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辛德勇：专业是历史地理，为何收藏清代经部古籍？

【编者按】

4月13日，在中国书店中关村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和读者分享了自己收藏清刻本经部古籍的经历与心得。澎湃新闻经授权首刊这篇讲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感谢大家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参加我这本《学人书影初集》和读者见面的活动。当然，我也要在这里，向帮助我出版这本小书的九州出版社的李黎明先生，致以由衷的谢意。

这本《学人书影初集》，如书名所示，编录的是一些书影，也就是某些书籍中个别页面的影像图片；更具体地说，是编录了一部分我个人蓄存的清代刻本经部书籍的书影。

为什么出这样的书，以及为什么要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来编选这本书，这是在座的各位朋友都很关心的事儿，而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其实都已经做了说明：即一是告诉大家我这个人的所谓“藏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二是借此具体地体现我对文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做法。简而言之，学人买书，学人“藏书”，都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都与学人的需要和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记得一两年前，一位学术界的朋友到我家闲聊，当他看到我还存有一批经部书籍时，感到有些愕然，似乎颇感困惑。显而易见，这是超出他想象之外的。

我理解朋友的疑惑，因为我正儿八经的专业，只是历史地理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很偏很狭的小学科，我虽旁涉稍泛，但在很多人眼里，都不过是玩玩票而已，当不得真的，我自己也确实完全不懂经学为何物，那还买这么多经部的古籍干什么呢？

这事儿说来话长，最初的渊源，还要从我读硕士生时谈起。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读硕士，读博士，我正式的导师，都是史念海先生，但黄永年先生一直是被史念海先生正式请来协助他做指导工作的，所以也可以称作“副导师”。所以，即使是在法定的制度上，黄永年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更何况黄先生明确说过，他是认我为正式入室弟子的，当然我也就名正言顺地尊奉黄永年先生为我的授业恩师。

黄永年先生对我读书治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努力博览群书，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和广博宽厚的基础。从事古代文史研究，专精与广博实际上是很难两全其美的。黄永年先生的做法是，主观上尽量在两方面都做出积极的努力，但在确实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宁可失之于粗疏也不甘于孤陋寡闻。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认同先生的看法，并且很愿意效法先生的做法。

读书做学问，这事儿也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做法。按照我的习惯说法，乃是各尊所闻、各行其是。师说既然如此，我从读硕士生时起，买书，便是经史子集什么都要，什么都看看。稍有条件和能力买一点古刻旧本时，也是这样。这就是我购藏这些经部古籍的基本缘由。对于我来说，书，就是这么个买法，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考虑。

尽管如此，具体谈到选哪部书、买哪部书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书籍选择和版本选择的问题，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与我的经济条件有关，也与学术旨趣和读书的兴味相联系。

宋元版书最好，但可望而不可及。明版，好的同样买不起，烂的又看不上。剩下的，便只有清代刻本。这是版刻时代的选择，缘由只是如此；或者说是别无选择，自己能够买下的刻本，实际仅此而已。

好了，在只能买得起版刻年代最晚的清代刻本的情况下，我是主要考虑选择哪些书籍呢？

既然是买清代刻本，那么一般来说，清人著述，自为首选。为什么？初刻，原刻，文字内容更保真，作为藏品更具有原始性，也就更有特别的意义，当然也更好玩儿一些。要是隋唐宋元乃至先秦两汉的著述，通常在清代之前都有刻本流传，甚至先后会有很多刻本，清人所刻，不过是翻版重梓而已。新版出自旧版，买这种书，相对来说，就既不好用，又太平常，当然也不大好玩儿了。

基于这一原因，这本《学人书影初集》里选录的清代刻本经部书籍，大部分都是大清王朝本朝人著述的原刻本，当然还颇有一些初印本，其中有一部分书甚至是很少见的。像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的嘉庆原刻本、黄模《夏小正分笺》的嘉庆原刻本、许桂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的道光原刻本、崔述《经传禘祀通考》的嘉庆二年映薇堂原刻本，葛其仁《小尔雅疏证》的道光十九年歙县学署原刻本，张行孚《说文发疑》的初印七卷全本等等，流传相对都比较稀少。

谈到清人的经学著述，不能不述及著名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汇聚清儒治经解经的成果，固然为一代集大成之作，但收入这两大汇编中的著述，其先有单行本行世者，《经解》对原本每有割裂删减，或依据翻印劣本，较诸原书旧本，颇多变易，故研究者治学，还是应该尽量先援用单刻原本。

