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年前的那场圆明园大火，真相到底如何？

万园之园 

法军比英军先到圆明园。圆明园原有守军两千余人，但他们的表现同样是一塌糊涂，一会儿工夫便逃散一空。奕䜣和桂良等人不敢再留在圆明园，分别寻他处躲避。晚上，奕䜣逃到了长辛店，当地条件简陋，连供住宿的房屋都找不到，奕䜣一行整整一晚上都只能露宿在外。

大难临头之际，反倒是平时那些不起眼甚至受人歧视的太监更应该值得人们尊敬。住在圆明园的五百名太监一边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一边竭力拦阻士兵进入圆明园。

在这些太监中，有二十多名是“技勇太监”。所谓“技勇太监”，都是会武功、拥有自卫能力而且容许携带武器的太监，他们在“八品首领”任亮的带领下，“遇难不恐，奋力直前”，用佩刀和鸟枪进行了微弱但又坚决的抵抗。

在搏斗过程中，联军两死两伤，虽然因寡不敌众，二十多名技勇太监最终全部殉难，但他们的行为已足以令那些未战先逃的懦夫为之汗颜。

其余太监多被法军驱散，他们一边走一边仍高声叫骂，诅咒法军将遭天谴，也有许多太监和宫女因不忍目睹朝夕相伴的名园被蹂躏而选择了自杀。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它的名字就是康熙本人命名的，后来雍正将它作为行宫，一年四季都常住在园里。至乾隆继位，圆明园发展到了鼎盛期，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园之园”。

圆明园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共包括两百多座中西风格的建筑以及园林，其中的许多园林可以与法国凡尔赛宫等欧洲最上乘的园林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除此之外，园内还收藏着大量珍贵的书画、古董以及各式各样的宝物。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它的价值难以估量：“世界上前所未有，后世恐怕也难以再现。”

此前从未有欧洲人能够踏进圆明园的门槛。对于这样一个东西方知名的皇家大宝库，英法联军早就垂涎三尺。其实，他们自登陆北塘起就开始了大肆抢掠，额尔金曾在日记中用嘲弄的口吻指责抢劫的法军士兵：“他们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甚至是中国人面前，倒是很谨慎，但是在手无寸铁的村民和食不果腹的妇女面前，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勇气。”

法军也反唇相讥，说：“至于英国人，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就抢劫而言）。他们经过之后，你甚至连一片指甲也找不到。”

实际上，在贪婪、残暴和虚伪方面，这两个殖民地国家的德行都差不多，区别只在于英国人倾向于破坏，而法国人更喜欢玩赏。

英法军在出兵后很快就失去了联系，格兰特因此指责法军故意切断与英军的联系，为的就是好独吞圆明园的“战利品”。不过格兰特似乎是有些冤枉孟斗班了，至少孟斗班本人称他还是想等一等英军的，只是他那些急不可耐的部下实在等不及了。

一名法军军官描述他眼中的圆明园：“这简直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就是仙境，即便是拥有再丰富的想象，我们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它触手可及。”在无人进行强制性规定和约束的情况下，官兵们内心的贪欲之火瞬间被点燃，他们甚至放弃了平常因为要“玩赏”而舍不得破坏的做法，也搞起了英国人习惯的“打砸抢”。园中一片狼藉，珠宝撒得到处都是。有一名法军军官抢到一条珍珠项链，其中每个珠子都有玻璃弹珠那么大，事后这条项链在香港卖了三千英镑。

孟斗班为了维持一下秩序，限定每名士兵只带一件抢来的东西回家“留作纪念”，但命令也并未能够得到执行。法军的这种无秩序哄抢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当官兵们离开圆明园，回到城墙外的营地时，几乎每个人的口袋都鼓鼓囊囊，塞满了抢劫所得的财物。

圆明园被抢掠和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连额尔金都感到万分震惊。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当年因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在欧洲臭名昭著，被指责为是“万神殿的破坏分子”。似乎是害怕自己也被冠以相同的恶名，额尔金在日记中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写道：“我想要得到宫殿中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个小偷。”

可怜圆明园的苦难还才刚刚开始，更为惨烈的境遇仍在后面等待着它。

开门揖盗 

1860年10月9日，英法联军挖好战壕，用十三门加农炮对准安定门，然后照会中方，限令三日内打开安定门，并将其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

