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在世界各地夺走了上千万条性命，遭受感染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九一八年，病魔把魔爪伸入了波士顿，开始袭击波士顿居民。到了那年九月中旬，已经有五千多名波士顿居民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有如瘟疫一般的西班牙流感，一年内侵袭了美国三次，这次是第二波。戏院、学校、会堂、教堂等公共场所都被迫关闭，政府也要大家尽量别出入公共场合，以免疫情继续扩大。波士顿和郊区的地区医院和诊所里，人满为患。过去有流感侵袭时，受威胁的通常是年幼的孩童和年长的老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原本身强体健的一些青年男女也难逃其害。才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从欧洲凯旋的年轻士兵，感染了肺炎、引发呼吸衰竭，因而死亡的数以千计。一名当时在波士顿夜以继日工作的护士表示，疫情最严重时，“整座城市仿佛正迈向死亡，每户人家都有病危的人，街上到处在举办丧礼”。在短短的六个月内，有将近七千名波士顿居民病逝。

所幸，罗斯和丈夫乔（Joe）家里，没有遭受这个致死病毒波及，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安然无恙。他们聘来的这名护士，每天都会帮罗斯和怀里的胎儿做例行检查。她会听听孩子和母亲的心跳、从产道诊察胎儿的位置、记录胎儿在子宫内活动的情形等，待医生来看诊时，再仔细向医生报告这些结果。她在发现罗斯有产兆后，立刻通知了古德医生，紧接着将罗斯的房间布置得像医院里消毒过的产房，同时吩咐女管家和用人去烧热水，并再三确认医生待会儿可能会用到的器材或仪器，都在伸手拿得到的地方。

这名护士受过最新的产科护理训练，她谨记着受训期间护理手册上的一段话： 产科护士负责照顾的人有两个：一是怀孕的母亲，一是尚未出世的孩子。“万一不幸，母亲在医生还未抵达前死去，”《产科护理》（Obstetrical Nursing）指导手册上这么写道，“这名护士不管对医生或是对这个家庭，都难辞其咎。”这样的训诫让照顾产妇的护士处于两难： 她受过的训练一方面教她如何接生，但另一方面又建议她等候医生来接生。

罗斯的阵痛愈来愈剧烈了，但是这名护士不能为罗斯施打麻醉，因为她既不是医生，也不是麻醉师。这种事，恐怕只能等古德医生，还有和他合作的麻醉医师爱德华·欧布莱恩医生（Edward J. OBrien）抵达时，才能进行。

只不过这一天，医生还没到，孩子就进到产道了。随着阵痛一波波加剧来袭，罗斯也按捺不住地把孩子往外推。护士要她保持镇静，希望她撑过每一次阵痛，压抑住把孩子往外推的冲动。但是孩子已经等不及了，她的头就要出来了，这在生产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阶段。当时的人已经明白，孩子在产道里待太久会缺氧，大脑可能因此受损，导致生理缺陷。

“我对我的产科医生充满信心，”罗斯在多年后这么写道，“我也对上帝有信心……我深信，一旦身体承受的痛苦结束，我就可以迎接喜悦了。”一旦孩子出生，就没事了，她心里这么想。然而，提供病人最好的照料，或许不是古德医生和同僚的行事原则。那个年代健康保险尚未问世，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波士顿人提供医疗服务，可以为他们带来非常稳定而优渥的收入。如果古德医生错过接生孩子的机会，他损失的接生费与新生儿照顾费用，高达一百二十五美元。并拢双腿还是阻止不了孩子出生，于是护士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手段：她用手挡住孩子的头，让婴儿继续停留在产道内，受尽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折磨。

终于，医生来到肯尼迪家了，那时是晚上七点钟，他接生了罗斯这个看似健康的宝宝。肯尼迪夫妇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宣布了这名婴孩诞生的消息：“继两个健康的男孩后，家里的孩子房又添了一名秀丽的小姑娘。”祝贺的鲜花、卡片从四面八方涌来。孩子依母亲的名字取名，叫小罗斯·玛丽·肯尼迪（Little Rose Marie Kennedy）。小时候家人叫她萝西（Rosie），长大后叫她罗斯玛丽（Rosemary），她将拥有来自父母双方的疼爱与照顾。

