行。否定将无限地持续，任何可以阻止这种趋势的事物都注定了要遭到失败，正如削弱原则、夺取后代权利和行为倒退一样。此外，时间越长，神学家的观点分歧就越大，教会就会建立得越多。而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力量和真实情况。那就是它的合法角色和它未来的力量。宗教改革是使人民能够不经意地从恐惧的道德规则转向自由的道德规则的修道院解散的起源。博苏特（Bossuet）认为新教教会的多样性是它们失败的一个信号，他和那些因此而感到羞愧的新教牧师都表明，他们对这场伟大革命的精神和重要性领会得多么少啊!

我很想引述整个段落，一个更好段落中的一小段：大暴露被强有力地控制等。这种句子充满了《社会革命》一书的开篇。即使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表达。批评精神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发动和参加宗教改革的人可能第一天就暂停了，他们从旧屋角探出头来，凭借对往日的回忆和少量老式家具，重建一座与原先一样狭小和封闭的房屋。但它只是暂停，临时的停止，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这么做，他们精力过剩，革命热情过剩。他们觉得必须完成已经从事的事业，这至少花了三个多世纪。但是这场伟大的哲学、政治和宗教思想共同发展的运动的发端于何时呢？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再次表达的世纪，让我们现在更深信地高呼优美而友爱的米西列的口号：16世纪是一个英雄的世纪。

（本文摘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