惟清儒治经，固然盛极一时，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既属天下显学，每有一书出世，就会风行各地，人手一编。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由于清儒所为多属枯燥艰涩的考证之学，理解读懂是很不容易的，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因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关注者毕竟还是相当有限，以致书籍印行，往往并不十分广泛。加之屡经变乱之后，有些书籍留存于世间者已经相当鲜少，今日若是想在书肆中求得一册，已是难乎其难。

其实不仅是在当下，清末藏书读书的达人叶德辉先生，在购求清人经学著述单行本的时候，就已经遇到很大困难。叶德辉先生在所著《书林清话》中记述当日情形说：

藏书大非易事。往往有近时人所刻书，或僻在远方，书坊无从购买；或其板为子孙保守，罕见印行。吾尝欲遍购前、续两《经解》中之单行书，远如新安江永之经学各种，近如遵义郑珍所著遗书，求之二十余年，至今尚有缺者（郑书板在贵州，光绪间一托同年友杜翘生太史本崇主考贵州之便求之，不得，后常熟庞劬庵中丞鸿书，由湘移抚贵州，托其访求，亦不可得。两君儒雅好文，又深知吾有书癖者，而求之之难如此。然则藏书诚累心事矣。他人动侈言宋元刻本，吾不为欺人之语也）。可知藏书一道，纵财力雄富，非一骤可以成功。往者觅张惠言《仪礼图》、王鸣盛《周礼田赋说》、金榜《礼笺》等书，久而始获之，其难遇如此。每笑藏书家尊尚宋元，卑视明刻，殊不知百年以内之善本亦寥落如景星，皕宋千元，断非人人所敢居矣。（《书林清话》卷九“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条）

由于正、续两编《皇清经解》已涵盖绝大多数清人经学著述在内，故叶氏所述“欲遍购前、续两《经解》中之单行书”的志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购置清人经部书籍的基本指向，选编在这里的清人经学著述，大多都属于这类性质的版本。叶德辉先生举述的“张惠言《仪礼图》、王鸣盛《周礼田赋说》、金榜《礼笺》”，都是众人瞩目的上乘精品，这些书我虽然无力收储，但幸运的是，他提到的“新安江永之经学各种”，这部《学人书影初集》里即载有其刊刻精善且流传稀少的咸丰元年陆建瀛木樨香馆刻本《江氏韵书三种》；“遵义郑珍所著遗书”，亦载有咸丰二年原刻本《巢经巢经说》。这也算差强人意了。

不过时值今日，旧刻古本，日渐稀少，我个人的经济能力和精力又实在有限，真正的藏书家人所必备的有钱、有闲两大条件，都差之甚远，故实际买书，不可能再持叶德辉先生当年的宏愿，一见到清人经学著述的单刻原本就统统收入书囊，而是一要随遇而安，二也不能碰上啥算啥，还得挑挑捡捡。

常逛书店的人都明白，寻书觅书、挑书买书的过程，就是知书、识书、读书的历程。每买下一本书，就同时了解了八本书、九本书、十本书，乃至几十本书，上百本书。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中，具备广博的文献学基础，不管对哪一具体学科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所谓文献学基础，首先就是要尽可能多知书、多识书，连有什么书都不知道，遑论其他。

为什么喜欢逛书店买书的人这方面的基础普遍都要更好一些，首先是因为在书店里翻看的书比在图书馆里阅读的书更多、更快；至少中国的书肆与图书馆相比，情况就是这样。其次是在很多书中买下一本书，这是一种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抉择。现在市井文化中流行一种说法，叫“选择困难症”，或曰“选择恐惧症”。抛开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和病态的心理不谈，面对选择真正的困难或者恐惧，是选择者的无知，脑中空洞无物，看什么都一样，当然是无法做出抉择的。

要想在很有限的条件下选到好书，买下好书，就需要对相关学术和文化的背景有所了解。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清楚，心里就会越有数，当然就能发现知识水准不如你的人所不能知晓的好书。前一阵子，听社科院哲学所的高山杉先生说，他在无人理会的旧刻本佛教著述中找到不少好书。这就是因为他懂佛教，懂佛学，而同样的书，就是放在我眼前，我也会视而不见。这怪不得别的，只能怪自己无知，无知必然无能。在佛学方面，我是一窍不通，结果只能如此。

为努力博览群书而去买书，而要想买到合适的书籍又首先要求你具有一定的阅读，通过阅读先具备选书买书的基础。这看似跋前踬后，不知先迈那条腿是好，可事实上好多事儿都是这么一回事儿。读书和买书，实际上常常互为因果，在相互裹挟着往前行进。究竟谁先谁后，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得看你是在什么时候、也就是哪一个时点上看。