罗斯玛丽是个“乖巧安静的孩子，她不像两个哥哥那么爱哭”。五十多年后，罗斯这么回忆道。生下罗斯玛丽后，罗斯卧床休息了几个星期，一般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妇女产后，差不多都休息这么长的时间。当时的观念认为，刚生产完的妇女应该卧床至少九天，之后几天可以慢慢恢复日常活动，像是走路之类，然后再花几个星期，逐步适应更大的活动量，所以理想上要坐月子六个星期。罗斯很享受那段时光，因为她可以全心全意陪伴、照顾、宠爱刚出生的罗斯玛丽。至于两个男孩，则交由兼职和全职的育婴女佣或其他用人来照顾，帮他们梳洗、准备食物等等。回想起那段她和宝宝独处的时光，罗斯写道：“那段时间，能和婴孩共享片刻的宁静，对母亲和婴孩都是好事。”

当时，乔刚升任福尔河造船厂（Fore River Shipbuilding Company）的协理。这家造船厂是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的子公司，因着这份工作，乔可以让他太太过上贵妇般奢侈的生活。罗斯玛丽出生时，乔三十岁，战争期间，绝大多数这年纪的男性都会被征召入伍，但是由于乔的公司正在制造欧洲战场上急需使用的海军舰艇，他底下有数千名工人，掌有数百万美元的政府合约，所以免了这项劳役。乔在工作上表现得可圈可点，不论经商还是管理方法都很有一套，除了让造船厂快速拓展、员工不断扩编，他也顾及了员工的吃、住、交通等问题。他的工作量遽增，每天工作时间颇为冗长，晚上经常没办法回家，这样的工作习惯养成后，跟了他一辈子。然而，拼命三郎般的工作态度，也让乔从此有消化道溃疡的毛病。在罗斯玛丽出生一个月后，乔就曾住院休养身体。消化道溃疡等肠道问题持续困扰着他，直到他死去。

乔和罗斯是在一九一四年结婚的。容貌与智能兼具的罗斯，是波士顿市长约翰·“甜心菲茨”·菲茨杰拉德（John “Honey Fitz” Fitzgerald）的长女，母亲玛丽·约瑟芬·“乔茜”·汉农（Mary Josephine “Josie” Hannon）则来自东波士顿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这场婚姻无疑是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结合，也因着这样的政经基础，夫妇俩很快便晋升为新兴爱尔兰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社群中的翘楚。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大约是两个世代前，波士顿北端开始聚集许多移民和穷苦的劳动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追求的利益，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婆罗门（Brahmin）和扬基贵族截然不同。他们的祖先都是早在好几个世纪前就在波士顿落脚，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与社会雏形都是由他们建立的。从这个地区的政治、教育、社交活动、社交关系、经济，甚至城镇的景观，都可以看出新教徒带来的影响。有权势的商业界、政治界、文学界领袖比邻而居，自成一群与众不同的新教徒贵族。

东边与北边分别以波士顿港和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为界的波士顿北端，占地只有一百英亩，却是美国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一八六○年，密密麻麻的巷弄中住了两万七千个居民，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移民。几年后，逃离政治、经济和农业灾难的东欧人，以及各地受反犹太迫害的人，一波波涌进，大家都希望在这里找到新愿景。在这里，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厂四处林立，街道和码头上人满为患，景致与相隔半英里的比肯丘（Beacon Hill）有如天壤之别。

这个人口爆炸的小地方，为整个城市和它的居民带来了庞大的压力。尽管地方经济因而蓬勃发展，但是垃圾、污水、低工资等问题，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福祉，为此，大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学校的学生人数超额，教室里坐了各个种族的学生，大家都有各自的语言。波士顿城步履踉跄地设法收容这些居民；当地出生的贵族们认为，这些新移民必须学会英语、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他们得尽快“美国化”才行。许多公立学校都改以轮班的方式上课，每天开放十八个小时，除了提供各年龄层的孩童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提供课程给他们的父母。

终于，菲茨杰拉德一家人再也受不了这样拥挤的住宅与街道，搬离了罗斯的父亲约翰·菲茨杰拉德成长的地方。罗斯的母亲乔茜来自距离波士顿西边二十五英里外的农业小镇阿克顿（Acton）。两人结婚后搬到了波士顿北端，但是乔茜一直向往着空气新鲜，有着蓝天绿地的乡下地区。于是在一八九二年，罗斯两岁时，菲茨杰拉德如了妻子的愿，在距离阿克顿三英里的西康科德（West Concord）买了一座大房子。