此时京城除城内守军外，尚有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统率的军队，以及由内地各省陆续催调的勤王之师（尚未到达），估计总兵力近二十万，而且城墙周围还设置了大小炮位千余座，理论上完全可以一战。只是理论不能代替现实，现实是在圆明园被劫前，僧、瑞军和圆明园守军的不战而溃，已令守城大臣们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在商讨过程中，负责城防事宜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说：“既然已经准备和议，彼攻我守，就是失信于人了，不如开门纳之。”其他人也都主张“定期开城，休兵息民”。

10月13日上午，巴夏礼与恒祺进行谈判，要求中方立即开门投降。恒祺自然仍要尽可能找各种借口进行拖延，但巴夏礼根本不给予商量余地：今天中午12点以前开门，不得延迟一分钟！

中午，离指定时间还差一刻钟的时候，安定门先出现了一条缝隙，接着便轰然大开，恒祺从城内走出，表示已同意联军方面的要求，联军入城将不会遇到任何抵抗。

于是，额尔金率领着五百名联军官兵，未发一弹，不损一兵，便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外城。联军入城时，沿途“观者如市”，市民竟然也像平时看热闹一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从来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外夷”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闯入大清帝国的首都，在实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星象说就又被搬了出来。

两年前，西北天空出现了一个拖着长尾巴的星，开始人们还以为是扫帚星，经过确认才知道是长星。长星亦名“蚩尤旗”，尾巴拖得很长，与扫帚星极其相似。那次长星出没竟达五十天之久，发生这样的异动是件比较罕见的事，如今就被认为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预兆。更为吊诡的是，有人算了一下，北京城门从被迫关闭到联军入城，正好就是五十天！

“外夷”可不管这些神秘莫测的所谓“天命”，联军入城后就堂而皇之地在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将炮口对准紫禁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英国国旗悬挂在城门旁边的一根旗杆上，将法国国旗从城墙上的一个观察孔伸出，已显示对北京的占领。

1860年10月15日，各城门的中国守军完全撤退，巴夏礼甚至以出入方便为由，向中方要去了城门钥匙。

一时间，城中遍布洋兵，外间谣传连紫禁城也被攻破了，有人说京城留守官员们实际上是在“开门揖盗”。官员们心神不安，只得联名请尚在城外的恭亲王奕䜣入城，以便速定抚局。

奕䜣接到的皇帝密谕，却是说洋人诡计多端，让他择地居住，不要被对方抓住作为人质。皇帝的密谕弄得奕䜣进退两难，不仅不敢轻易入城，还得不断地在城外换地方居住。

在英法联军入城前，包括巴夏礼和洛奇在内，共有三十多个英国人和锡克骑兵成为战俘。联军入城后，他们陆续得到释放，但其中的十九人已经死亡，其中包括额尔金的侍卫副官安德森少尉、一名炮兵少校以及一名《泰晤士报》的记者。

联军方面认为除在八里桥被杀死的传教士和上尉外，其余人都是被虐致死。

额尔金暴跳如雷，他首先迁怒于格兰特和孟斗班，认为如果联军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发动进攻，很可能战俘们的性命就保住了，而正是这两个军事首领拖延攻城，才导致了战俘的死亡。

接着，他又决定采取“不流血措施”对中方进行报复和警告。得知额尔金要报复中国，应中方请求，扮演调停角色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提出建议，说不如捣毁中国的刑部，并且在原址上建一座纪念碑，让中国政府在纪念碑上用中文、英文、法文、蒙古文和满文记录自述失败，从而对中国进行公开的、象征性的羞辱。

这种报复方式在额尔金看来实在是太轻了，难以平息心中的怒火。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把曾经关押英军战俘的圆明园作为报复目标：火烧圆明园！

该服还得服 

老额尔金因洗劫艺术品而坏了名声，小额尔金对此一直非常介怀，但他自侵入中国后，用以改变形象的方式却不是洗心革面，而竟然是变本加厉地毁灭艺术品！一位西方学者对此给出了绝妙的评价：额尔金家族的恶行属于隔代遗传，只不过儿子已成为父亲的一个奇特变种。

