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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兜·我和我妈妈》：香港电影中亲子的人物关系样本
对于台湾电影金马奖来说，2015年是一个大年。
侯孝贤凭着《刺客聂隐娘》拿下最佳导演和剧情片；来自小城凯里的毕赣用一部《路边野餐》惊艳了影坛；导演冯小刚借《老炮儿》拿下了第一个金马影帝。
而那年的最佳动画片，在《大圣归来》与《麦兜·我和我妈妈》间角逐。因为市场表现和口碑发酵，在之前的预测里，大家都比较看好《大圣归来》。但是那年，上天入地狂揽16亿票房的大圣没有战胜这只天真烂漫的小猪。
“人人都想要拯救地球，却没有人愿意帮妈妈刷碗。”这是网易云上很有名的一个评论，毕竟大圣只有一个，而我们更多的人都是普通的。我们更像是小猪麦兜，在平凡的市井里体会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麦兜》系列就像是一部写给大人的故事书，是香港市民文化的缩影，也是香港电影中某种亲子关系的特质提炼。坚强的单身母亲和憨憨的独子——麦太与麦兜这样的亲子关系似乎就在映射着一些时代现实，一些长期占据香港电影的天然人物矛盾。
一、时代的某种印记：孤儿寡母
《麦兜·我和我妈妈》作为麦兜系列的第六部，它的故事结构非常简单。故事从麦兜成为神探波比开始说起，在一起富豪之死案时，麦兜倒叙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妈妈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母亲的离世使他串联起了所有的智慧碎片，让他最终成为受人敬仰的神探。
用打结的尼龙绳通下水道、用衣架折成各种工具……无所不能的“居家万能侠”麦太在那些年潜移默化教给麦兜的生活技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了麦兜的财富。而年少轻狂的我们，在嫌弃母亲的啰嗦唠叨之后，也终究会发现自己全部的生活智慧，都来自母亲。
在受麦兜母子之情的感动之余，人们总会好奇于麦兜的父亲。在《麦兜·我和我妈妈》的前半段，在麦太谎称自己要上太空实则重病入院时，一个神秘的大表伯突然出现，带着麦兜在荒无人烟的山野小道买滋味寡淡的速食面。
其实这个大表伯（麦父）在第二部《菠萝油王子》中就已经出现了，麦太用一个落魄王子的故事对麦兜解释着他父亲麦炳的来历。以一种荒诞童话的方式消解着单亲家庭对麦兜（及观众）的实际影响。但我们不难从这个王子故事的叙事模型看出，殖民历史印记对香港底层单元的影响。
香港特殊的时代地位与城市历史发展，阶层的剧烈分化、社会的流动使得传统家庭亲子关系遭到冲击，父亲作为某种符号，经常缺位于家庭生活。
最典型的莫过于香港著名演员黄秋生的身世经历。黄秋生的父亲作为一个曾经的港英政府官员，在他4岁时离开，从此再未过问母子俩的生活。尽管经过半个世纪，黄秋生终于通过网络再次寻找到了同母异父的兄弟，解开了自己童年心结，但这种“孤儿寡母”的家庭形式，依旧在香港的世俗生活中屡见不鲜。
无论是带有殖民色彩抑或是本土印记，在高速发展的香港，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被香港电影忠实记录，并成为一种反复讨论的命题。
《黄金花》（2017）作为近年来香港本土亲子题材的中庸之作，情节落了些许窠臼。中年的黄金花带着自闭症的儿子生活，驾校教员的丈夫在生活重压之下出轨学员。黄金花得知后跟踪小三，甚至意图刺杀其后与儿子自杀。最后在儿子的感召下与生活和解，丈夫亦回归家庭。毛舜筠对黄金花这个人物的出色演绎，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影片情节的不足。
《黄金花》用“打小三”的主要情节去勾连这个不幸家庭的人物关系，在母亲带着自闭儿子蹲守小三的过程中，在女主面对这些生活的困苦的时候，自闭的儿子并非是毫无察觉的。他甚至是女主内心情感的投射，会给出意料之外的反应。而吕良伟饰演的父亲，在长期压抑无望的生活中，选择了逃离，也反衬了黄金花的坚守。这或许是想印证那句“在苦难面前，女人往往比男人坚韧”吧。
《黄金花》给了这对苦命母子一个happy ending，似乎有些三观太正煽情卖弄的嫌疑。这里的亲子关系成为一种约定好的救赎。
相比而言《幸运是我》（2016）中的人物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子情：外来寻父少年阿旭因一盒鸡蛋与孤寡老人芬姨相识，由于生活所迫阿旭搬来与芬姨同住，不同的生活习性与代沟，让两人摩擦不断，却最后相互理解互相陪伴。片中的人物围绕着“孤独”，建立起了彼此的关联。
从人物关系来说，《幸运是我》和许鞍华的《桃姐》（2011）同样塑造了一对“胜似母子”的假母子。相比《桃姐》中细水长流的主仆情，《幸运是我》中阿旭和芬姨的矛盾更加激烈，而阿旭寻父的情节也更有现实意味。在这对关系中，父亲是疏离而陌生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存在似乎是一种社会特质的人格化——不信任的、但却无法回避的，一如这个社会本身对“孤儿寡母”的敌意。
父亲角色的缺失，在这些影片里直接构建了母子关系的外部困境和内部矛盾，延伸了或温情或悲悯或激烈的人物景况。