就像许多爱尔兰邻居一样，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好的生活质量，他们离开了比他们穷困的邻居，还有残破不堪的木屋和老旧的砖屋。在一八九○年代晚期到一九二○年代，波士顿西端、布赖顿（Brighton）、洛克斯伯里（Roxbury）、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和海德公园（Hyde Park），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成长与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与波士顿市区的整合。一八九七年，波士顿的高架铁路与地下铁完工，使得这些地区往来波士顿市区的交通更为便利，谋生也更为容易。

一八九五年，一心想在政坛闯出名堂的菲茨杰拉德进入了国会，从此得在西康科德和华盛顿两地之间奔波。乔茜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加上离娘家近，又有好学校和大批仆佣，因此菲茨杰拉德虽然经常不在家，她的生活也不成问题。不过甜心菲茨始终忘不了波士顿城内人声鼎沸的气息，于是他决定投入一九○五年的波士顿市长选举，好将一家人搬回市区。将乔茜从她安逸的田园生活带回市区的条件，是多尔切斯特的维尔斯（Welles）大道上一栋华丽的豪宅，以及通往市区便利的交通。

甜心菲茨担任市长期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已经成为一群团结的选民，连续几十年胜选，让他们不只在市政府，也在经济和社会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在各个小区组织与委员会中安排选区政客，爱尔兰移民有效整合了政治力量，形成了一部强大而稳健的政治机器。正是这种组织能力，让菲茨杰拉德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的市长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年，罗斯十五岁。不过，菲茨杰拉德和那些在爱尔兰出生的移民前辈，有很明显的差异：他是美国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中，较年轻且思想较开明的一群，他们为贫穷、饥饿、失业和受压迫者发声。虽然菲茨杰拉德此前已经在不同的市立、州立，甚至国家级办公室服务过，但是当上波士顿市长这件事，在向来由清教徒居高位的波士顿中，仍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乔的父亲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虽然肯尼迪败选，但是两人依旧维持友好，甚至是政治同盟。

事实上，甜心菲茨和帕特里克·肯尼迪家，长久以来在政治和社交上便有往来；打从罗斯和乔孩提时期起，两家人夏天就常一起在缅因州的旧奥查德海滩（Old Orchard Beach）度假。不过，一直到一九○六年夏天，罗斯从多尔切斯特中学（Dorchester High School）毕业，乔也即将在声望卓著的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习时，这两个年轻人才熟识起来。两人在旧奥查德海滩经朋友介绍而重新认识后，爱苗逐渐滋长。

当时的罗斯身价不凡，她以新任市长女儿的身份，踏进了波士顿的爱尔兰社交圈。

除了长得漂亮、头脑聪颖，落落大方的个性更让她成为波士顿爱尔兰裔里的明日之星。她修习外语、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学钢琴、在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当志愿者，也参与波士顿城内的德国和法国文化交流活动。镁光灯焦点下的她出尽了风头。

身为长女的罗斯也完全没有让父亲失望，她既漂亮又聪明，是三个女儿中最受疼爱的。罗斯也以相同的爱回应父亲。“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和我的父亲相比拟，”她这么告诉古德温，“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罗斯像她父亲一样个性外向、反应灵敏，他们俩在政治和社交世界里是如鱼得水。罗斯的母亲不喜欢出风头，喜欢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她重隐私、宁可隐世而居，于是罗斯就成了母亲的最佳替身。

想当然，菲茨杰拉德对追求大女儿的人有很高的期待。罗斯在多年后写道：“我父亲认为我既漂亮又有气质、聪明又迷人。”随着她年纪渐长，“他对此更坚信不疑。我想，当父亲的人，没有哪个觉得有男人配得上自己的女儿。”罗斯最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我父亲在这方面简直无可救药。”罗斯抱怨，父亲不让她参加任何学校舞会，也不准她和男孩子交际。她觉得父亲太过保守、对她保护过头了。只不过，年轻的乔和罗斯完全无视于甜心菲茨订的家规，两人早已认定了对方，经常瞒着父亲私会。

当时正值社会转向现代化的新世纪，罗斯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日益蓬勃的女性自由运动。大批女性开始投入公共事务，不管在商业、零售业、医疗照护、法律、社会工作、教育、艺术等各行各业，都见得到她们的身影。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逐渐普及，社交活动不再那么拘泥，政治上的权利也逐渐扩张了。虽然她们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可以通过妇女会、工会和渐进式的改革团体，对薪资、工作条件、市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相关立法进行游说。

上大学一直是罗斯的梦想，由于住在波士顿，所以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城里就有几所大学和学院，提供中产阶级和职业妇女职业和教育训练，这种机会可不是随处都有。十六岁的罗斯还没有到上大学的年纪，所以她决定，从多尔切斯特中学的高中课程毕业后，再留下来修一年预备课程，好为充满挑战的大学教育做更周全的准备。