当然额尔金自有逃避谴责的一套方法和逻辑，他在给本国政府发去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圆明园乃我军战俘被关押过的地方，焚掠该园，是要报复清政府，与其人民无关。”

按照额尔金大言不惭的说法，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玩乐的地方，他烧掉圆明园，既是为了以示惩罚，也是为了治一治清朝皇帝的傲慢心。显然，在他看来，圆明园只是咸丰这个“邪恶皇帝”的私人财产，他烧掉圆明园就是要向中国人表示，他不是把虐俘的责任算在中国人身上，而是算在了皇帝及其亲信身上。

在致英政府的请示报告中，额尔金还具体阐述了焚园的两条理由：其一，战俘在圆明园内被绳捆索绑，且三天不给饮食，此园为战俘们的受困之所；其二，若不焚毁圆明园，就不足以留下永久痕迹，也无法让英国人消除愤恨。

因为媒体的炒作和渲染，英国国内早就充斥着一片报复中国的声音，额尔金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计划立即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同和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回复说：“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联军内部，提出异议的是法国公使葛罗，但葛罗的目的不是要保护圆明园，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丧心病狂和骇人听闻的方案，那就是烧毁“城里的皇宫”也就是紫禁城，其如意算盘是想借机对紫禁城实施大规模的抢掠。

额尔金没有马上否决葛罗的意见。1860年10月17日，英法公使向中方发出照会，提出于23日签字换约，他们同时以战俘被虐杀为由发出通牒，威胁说如果中方在三日内不答应其要求，就要火烧紫禁城。

这时咸丰已收到了联军入城的奏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一直被动地移走于战、和之间，态度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但归结到一块则是色厉内荏，基本上是对方不出拳，他便犟一下，打上一两拳，他就软了，最后该服还得服。

得知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完全没了脾气，给奕䜣发来上谕，让他赶快进城与洋人画押盖印，互换和约。正好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从中担保，说恭亲王入城后，英法两国决不会给他吃眼前亏，奕䜣这才入城。

奕䜣既已入城，英法的照会自然要送到其手中。奕䜣本身拥有皇兄授权，哪里还敢因为耽搁和约而导致皇城可能被毁，于是马上同意了英法关于签字换约的要求。对于照会中所提及的虐俘一事，他表示愿意把参与虐俘的肇事者交给联军处理。

紫禁城毕竟是皇城，英国政府担心劫掠和火烧皇城，会令清政府立马垮台，从而让他们觉得更难打交道的太平天国统治中国，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同时奕䜣的迅速答复和应承也确实让葛罗的疯狂计划没了借口。

奕䜣所说移交肇事者的建议，则被额尔金一口拒绝。额尔金身边有巴夏礼这样的“中国通”作为参谋，知道中国官员极善套路。恭亲王嘴上说要交出所有肇事者，可是到头来很可能交出的只是一些低级卫兵或狱吏，真正在背后授意的上层官员一个都不会拿出来（按照英国人的想法，连恭亲王本人也可能涉嫌虐俘事件），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绕了一圈之后，额尔金依旧向联军下达了火烧圆明园的命令，由于法军拒绝合作，便只能由英军单独实施这一行动。

按照一本清人所写笔记所载，英法公使曾以虐杀战俘为借口，要求中方赔偿抚恤银五十万两，如不许才放火烧园。照会被送到奕䜣手中，奕䜣也在第一时间照会联军，表示愿意如数赔偿抚恤银。可是派去送照会的一名守备不仅未能送达，而且还私自将照会予以毁弃，过后又另外捏造了一张洋文收条回营交差。联军方面等了三天不见答复，方才纵火烧园。后来真相大白，肇事守备被立即予以正法，然而已于事无补。

奇怪的是，正史和清宫档案中都无相应记述。倒是西方的相关资料显示，额尔金曾在北京城内四处张贴告示：“任何人，无论贵贱，都要因他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的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指焚园行动）影响，唯清政府为其负责。”

可以看出，额尔金在烧园前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并指明了烧园的时间，其中没有交抚恤银就可进行交换的说法。清人笔记所言，可能更多地只是寄托了一种国人的痛切和惋惜之情而已。

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奉命闯入圆明园，“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花园还像神话故事中描述的那样神奇美丽”。