二、对仗的亲子关系：如父如子
与苦命母子形成对仗的是无言父子的人物关系。不知是囿于儒家文化圈特有的“父父，子子”的伦理框架，还是时代剧变造成的代际鸿沟，父子关系并没有母子来的那样温情。父亲与儿子的相处从来是沉默无言或矛盾丛生。
我们经常用“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的话来形容父子，男人本就是男孩，很容易就相互影响了，父子也就成了兄弟。但这样的亲子关系往往可遇而不可求，香港电影里捕捉的，更多的是如父如子下错位的父子情仇。
说起父子间的无奈关系，笔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近年的《一念无明》（2016）。一念无明，佛家所说的生命中的根本的迷惑，对于余文乐所饰演的阿东而言，躁郁症、女友离开、误杀生病的母亲、他人对精神疾病的误解……生活的一切就像是旋涡，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他。而他与父亲黄大海的僵硬关系，成为了无奈生活的最后注解。
但是作为男人也作为父亲，黄大海以一种沉默而倔强的态度，支持着阿东。外界对精神疾病的无知，使得周遭的人对阿东施放着异类的敌意。父亲无法理解他的苦痛，但天台上的父子相拥足够证明父亲的善意，他用一种近似“义气”的爱，站在了所有世俗看法的对立面，站成了阿东最后的防线。
流变城市里的人际交织，会制造很多躁动而空洞的灵魂，聚焦在电影叫“浪子”，现在的人叫他们“渣男”。《阿郎的故事》（1989）作为杜琪峰早期的作品，几乎骗走了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的眼泪。尤其是最后阿郎赢得车赛又葬身火海的结尾，随着罗大佑那首《你的样子》，让人喟叹。
严格意义上，阿郎这个人物不能算作渣男，但却也是家庭悲剧的起源。赛车手出身的他年轻时放浪形骸逼走了波仔的母亲波波，在一次车祸致残后与儿子波仔相依为命。他与波仔的关系默契而融洽，甚至可以说是优质的亲子互动，可回头一想，令波仔失去母亲的正是阿郎自己。随着波波回到香港，阿郎开始了自己的补偿。他逼走了乖巧的波仔，只是想让波仔能跟着母亲去美国享受更好的生活。
在《阿郎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变相补偿的父子关系。而在谭家明导演的《父子》（2006）里，我们会看到一种更极端的、不知所措的亲子关系。
父亲周长胜的暴躁脾气和烂赌习性逼走了母亲，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人生，也将儿子阿宝带上了歧途。身无分文的他唆使阿宝偷盗，却在阿宝被抓时离开。这个父亲角色几乎集合了所有令人憎恶的特性，却又只能让人大叹无奈。生不能养，养不能教，这种令人无奈的亲子关系，现实里又有几多呢。
三、内地的遥相呼应：原生家庭
虽然《麦兜·我和我妈妈》具有强烈的香港本土气息，但是内地电影中，依旧能够看到各式亲子关系的呼应。
较之香港对边缘人物关系的刻画，内地更多的讨论落在“原生家庭”的主题上。无论是刚刚收官的年度热剧《都挺好》抑或是豆瓣知名话题“父母皆祸害”，对原生家庭的控诉从未停止。
曹保平导演的《狗十三》（2013）中，父母离异后寄宿在爷爷奶奶家中的少女李玩，她所有的愿望和期盼不过是一只宠物小狗，却没有人能够耐下性子了解她的诉求。
“乖”似乎是所有中国家长对孩子的全部期望。不惹事、要听话、我已经给你吃饱穿暖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些夹杂在言语行动中的潜台词，相信各位读者不会陌生。身在特殊变革时代的父母在忙着生存打拼，似乎也无法苛责他们，但孩子的童年就应该如此廉价么。擅长警匪悬疑的曹保平在这部《狗十三》里用十分克制的镜头还原着一场“中国式驯化”的过程。
如果说导演真的要表达什么，可能已经在片名中说得清清楚楚了吧。
亲子关系的破裂，对于女性而言可能更加撕心裂肺，《万箭穿心》（201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宝莉作为一个典型的武汉辣妹子，面对丈夫马学武的离婚请求，她无法理解自己辛苦的付出为何得不到认可。为了报复，她举报丈夫出轨，也将丈夫逼入绝境。丈夫自杀后，她发现自己与儿子小宝有着一道不可弥补的鸿沟。
儿子恨她，恨她将自己最爱的父亲逼死。虽然和儿子生活在同一屋檐，却形似外人，三番五次被儿子误会。这种撕心裂肺大约就叫万箭穿心。李宝莉终究还是向自己的儿子妥协，跟着另一个男人搬了出去。儿子在远处望着离开的母亲，未曾言语。中国女性命运的困苦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过度依附男权，和对子辈的过度付出。李宝莉的悲剧来源于自己，更是来源于错位的情感，这对母子因为父亲的自杀而走向决裂，万箭穿心、万劫不复。
市民文化下的亲子关系，一直是香港本土电影最爱的题材之一。在这些光影流变的时代，大约也只有镜头能够忠实记录并提炼这些令人唏嘘的爱恨交织。回过头，才发现《麦兜》给了我们这纷繁世界里最感动的那丝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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