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陶庵梦忆》中有多少亡国之痛？

一

张岱在《史阙》中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摹写不遗余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宗泽谥忠简）《请回銮表》可也。”张岱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了张择端的怀念故国之思，这画现在谁都能看到复制品，不知有哪位能看到故国之思。其实看不出来也无妨，因为据专家考证，张择端作此画时，北宋还没有亡。

现在《陶庵梦忆》（下简称《梦忆》，其实此书的本名就叫《梦忆》）已经被评论家认定是明亡之后的作品，甚至有人据此说，既然这些散文作于清代，那么就应该划入清代的文学史。于是一个用回忆往日繁华来寄托亡国之痛、忏悔旧日荒唐的形象便渐渐成型，而阅读者也往往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形象，虽然读起《梦忆》的感觉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真有人能从《王月生》《柳敬亭说书》等名篇中能体会到张岱的“痛”和“悔”，那也是稀如星凤了。能读出来的是奇人，读不出来的也不必着急，因为这些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痛”和“悔”；没有也不能怪张岱，因为他写这些文章时明朝还没有亡。

但张岱的《梦忆》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还不一样，因为张岱在《梦忆自序》中如是说：“饥饿之馀，好弄笔墨”，“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这不明明白白地说明，《梦忆》就是张岱在逃亡流离的日子里追忆往昔而写成的么？而且他谈《清明上河图》说的“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不正是谈自己《梦忆》的创作体验么？

依我的鄙见：张岱说的不可不信，也未可全信。可信的是，《梦忆》中有的文章确是明亡后所写；不可全信，则是因为《梦忆》中有大量明亡之前的旧作，只是在张岱心里已经注入了别样的情感。

《梦忆自序》写于顺治三年。顺治二年，弘光小朝廷覆亡，在是年秋九月之前，张岱参加了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权，奔波于浙东各地。至年底，他见事不可为，才彻底脱离鲁王政权，入山隐居，此为流亡生活之始。他先是隐居于绍兴西南百余里的越王峥，后来行迹为人发觉，又逃往剡中。除去往来奔波，他能安安静静坐着挨饿的时间顶多也就十个月左右，而其间《石匮书》的写作最少也要占去一半光阴。张岱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二百多篇高水平的散文，这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奇迹。而且，他在五十岁时“井喷”出晚明最灿烂的小品之花，那么五十岁之前干什么了？他写的东西哪去了？所以把《梦忆》的创作全部归于顺治三年，或是由于没有认真阅读《梦忆》，或者是对《自序》的误读。

张岱从来没有说《梦忆》中的文章全是明亡后所写，而且他也并不掩饰明亡前旧作的写作时间。如卷三《南镇祈梦》作于十六岁，卷三《丝社》中的小檄作于二十二岁稍后，卷三《斗鸡社》中提到的“檄”写于二十六岁（本篇实为此檄之小序），卷二《表胜庵》的启文写于二十九岁之前，卷八《露兄》写于三十七岁，卷三《龙喷池》中的“铭”作于四十三岁（铭前文字是叙其缘起），卷八《闰元宵》中的《张灯致语》写于四十四岁，卷六《水浒牌》的缘起和卷八《合采牌》中的“叙”不知作于何年月，但肯定是在明亡之前。这九篇多为骈体和游戏文字，而谁也不会相信：《梦忆》中明亡前的旧文只有骈体而不收散体。

二

那么《梦忆》中还有哪些文章作于鼎革之前呢？其实不难判断，因为《梦忆》中有不少文章是在同一时段内写成的一组文章，只要找到一篇的写作年代，其他就自然归类了。但张岱故作狡狯，把这些文章打散，“不次岁月”，“不分门类”，让读者有一种错觉，好像全是在深山中随想随写，想到什么写什么。好在张岱爱惜皮毛，不肯对旧文随便改动，总是留下或时间，或地点，或风格的痕迹。我不会写考据论文，却偏有妄测之习，也摸索出一些“民科”级的妄测之法，下面就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略呈鄙见，限于篇幅，不多举证，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下《梦忆》诸篇的大致写作年代。

（一）《梦忆》中有不少摹习竟陵派，具体地说是摹习刘同人《帝京景物略》风格的篇什。这些文章主要是写园林小景的，如卷一《筠芝亭》《砎园》，卷二《梅花书屋》《不二斋》《岣嵝山房》，卷七《山艇子》《愚公谷》，卷八《巘花阁》等。崇祯八年，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刊行，一时名噪海内，张岱对刘同人的倾心，我在别处已经专门谈了，此处略过。只说《帝京景物略》的文章古奥幽深、字锤句炼，刘侗和于奕正关在南京的屋里写了一年，心血为枯，刊出不久就相继辞世。那么张岱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的闲暇和心境来字锤句炼么？最主要的是，五十岁的张岱已经在散文创作中达到随心所欲的成熟境界，他还会去模仿别人么？窃以为上举诸篇，甚至可以扩展到其他风格的园林小品，全是鼎革前的旧作，具体些说，以崇祯十年左右的作品为多。