可是很快，所有神奇美丽的事物都遭到了粗暴的毁灭和践踏。英军开始在园中点火，圆明园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被点着后，大火立呈蔓延之势，连附近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处的皇室建筑也被殃及，一时间，“烟焰迷天，红光半壁”。

英军士兵们一边在火焰中穿梭纵火，一边肆意盗取在前面的劫掠中被他们遗漏的宝物。一名军官看到，“太阳在浓烟中射下来，每一株花草、每一棵树木都带上了病容，火红的烈焰照在手忙脚乱的士兵脸上，使他们仿佛魔鬼一般”。

随着大火的蔓延，英军突然意识到他们要抢夺的很多东西也被笼罩在了火海之中，于是又拿起原本盗得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去扑灭大火，但是晚了，至大火熄灭时，纵火区域大多已成一片平地。

10月19日，英军离开圆明园。在他们背后，浓浓黑烟遮天蔽日，西北风夹杂着呛人的烟雾飘出去，一直刮过京城的屋顶，像一层黑幕大帐一样覆盖了整个北京城。

一座辉煌的艺术宝库就此化为焦土残垣。圆明园曾经是咸丰逃避现实和朝廷规制的世外桃源，他派人从江南挑选的美女都被安排居住在园内，这些美女不仅拥有姿色，而且擅长歌舞，其中有四个美女最为咸丰所宠幸，她们所居寝院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加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住的天地一家春，合称圆明园“五春”。

清代定例只有旗人的女儿才能入宫为宫女，但包括除那拉氏外的“四春”在内，圆明园美女多数并非出于旗人家庭，有的来历还很复杂。圆明园被毁后，便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咸丰破了老祖宗的规矩，方有此浩劫。

咸丰本人直到去世，都再未有勇气看一眼圆明园。他死后，两宫皇太后回京，传旨命户部右侍郎宝鋆前去察看圆明园，重点是希望能把园内供奉的“列祖列宗圣容”（历代皇帝肖像）找回来。

宝鋆到圆明园一看，满地灰烬，寥无一人。内务府有一个专门管理园囿的机构，名为奉宸苑，奉宸苑原本就像部一样，设立卿、郎中、员外郎、苑丞等好多职位，战乱时级别高些的官员都跑光了，仅留苑丞崇礼一人独守，也只有他知道圆明园被毁的前后详细经过。宝鋆就先找到崇礼，向他询问联军如何闯入园中以及烧园的情形。

这种回忆犹如是在将痛苦的感受再重复一遍，崇礼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宝鋆也落下泪来，两人相对而泣，都十分难过。

宝鋆随即将来意告诉了崇礼。两人找来车马和差役，一同到各处寻觅“圣容”。走了十余里路，他们终于找到了散落在地上的“圣容”，只是早已经残破不堪，令人不忍目睹。

崇礼的文化水平较低，不认识几个字，而且身上有很重的旗人习气，平时喜欢讲排场和好逸恶劳，但这个人就像过去的“爵爷”琦善一样，非常聪颖机警。见宝鋆急得不知所措，他赶紧流着眼泪劝宝鋆：“圣容毁坏至此，就算是捡拾起来也不能复原了，拿回去复命只是增加国耻罢了，而且还会令圣上伤心。以苑丞愚见，不如火化掉，较为得体。”

宝鋆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就让崇礼找来稻草，两人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将残破的“圣容”予以火化。

作为火烧圆明园的始作俑者，额尔金一再为其罪行抵赖。事隔一年后，他在英国皇家学院发表演讲，仍坚持他所要惩罚的只是无能的中国皇帝及其腐朽的朝廷，“我非常不愿相信，在这种污秽之所（指圆明园）会隐藏着什么圣洁的火花”。

从咸丰的反应及宝鋆寻找“圣容”的过程来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因而蒙受了奇耻大辱是可以肯定的，但额尔金忘了或者说他根本意识不到的是，火烧圆明园其实给所有中国人的内心都造成了巨大的创痛，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种民族之痛也从未能够完全愈合。

有清代文人把火烧圆明园比喻为“咸阳一炬”中的火烧阿房宫，但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清史学家萧一山的概括或许更为准确：“此吾国所受空前之屈辱与最大之损失也！”

本文选自《火烧圆明园》，关河五十州 著，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