买清人经学著作，最好能够预先或者是在找书、买书的过程中查知相关著述的基本情况。在这方面，可利用的引导性书籍，并不是很多。当然首先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但这本书举述的书籍太少，相关学术源流更无从了解。

很多很多年以前，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刚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时候，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晚近学人朱师辙先生撰著的《清代艺文略》。这书虽然名为“清代艺文”，但实际印出的只有经部书籍这一部分内容，也不知全书最后有没有写成。我认为，这部仅有经部的《清代艺文略》，是现在我们了解清人经学著述以及学习清代经学知识最好的导读书籍，也是最好的入门书籍。

这部书印行于1935年，由华西协和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学系发行，铅印线装，样子不是十分气派。可惜的是，不知为什么，流通不广，鲜有人知。幸运的是，我买到的这册书，还是作者朱师辙先生自存的本子，上面有他对手民误植文字舛错的更改；更重要的是，他还对原文添入很多增订的内容，大致相当于一部修订的稿本，也可以说是朱师辙先生最终改定的唯一定本。我的学生周雯博士最近着手整理此书，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提供给大家，作为了解清人经学著作和学习、利用清人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参考。

除了参考《书目答问》和《清代艺文略》这些书籍之外，业师黄永年先生的指教，是我购买古刻旧本时的一项重要指南。在清代经部书籍方面，黄先生的指教，对我的帮助尤为重要。

恩师读过的书实在是多，对四部古籍都很熟悉，也精通古籍版本，不管是哪一类书籍和相关的版本，我都随时可以得到他的指点。我在这里特别强调黄永年先生在清代经部书籍方面给我的指教和帮助，是因为在四部古籍当中，我对经部尤为生疏，从而也就愈加需要借助老师的引导和助力。地道的经书，我是一经也看不明白，因而也就更谈不上读懂清儒的经学研究了，只能是就自己所知所能，在一些个别、孤立的知识点上，对清人的经学研究成果做一些技术性的借鉴和利用，至今仍然还是停留在这种状态上。

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和《清代版本图录》里面就有很多与清代经学和经部著述相关的内容。当面请教时，我可以就这些书里谈到的清人经部著述请他做一些更详细的阐释，从中能够获取很多周边的知识，而且还可以“顺藤摸瓜”，再三请益，由一部书、一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拓展到其他相关的书籍和相关的知识上，真的是“举一反三”，收获满满。

业师黄永年先生谙熟清代学术，而经学研究是整个清代学术的核心，清代的学术也以经学最为兴盛，就像朱师辙在刚才举述的那部《清代艺文略》中所讲的那样，“有清一代学术，综而计之，以经学为极盛”（《清代艺文略》之《总叙》），因而黄永年先生对清儒经部著述和经学研究无不了然于心，谈起来如数家珍。我觉得黄永年先生身后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为学术界留下一部清代学术史。这是只有他才能写得出的味道深醇厚重的学术史，别人是谁也写不出的。明白这一点，大家就很容易理解，黄永年先生的指教，对我能够买下一些清刻原本彼朝学者的经学著述，会给予多么重要的帮助。

当然，像这样的老师，现在不但不可求，即使走遍世界，也不会再遇到了。同辈人中，这是我独有的幸运，这是谁也比不了的。不管羡慕、嫉妒，还是恨，怎么着也是没办法。

看我在这里强调读合适的入门书，请教懂行的老师，大家自然明白，我买这些经学书籍，同我购买所有书籍一样，首先看重的，是书的内容。因为单纯看古书的外在形式，这太简单了，并不需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就像连傻瓜也懂得房子是供人住的一样，书印出来就是供人读的，这是一部书最本质的价值。不论古书，还是现在刚刚出版的书籍，都是这样。这也是古刻旧本与其他许多古代文物很不相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我购买古刻旧本，在意原刻初印，都是因为与那些晚出后印的版本相比，这些版本的文字内容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而且这样的价值基本上都是无以替代的。

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很多购买古书作为藏品的“收藏家”或古籍收藏“爱好者”，似乎明显关注不够。收藏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癖好，当然一个人有一种藏法，既不可能、也绝不应该而且绝没必要强求一致。但同一类藏品的内在性质，是具有共同性的，因而我想在这里强调指出这一点，以供藏书爱好者参考。

所谓古书之美，本质上和人的美丑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素质而不是人们的外表。大众偶像中的俊男靓女，只是一个远远看上去似乎很美的印象，好看，可实际上并不一定都耐看。心里放得进去，眼睛里看了还想再看的美，就是近密接触也能经久不衰，肯定不会徒有其表。书和人，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这话讲得好像有点儿玄了，有些朋友可能一时还难以理解，大家慢慢体会吧。我相信买书、看书的时间越久，认同我的人会越多。