（二）从文章中对所写人物的态度，可以判定有些篇不可能是顺治三年所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卷八的《阮圆海戏》。阮大铖早年投机东林，被逐出后又投靠阉党，名列逆案，从此与东林为仇。张岱与他结交是在崇祯十一年，交集点是对阮大铖戏剧才华的欣赏。但在南明弘光时，正如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所说，阮大铖“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无忌”。弘光亡后，到张岱写《梦忆序》的时候，阮大铖不仅是南明亡国的罪魁祸首，而且是卖身投降的汉奸，人人恨不得生嚼其肉的国贼。马士英流窜浙东，张岱曾亲自领兵要去杀他；阮是马的谋主，比马还要阴毒，如果张岱遇到这位“故识”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回过头再看《阮圆海戏》，那样的文章能在此时写出来么？文章中只有一句“诋毁东林，辩宥魏党”，对他祸国投敌一字不提，这像是张岱么？与此相类的还有卷四《牛首山打猎》一篇，这里涉及的人物有南明时先与马士英为一党，后又开门降清的赵之龙，对这样的一个民族败类，张岱会在此时把他添上一笔么？即使是张岱那些描写正面人物的文章也存在着这样的疑问。如卷八《王月生》，张岱结识王月生是在崇祯十一年，此后王月生先后为孙武公、蔡香君所占有。崇祯十五年，张献忠攻陷庐州，月生的结局虽然传闻不一，但惨死的消息是确实的，而且事过四年，张岱不可能没有风闻。张岱在《朱楚生》一文中尚且有一句“劳心忡忡，终以情死”的叹息，难道王月生就不值得补上一叹？与月生同为“行情人”的柳敬亭不仅会说书，在南明政局中也扮演过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他在左良玉幕中时曾往来于驻地与金陵之间，站在正直士大夫一面与马阮奸党角斗。那么如果《柳麻子说书》一篇写在明亡之后，是不是也应该为柳麻子多加上些光彩呢？

理应出现的都没有出现，那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写在当时而不是在若干年之后。凑巧涉及以上四人文章的背景都在崇祯十一年的南京，我再妄断一句：除了所举四篇之外，卷二《燕子矶》，卷三《闵老子茶》《栖霞》，卷五《姚简叔画》，卷七《过剑门》，这一组南京纪事的文章都是崇祯十一年或稍后所写。如果进一步类推，那么卷一《日月湖》《天台牡丹》，卷六《天童寺僧》，卷七《阿育王寺舍利》，卷七《定海水操》，这一组游历宁波至天台一带的文章也是写于同一时期人，即崇祯十一年的上半年。

（三）新近发现的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梦忆》钞本，让我们知道《兖州阅武》一文中的“敌人”“敌骑”等字，原稿实为“胡人”“胡骑”“胡儿胡女”。这“胡人”就是“满人”，此时已经占领浙东，正在利用告密者来清剿抗拒或不服的顽民。如果此文写于顺治三年，张岱避祸不及，是不会为在文字上讨句便宜而做无谓牺牲的。而如果不写于此时，最大的可能就是作于阅武之后不久，也就是崇祯四年。由此而推测，凡是涉及兖州探父期间诸事的文章，如卷一《金山夜戏》，卷二《孔庙桧》《孔林》《鲁藩烟火》，卷六《鲁府松棚》《一尺雪》《菊海》，卷七《冰山记》，都大致写于崇祯二年至四年期间或稍晚，而不是亡国之后。还有一卷本中的《苏州白兔》和《草妖》，都存在不为清廷所容的违碍字句，显然是崇祯年间所作。

上举这些文章虽然是若干年前的旧作，但张岱在国破家亡之后重读，犹如看到荆棘丛中的金狄铜驼，摩挲前尘，当年雄伟壮丽的宫阙现在只剩下荒烟野草，产生黍离麦秀之思也是很自然的事。他把这些旧作编入《梦忆》，就是对旧作注入了新的情感，而故意打乱编排顺序以造成错觉，也是为了引导读者追随他自己的怀旧情绪。但我们虽然能理解张岱的怀旧体验，却不能用张岱的体验代替我们今天的阅读感受，更不能强行改变那些篇章的创作时间，以迁就文学批评家们塑造的张岱形象。

三

那么《梦忆》中有哪些篇能确定是明亡之后所写的呢？当然首先是文中能看到时间记录的一些，但不多。如卷一《锺山》，起码最后一段是明亡后所补写，卷二《三世藏书》，卷四《祁止祥癖》，卷七《鹿苑寺方柿》，卷八《瑞草溪亭》和《嫏嬛福地》，还有仅见于一卷本的《鲁王》《祁世培》，不过十篇而已。（但也未必皆写于顺治三年的山中，如《嫏嬛福地》一文就是在《梦忆自序》脱稿的若干年之后。）但如果大胆妄测一下，尚可发现一些，也仅列三条。