在罗斯考虑要念大学时，提供女性高等教育的天主教机构还不多。虽然天主教设立学校行之有年，但是大多不提供大学学位，当时刚开始着手设立的私立天主教学院和大学，也都只招收男性。不过，位在波士顿地区的非教会学院、新教徒学院和卫理公会（Methodist）学院，像是西蒙斯大学（Simmons）、哈佛、维斯理学院（Wellesley）和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都招收女学生，有些是直接招生，有些则是以附属学校的方式招生，像是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就是将女同学安排在不同教室上课。

另外，天主教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也在这个时候逐渐具备雏形。当时天主教学生在公立学校遭受到歧视或霸凌的情况日益猖獗，当地的大主教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对此感到不满，便于一八八0年代起，着手筹备天主教的教区学校。波士顿婆罗门担心，天主教会这么大的动作，会动摇文明社会的根基，让他们珍视的清教徒价值荡然无存。新教教派一直是私立学校的主流，但是就连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也受新英格兰扬基贵族和新教徒高层掌控超过两个世纪了。如果他们无法先掌控让谁来教这些爱尔兰裔的学生，就掌控不了爱尔兰裔的族群。

这个计划，主要是通过附属于教会的小学校开始展开，很快地，波士顿的天主教学校不断增加。尽管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群热忱的修女和非教派老师们，很认真地提出一些不输给其他新英格兰公私立学校的教学计划。到了一九○○年，在以移民者为大宗的市中心，公立学校已经容纳不了大量移民了，于是天主教学校便被视为“公立教育系统的安全阀”，可以帮忙接收一些学生。除了一般的学术课程，有些教区学校还提供职业训练课程，协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可以尽快脱离贫困。

菲茨杰拉德市长虽然是天主教的公众人物，却深信公共教育的重要。他的弟弟亨利·菲茨杰拉德表示，菲茨杰拉德市长把罗斯和她的兄弟姐妹都送去协和公立学校（Concord public schools），因为他认为“想要在世界崭露头角，公立学校才是最好的训练基地”。

他的这项决定，明显违背了波士顿大主教区的期待。

在大主教威廉·奥康奈尔（William O Connell）的领导下，即使天主教学校的表现不如一般学校，教区内的天主教家庭，还是都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则希望，天主教可以更投入于教区学校。一九○六年，奥康奈尔大主教的同僚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大主教就说：“学校的世俗化，使我们处于一个危险的世代、危险的美国。”他大声疾呼，做父母的，“应该竭尽所能，提供孩子完善的天主教教育。这是完全不能妥协的……唯有日复一日拿信仰教导我们的孩子……才能让信仰扎根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他也警告，若不这么做，“将有大批的孩子失去信仰”。到了一九一○年，有将近百分之十五的马萨诸塞州学生，就读天主教教区学校。

天主教教会的保守作为和分裂主张，不但让非天主教徒更加不信任他们，也更加害怕。大家怕教育将来可能会由天主教全权掌控，再加上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也在这时纷纷来到美国，他们不讲英语、奇装异服，宗教习俗不同、吃的东西也稀奇古怪，因此当地居民兴起了一股本土主义，反天主教的情结更是有史以来最甚的。

不管怎样，菲茨杰拉德举家搬到多尔切斯特后，他们可以选择波士顿里的任何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但是他偏偏把孩子全送进公立学校。身为市长，竟完全无视教会的指示，他这样做，无疑是同意支持拓展公立学校系统，以应付人数渐增的移民者孩童和他们的父母。

罗斯在多尔切斯特高中修预备课程时，就已经向维斯理学院申请了入学许可。这所学院位于卫本湖（Lake Waban）湖畔，距离波士顿城大约二十英里。它是在一八七○年创立的，算是美国相当古老的学院，提供严谨的人文学科课程，而且只招收女生。

在该校授课的都是当时极享盛名的大师级人物，该校的毕业生更不乏在社会、科学、政治、文学和经济等领域的领袖。罗斯迫不及待想在知识上有更高一层的追求，所以当她得知自己和三个好朋友露丝·埃文斯（Ruth Evans）、薇拉·莱格（Vera Legg）、玛格丽特·欧卡拉汉（Marguerite O Callaghan）全都申请上维斯理时，真是欣喜若狂。

本文摘自《罗斯玛丽：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美]凯特·克里福·拉森著，张琼懿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