不过并不是这样讲我就不看外表，不重视形式了，书的内容好，刻得也美，印得也妙，二美相并，岂不更佳。

就我本人过去所购买的古刻旧本而言，主要是由于经济能力的制约，实际能够买下的书籍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先择取内容更加重要的书籍，而不是优先考虑那些版刻形式更为精美的书籍。另一方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些雕版和印制都很精良的书籍，自然求之者众，价格便一向被推得很高，大多就都是我努着劲儿够也够不着的了。这样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我收存的这些经部书籍当中，众所艳羡的精刻美本，并不是很多。

尽管如此，由于在我年轻的时候，日复一日地徜徉于古书肆中，年深日久，还是有机缘买到一些版刻精良的美本。即以这本《学人书影初集》所收录的这些清刻本经部书籍而论，如道光六年蒋廷瓒眉寿堂原刻本顾栋高著《尚书质疑》，软体精刻殊佳，且白纸初刷，印工精良，世间流传稀少；又如咸丰三年汪氏家塾恩晖堂原刻本汪献玗著《禹贡锥指节要》，系所谓仿宋精刊，字体刚劲俊朗，在同一时期同类刻本亦堪称上驷，且书刷印亦早，殊为美观；再如咸丰十年原刻本郭柏荫著《变雅断章衍义》，写刻字体精雅，有其独特的韵味；还有嘉庆十一年张敦仁仿刻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郑玄注，是由当时金陵最著名的刻工刘文奎操刀镌梓，自是一时名品，且刷印无多，学人求之不易；道光间原刻本吴云蒸著《说文引经异字》，亦写刻甚精，且印本少见。特别是道光十九年祁寯藻依景宋钞本仿刻的《说文解字系传》，精刻初印，可谓至善至美，又是最基本的文字学典籍，因而备受世人推重。像这样的书籍，都是人见人爱，只要你不是傻瓜，谁看到都会喜欢的。

这样的书，好确实是好，但你要是只知道喜欢这些书，只希求收藏这些书，不顾一切去寻摸这些书，那我就要说句不大恭敬的话：这好像多少有点儿傻。

除了清朝本朝人的著述之外，在这本《学人书影初集》里面，也收有一小部分前代撰著的经部书籍。这些书籍，往往也都有自身的版本特色或是学术价值。

在这方面，刚才提到的清嘉庆十一年张敦仁仿刻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本郑玄注《礼记》，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版本的文字内容，是由清代第一校勘高手顾广圻勘定，正文之末附有《考异》两卷，在作者项中，虽然题署的是张敦仁的姓名，但实际上完全出自顾广圻之手，学术价值极高。同时，由于操刀雕版的刻工为金陵名手刘文奎（实际上他也是天才南北各地技艺超人一等的名家），故其版刻亦属清中期仿宋刻本中的上乘名品，而刷印无多，当时就世不多见，现在更是难得一遇了。

当年我买下这部书，还有一点点故事，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讲一讲。

买这书的书店，是北京琉璃厂西街的“古籍书店”，就是李一虻先生题写店名的那一家（葛优出演的《大撒把》，有些场景就是在这家店里拍摄的），可见这是琉璃厂里比较重要的一家经营古刻旧本的书店。古书是摆在店铺的楼上卖，不熟悉的读者，望而生怯，往往根本不敢上楼；即使壮着胆子上去了，对于生手，卖书的老师傅也总是带搭不理地冷眼看着你。不过我去得多了，总是在那里混，老师傅有时也会帮忙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那一天，我总共挑出三种书，定价差不多，都是二百三十块钱上下（在当时，大致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

一部是初印的《白下琐言》。清末刻巾箱小本，其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字迹为绿色。明代后期以来，书版雕刻始竣，最初试印的本子，或用硃墨（朱印本），或用蓝墨（蓝印本），虽说都印行无多，不过赠予友人，聊博一粲而已，但这样把戏已经普遍玩耍，以至从总体上来看，朱印本和蓝印本都并不稀见，像这样绿墨初试的样本，才堪称罕见难求。

另一部是清初人陈廷敬的文集《午亭文编》。这是著名的“写刻本”，由书法名家林佶手书上版。在讲清代版本时，这书几乎是人所必提的代表性刻本，与同人所书汪琬《尧峰文抄》、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古夫于亭稿》并称“林佶四写”，一向为古书收藏家看重。我看到的这部书，虽然刷印时间稍晚，但也版面仍然清清爽爽，没有漫漶不清的地方。