（一）张岱自言“饥饿之馀，好弄笔墨”。此时他已经在山中忍饥挨饿几个月了，这时如果弄笔，首先会写些什么呢？而今七十岁以上的朋友回想当年自己的经历，恐怕答案很是“形而下”，那就是一个字：吃！我们当年的“饥饿之馀”，只要能说话，就是谈吃，美其名曰“精神会餐”。凡人皆如此，张岱也不能免俗。现在《梦忆》中谈吃的文章，多是这时写出来给自己精神会餐的，卷四的《方物》《乳酪》，卷五《樊江陈氏橘》，卷七的《品山堂鱼宕》，卷八的《蟹会》皆是。再扩大一些，谈喝茶的《兰雪茶》《禊泉》也有可能在内。或有读者认为我“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口”，张岱佳公子总不会如此不堪吧。我只能说“饱人不足语饿”，张宗子如果不饿那么一年半载，他可能永远不会写这几篇美食文章。以他四代仕宦的底气和自己的教养，尽管他的家财不足今天富豪的百分之一，他也不会在网上晒菜盘子的。可以这样说吧：张宗子美食家的名声实出自他的饥肠辘辘。另外，有疑问的朋友还可以读一下张岱的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本的《瑯嬛文集》），那里有《咏方物》三十余首，把《梦忆》中谈到的地方美食都更细致地在脑海里咀嚼一遍，可以看到此时宗老的馋相。

（二）《梦忆》中谈及家族姻亲世交的多有亡国之后所作。无他，天崩地坼之后，兰折桂焚，死的死，亡的亡，张岱栖身荒山，四顾孑然，自然要兴起对亲故的思念，对往事的缅怀。同时也无须顾及恩恩怨怨的纠结，可怀念，可反省，可讥讽。卷四《张氏声伎》《世美堂灯》《祁止祥癖》，卷五《麋公》，卷六《韵山》《朱氏收藏》《仲叔古董》《噱社》《曹山》《齐景公墓花樽》，卷七《悬杪亭》《松化石》，卷八《楼船》《瑞草溪亭》，都属此类，其中总有一多半是此时所作。

（三）人们常把《梦忆》比作晚明的《清明上河图》，我很赞同，但我认为只有《梦忆》中的一部分才是。张岱谈《清明上河图》的那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这正是他用笔写了一幅自己的《清明上河图》时的体会。他这里说的“繁华富贵”不是他自己的家族，而是明末的江南。他深情地回忆了明末江南民间的繁华和平民的欢洽，记绍兴有《越俗扫墓》（卷一）、《杨神庙台阁》（卷四）、《严助庙》（卷四）、《目莲戏》（卷六）、《绍兴灯景》（卷六）、《及时雨》（卷七）、《闰中秋》（卷七）、《龙山放灯》（卷八），杭州有《西湖香市》（卷七）、《西湖七月半》（卷七），苏州有《葑门荷荡》（卷一）、《虎丘中秋夜》（卷五），扬州有《二十四桥风月》（卷四）、《扬州清明》（卷五）、《金山竞渡》（卷五），南京有《秦淮河房》（卷四），嘉兴有《烟雨楼》（卷六）。这些文章几乎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张岱散文在此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张岱在这些描写都市风情的文章中寄托了他的故国之情，不能自已，字里行间多有流露。

读者或许要问，《梦忆》中是有很多亡国前的旧作，你也对诸篇的写作年代做了大致的分辨，但这有什么意义么？太深的意义是没有的，但总能证明两点：

一是张岱的《清明上河图》中不包括他家的楼亭园池，不包括牛首山的围猎和兖州阅武，更不包括包应登的八卦房和阮胡子的戏班。张岱在饥饿之余还没有顾得上想王月生，想“过剑门”。他没有想，所以也不会为此而忏悔自责。他想到了当年的美食，那是因为他饿，而不是有什么“朱门酒肉臭”的罪恶感。所以我们也不必到每篇中去寻觅“亡国之痛”和“忏悔”的主题，以拔高张岱的“思想境界”。

二是张岱早期的文章并不会因为失去了后人附加的“主题”而黯然失色。它们仍然是明代散文小品中的明珠，张岱在文章中所注入的可贵人性依然有它的光芒。张岱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都市平民生活的画卷。明末当然不是盛世，平民只有在节日才难得欢乐一天。张岱在流亡之际想到的就是那些粗俗朴实、狂放自在的欢乐已经荡为灰烟。相比之下，张岱对自己失去的精致生活反而处之淡然。

“张岱在文字中注视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权当未曾拥有的一切，他竟无怨愤，无哀伤。”李敬泽先生的这段话我很是喜欢，因为只有看懂张岱的《清明上河图》才说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