我把这三部书放在一起，比来比去，一时拿不定主意。喜欢是都喜欢，可口袋里的钱只能买下一部书。快下班了，老师傅看得不耐烦，向我示意该买《午亭文编》：那书刻得更好，更有名，想要的人也更多，因而若不赶紧买下，很快就会被别人拿走了。

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这部郑注《礼记》。须知当时不像今天，所谓“经学”，竟然如此昌盛，那时根本听不到有什么人会提及这两个字。我反覆权衡之后留下这部书，只是看重它是一部早期基本典籍，做历史研究离不开它。其实不仅早期的经学著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清代的经学研究，涵盖范围甚广，涉及古代文史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因而研究很多历史问题，也都离不开清儒的经学著述。至于很多人大力倡导并积极投身其中的经学研究，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也看不明白这种经学研究究竟能够前行多远。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和喜欢古书的朋友谈及选购这部郑注《礼记》的过程，还一直有人为我错失绿印本《白下琐言》或是林佶写刻本《午亭文编》而惋惜不已，可是老师黄永年先生对我这一抉择却大加赞赏，以为这才像一个学者的样子。

在这本《学人书影初集》里开列的第一种书的书影，是清初学者顾栋高的《尚书质疑》。在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述及学者读经应取的态度，乃谓之曰：“学者读经，须具史识方可。”（《尚书质疑》卷上“编年起于《尚书》论”）顾栋高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它影响着我在阅读经书的时候，始终注意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书中的文句，关注很多经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有为而发，当时都有特定的指向。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经书，利用经书。

《学人书影初集》里与这部郑注《礼记》同样性质的书籍，还有道光四年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解诂》、清康熙刻《通志堂经解》初刷捺印本宋刘敞著《公是先生七经小传》、乾隆五年马氏丛书楼刻本唐张参著《五经文字》和唐唐玄度著《九经字样》，以及乾隆四十四年汪启淑据汲古阁影宋钞重刻本宋夏竦著《古文四声韵》等。这些书，不管是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是其史料价值，或者是它们的版刻艺术价值，都一向为人所重，不宜轻忽视之。

选编到这部《学人书影初集》里的清刻本古籍，还有一小部分，带有前人的批校，世上别无第二本。如杨钟羲批注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残本）、吴玉搢批注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和《九经误字》、佚名批注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沈兼士批注毕沅《释名疏证补》、卢文弨校本《说文解字系传》（残本）、佚名批注郑珍《汉简笺正》等。这些批校的文字，也是很多学者和古籍收藏爱好者特别关心的内容。

总的来看，选编在这本《学人书影初集》中的清刻本经部书籍，作为一种收藏品来说，虽然其绝大多数都谈不上有什么特别高昂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但大多都与清代的学术和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并且其中有很多书籍在今天已经不大容易读到原书了。我希望这部书影的出版，能够对大家了解这些书籍并进而认识这些书籍、特别是这些书籍的学术内涵有所帮助。

我另外还收有一些流传不多的清刻本经部书籍。例如，时下许多学者很重视的礼学著述，我曾觅得一部清初所刻当时人甘京撰著的《四礼撮要》，传世就极为稀少，其内容对明清时期仕宦乡绅乃至普通庶民之家所谓“家礼”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而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时并未予以著录，早已近乎无人知晓。又如现在颇受一些学人关注的石经研究，我过去买到有清省吾堂刻本万斯同著《石经考》、清嘉庆稻香楼刻本林彖著《石经考辨证》，就都流传不多；另外像顾炎武的《石经考》，是唐石经研究的开山之作，学术史价值重大，而我获有其康熙原刻初印本，现在也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佳品了。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这些书没有能收到这本《学人书影初集》里。如果各位读者喜欢我这部书的内容和编录的方法，将来或许以后还有机会出版增订本，届时可以再多列入一些书籍。

各位朋友，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年轻的朋友，当年我开始痴痴迷迷地买书收书的时候，还很年轻，还属于官家认定的“青年学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能够买下的古籍，其版刻年代也太晚太近太新。可一转眼，几十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不知不觉地，我就这么老了；另一方面，由于古书日稀，各位年轻的朋友在今天来看我当年买下的这些太晚太近太新的“古书”，好像也真的变得很“古”了。

若是很不恰当地借用唐人孙过庭在《书谱》里讲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大家眼前这种状况，或可谓之曰“人书俱老”。时光，伴随着读书的生活而流逝。在这样乍暖还寒的春天里，令人唏嘘感慨的事更多，只是说也说不清楚。